编者按：山东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推进“人文社科振兴计划”，弘扬“文史见长”传统，全面提升人文社科学术原创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能力、国际学术影响力，创建知名学术品牌，培育“山大学派”。在奋力进行“双一流”建设，实现山东大学“由大到强”历史性转变的征程中，如何打造人文社科学术重镇和原创思想策源地，如何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山大作用，是全体山大人关心、关注的问题。在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山东大学新闻网——山大视点网站采访了学校20位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家。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治学感悟，以及对学校人文社科发展的殷切期望。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 刘大钧：

我的治学感悟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治学必须以德为首。《易经》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叫“进德修业、崇德广业”。什么是“德”？不显才为德。不要处处彰显自己，要谦和，有德的人不显美德。“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是《易经》对于治学的一种见解和认识。

山东大学历史上在文史哲三个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我想引用《中庸》上的一段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真正的“孝”是继承、发展前人的事业，并且能把这个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真正的“孝”。正如余纪元教授所说的，是实现前辈的期许、意志与梦想，是对传统的不断创新。希望我们时时、世世地对山大文史哲等传统优秀学科展现出前面所说的这种大善、大孝、大美。

我对学校今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寄望是：随着近年来西方文化走向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互相交流变得比过去几百年频繁得多、范围大得多；因此，中国的经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创造性发展。如何发展经学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中国哲学中最鲜活、最有生命力部分的问题。一些西方著名的学者，如荣格，也吸纳了中国的经学研究，发展本学科的优势。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即经学研究今后也要进一步拓宽视野。今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以更广阔的境界和视野，来对待经学、子学以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一种自得圆融的状态下，把中国哲学的“大道生生”加以扩展。要用《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角度和内涵，发扬光大我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 袁世硕：

我1953年毕业，在山大学习，在山大教书，在山大做研究，这三个方面，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之所以成长，我觉得一边学习、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这是一个最佳的途径。我学习了老一辈老师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的方法，这些使我能够有志学、有路子、有遵循。另一方面，我受到原来老校长的启发，重视学点哲学，学点理论，这对我研讨一些问题都起到很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如果说我这一生写了一些文章，在我们这个学科当中有所创获，那还得力于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从来没有想有什么成就，我只是想解决在我专业当中现在存在的、发生的问题。由于我提出的一些新见解，做出了一些成就，因此国外的同行专业期刊也都做过一些介绍，但绝不是我的初衷。

因此我想，我们学校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文史见长，在全国高校当中，是公认的在文史这两个专业方面走在学术前沿的。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走在各学科的前端，做出了一系列成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第二就是我们的学生质量好，当时在各个专业，都有全国有名的教授，他们始终给学生上课，因此我们的课程比较扎实，学生的专业基础比较好，在工作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给我们学校赢得了光荣，赢得了声誉。我们学校应该在这两个方面来争取再度辉煌：一个是在科研上要有新的成就，在专业研究有所创新，有所突进；第二是让学生的培养质量也能够超越全国其他学校的水平，让他们在工作上有所成就，为我们的学校争光。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 曾繁仁：

我的治学感悟就是把治学看成人生价值的一种寄托或者提升，使人生更有意义和价值。我快八十岁了，在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做点有意义的学问，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我希望山大的文科秉持一个基本的观念——固本创新，“本”就是把原来的“本钱”巩固下来，然后再创新。我们的本钱是“文史见长”，我们的中文学科是学科评估时的A类学科，我们有四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这一点“家当”要保持好，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学校重视文科发展，首先要数数我们的“家底”，先把这些基本的保住，然后再开拓新的领域，我相信我们的山大人文学科经过努力是可以振兴的。

教师这个职业是个很崇高、很令人骄傲的职业，我的想法是应该对教师这个职业有点敬畏之心，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各方面合格的老师，上好每一节课，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情。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路遥：

我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是和历史社会学结合来研究的，这个非常重要。整个历史学科研究，最多结合到政治学。义和团运动研究难度很大，可以说至今为止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单独写成一本义和团史。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能够列入世界大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是怎么回事，怎么开始的？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当时国家把任务交给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为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相关材料是空白的，我们1960年就开始着手做。怎么做？我们从田野调查做起。山东大学整个历史系，从老教授到年轻教授统统下去做调查。1960年、1962年、1965年三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给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步我们做成功了，材料很多，已经出版了。我从中得到最重要的感悟就是历史社会学的结合。关于义和团运动，马列主义的观点评价很高，山东大学能够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牢牢地把握住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它的意义，这不是一般人做到的。我们山东大学研究义和团运动是一面旗帜，下了很大功夫。十年一次的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一共五次都在山东大学举行。

山东大学有一些特有的名片，今后应该考虑由学校力量促进发展。义和团运动研究整整40年来都是山东大学的名片，现在只要想了解义和团研究，都到山东大学来。而且山东大学引进了德国的大学教授狄德满，是学校人文社科一级教授，编著了70多万字的《义和团大辞典》。义和团研究工作要继续增加力量，希望学校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文章千古事，甘为一布衣。我退休之后，希望学科后继有人，继续发展。

山东大学一级教授 温儒敏：

我做的是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这些年做得比较多的是现当代文学，最近十多年又比较关注基础教育，所以我研究的范围比较宽、比较广一点。最早的比较集中做鲁迅、做文学史的研究，后来研究范围拓展开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和社会现实有紧密的联系，要解决一些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这个学科的年轻人、年轻的学者，要找准自己学术发展的某一个方向，要找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持之以恒地围绕这个方向不断地做。如果长期围绕有意思的、对社会有价值的题目始终做下去，一定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比较大的成绩，就怕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项目搞了很多，最后一无所获，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做现当代文学不能只关心我们学科本身，涉及面应当拓展一点。比如说我本身是做文学史的，这几年我到山大以后和研究室的人一起做文学生活研究。不是说我是打井式的，我一辈子就研究这点，当然这也很好，也是必要的，也要有人这样做，但同时应该有人做出去，做出去的意思是关注社会所期盼的、所要求的一些更有学术价值、更有份量的题目。因为现当代跟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关系都是很密切的，我们山大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也要跟其他的学科有所整合，所选的题目不要是层层相应的、轻车熟道的，而是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新，同时又贴近社会需求、社会关心的题目。这样的题目是很多的，关键是能不能静下来认真去做。山大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这方面都有积累，这些方面我们利用好是有前景的。

山东大学一级教授 张蕴岭：

我是山东大学外语专业出身，研究生招考的时候我报了世界经济系，有一个想法就是研究国外，看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实际上我毕业以后做的工作就是了解国外，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因为工作需要，我要懂国家政策，除经济外还要懂政治，还要懂国际关系，就是要不断学习，应该说学无止境也做无止境。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有国家情怀，世界眼光，国家情怀非常重要，要做成一件事必须下大功夫，要带着当时的定位来做研究。推动中国参与区域合作是出于两个考虑，一个就是中国的利益，另一个就是区域的和解、和平和合作。我带着情怀来到了山大，推动成立了东北亚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办好一个学院，办好一个实验型的新兴交叉学科，也不是说一年两年能做起来的，还要长期积累。在中国一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不能没有，而且不能不强，而真正的国际问题研究是从国别区域开始的。中国崛起后显示的作用就是能够有能力解决东北亚问题，使这个地区走向和平、合作。

山东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要为科研提供真正的科研环境，除了引进人才，更多地要思考怎么来培养人才，怎么更多地培养面向未来的青年，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甄别人才，第一要有志向，愿意做，第二还要有能力。山东大学要实行一个更灵活的，真正有利于学者老师们能够去创造的制度，同时教学应该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相信将来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王学典：

我来到山东大学已经40年了，最近在和一些青年学者、学人接触时，我经常强调几点：第一点，治学得“占领一个山头”，讲好一门课。所谓“占领一个山头”，就是得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这个“一亩三分地”里，不能保持“称王称霸”，至少也得有相当的号召力；在某一个专业范围之内，学问必须得做得很精。所谓讲好一门课，就是这门课要讲得别人不可替代，我觉得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同时又不能画地为牢，必须把自己的学术根据地放在全局中去观察。换句话说，必须切实做好宏观和微观的统一，把你的治学根据地放在一个宏观结构中去把握、观察，才不至于故步自封。这特别重要。目前很多人考虑问题只是从一点出发，没有放在宏观的视野之下去把握，所以常常会出现问题。第三点，青年学者必须在功力和见识上取得一种平衡。光有功力或光有文献的功夫还不够，思想和文献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因为任何的观点都不是靠文献自动产生的，它是一个互动的结果，有你的洞察力、观察力、概括力。能把文献提炼概括成思想、概念，这样才能在思想界站住脚跟。

我个人是做学术史的，在做学术史的过程中我常常把具体的问题放在学术史的视野当中、背景之下来观察，包括对山东大学文科的发展。我感到，即将召开的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非常及时；不光是山东大学的人文社科，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视野都面临一个结构性转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中，我们经历了三次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从十八大之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以现代化为中心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中心的学术转型，现在正处在这个转型的开端阶段。所以我个人感觉，未来三十年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主要走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现在开始，我们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要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山东大学处在孔孟之乡，所以我们有责任，也应该有担当，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型当中走在前列。我对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前景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希望山东大学以这次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为契机、为起点走在全国前列，走在学术界的前列。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郑杰文：

一个人学术成绩的取得，不光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个人拼搏，更离不开师友的帮助，离不开时代的造就。感谢我的硕士学位导师董治安先生、博士学位导师南京大学的周勋初先生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他们教会我以文献整理为深度学术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治学方法。我照此治学方法依次进行了先秦儒家、墨家、纵横家典籍，以及谶纬文献的深度整理和综合研究工作，撰写的《中国墨学通史》获教育部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领衔的《中国经学学术编年》获评“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我感到十分荣幸。感谢山大古典文献学同行的信任，让我作为学科学术带头人，与全校30余名同行们一道，拿到了古典文献学科的省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感谢山东大学的信任，在2010年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把5个重大委托项目之一的“《子海》整理与研究”委托给学校时，确定我作为该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让我与180多个国内同行一道，复制影印、整理出版了1118种子部成果；感谢国家相关部委的信任，让我担任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首席专家。我将与数百名国内外同行一道，用10年的时间，基本摸清中华古文献在全球的存藏情况和学术价值，对藏于境外而国内缺失的汉籍做再生性回归，并加以整理研究，以完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存藏，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引领世界文化发展。学术道路修远漫长，我将继续上下求索，与同行携手努力，为中华民族古文化典籍精华整理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术是学者的生命。一个学者，最看重的是学术发展平台，是学术成果获得认可。愿学校尽可能为老师们提供不同的学术支撑，尽可能为老师们提供公正又实事求是的评价标准，使老师们能够心情愉悦地为学校实现“双一流”目标贡献各自的聪明才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杜泽逊：

搞学问首先得用功，用功是在读书上。如果一开始就按需求去搜寻资料，那原书的精神不能领会，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不能领会，本学科的主旨就不能领会，解决不了一个治学为什么的问题。搞学问的长远目标，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精神层面上的创造，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所以做学问要有方向感，要往高的地方、美的地方去引导，这是我们的目标。个人出点成果那是为总目标作贡献的一个小方面。此外，做学问需要追求创新。创新的前提是掌握前人已有的辉煌成就，对前人的成果怀有敬畏之心。创新必须得明确新和旧的界线，明确了这个界线，那你在创新领域的成果越多，贡献就越大，就越能获得同行的尊敬。所以既要追求真正的创新，同时还得追求创新的量。在创新和量之间，先要保证创新，如果不能多创新，就少创新，不能因为追求量而淡化创新，那样的话就事与愿违了。

我们的“文史见长”，很大一个背景就是文史哲不分家。我们承担国家清史项目，承担艺文志，搞清人著述总目，这些都是文史哲交叉的，里面也有科技史。所以，不分家对搞中国古典学来说是一个原生态。山大中文学科过去很领先，这是咱们的精神力量。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做到领先，过去领先过，现在可能不很领先，但是也很靠前，我们还可以更领先，大家都去争领先，咱们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可能引领世界。文学院尤其要争领先，我想应该有这个信心。外界有一些对我们的评价，总体看好，认为是在提升，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也应该变成力量，多努力，争取让它慢慢提升，但是不能冒进、不能躁。搞学问要沉下心来，欲速则不达，过去叫十年磨一剑，搞学问同样要遵循这个规律。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黄少安：

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做经济学研究，和现在这些年轻老师相比，我最大的幸运是从来没有为了评职称或者是一些“头衔”写文章。当时觉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肯定需要很多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我在考研究生的时候就想着，个人的理想要和国家、社会的发展相一致。那时写文章，就是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自己有很多看法、想法，不写出来憋得慌。总结一下就是说，自己对经济科学研究有兴趣，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做基础理论研究的时候，你可以追求自己不同的观点，但你做应用、对策研究的时候，一定要高度慎重，否则有可能祸国殃民。我现在这样想，也这么做，给学生也这样要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有他的地位，一定是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有所发现、有所解释、有所作为；但也有他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崇拜、盲从。要敢于创新，创新的前提是你要懂得一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理论都应该重视，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创新。经济学的发展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以现实问题推动的，历史上重大的经济学创新和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现实的产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大有作为的，特别是中国大转型、大变革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把本土化的问题和国际化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我们现在的年轻学者一定要坚持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怎么发现、把握问题，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转化成科学中研究的问题。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傅有德：

我在山东大学40多年了。先是研究西方哲学，代表作是《巴克莱哲学研究》，已经出版28年了还有人在读，感到很欣慰；1992年起研究兴趣转到犹太哲学与宗教，出版了《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和《犹太哲学史》等著作，为开辟中国的犹太学研究尽了一份力量。同时，作为主要学术带头人争取到了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的研究基地，目前这个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宗教学研究的重镇。

我的治学体会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某个哲学家、哲学流派或者领域，要“竭泽而渔”，尽可能掌握所有的一手二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接着讲”，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新观点。我的《巴克莱哲学研究》做到了这一点。二是要有恒心和韧性。选定一个研究方向后要持之以恒，不随便调整方向。方向多了，用力就不集中，经常调换方向就很难在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三是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应该有大视野，要考虑到时代需要。我当年去英国学习犹太文化有偶然性，但将其确定为毕生的研究方向，却是反复考虑了20世纪中叶以来，文明对话与互鉴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并结合时代需要，才最终确立的。

往昔辉煌堪追忆，未来华章待新人。山大文科曾有过3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辉煌，我们追忆往昔荣耀应该感到骄傲，但不能沉湎其中，应该将其视为一种鞭策和动力，激励新一代的学者在新时代开创新的篇章。我衷心希望新一代的山大学人能够继承老一辈名家扎实厚重的学风，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立足中国，心系天下，多创造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符合时代需要的高水平成果，尽快将山东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方辉：

我从事的学科是考古学。如何使自己的学术跟上国际国内学科的前沿，一直是在调整的过程中，要做到这点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从1995年开始，我的很多学术经历是在国际合作当中不断地感受、体会的。简单来说，通过国际合作我们认识到了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性，考古学应该是一个交叉学科，我们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引导，往这方面布局，使我们的考古学科有了现在的特色。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基本功要扎实，同时要有一个开放的、多学科的视野，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学科声誉，使我们的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我个人的研究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做课题，力求有一些特色。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科研很重要，对整个学科发展方向的规划更重要，要在学科范畴当中把握国际前沿，同时引导这个学科往前发展。

学校要做大做强，对历史学科来说，首先就是引进人才，学校人才新政是非常好的举措。年前，我们在学科方向凝练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各个学院、各个学科也应该做这种凝练工作，凝练了就要重点扶持。我们在进人、科研经费的配比，各种组织的支撑方面要给予重点支持。再就是现在的学问不光是纯粹自己小作坊式的做学问，要因应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文史学科怎样服务国家需求？国际交流是一方面，像历史学科与“一带一路”完全可以对接，因为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另外，我们还要担起我们的责任，正常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对国家的发展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大学荣聘教授 刘玉安：

学科之间有区别，但俗话说“改行不改理”，治学的道理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想有所建树、有所发现，就必须要具备专注的精神。我特别喜欢黑格尔的一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看问题要讲辩证法，要从各个角度去看；但研究问题就要讲点形而上学，要抓住一点不放。”治学也是一样，不能完全由着兴趣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国际政治领域的许多问题可能会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但是作为学者必须要坚守自己的领域，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必须要专注。现在的时代有很多诱惑，但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做学问要像办企业、办实业一样，它本来就是一件很艰苦的事业，既不是买股票，更不是买彩票，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在学术上，我反对一炮走红的概念，我认为在学术上不存在一炮走红，那是多年的积累才有可能发生的事。一个研究工作者，还想要做点事的话，就必须坚守，必须做出自己的特点。没有个性的话，想要在当今的学术领域内有表现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没有特点就可能会一事无成。这也是我比较深的一点体会。

刚合校的时候，我当时对学校发展提出的建议与我的治学理念是一样的：“徐徐下手，久久见功。”我们山大的特点是要培养一流的本科生，学问应该从本科抓起。徐徐下手是指做学问急不得。我想到山大两位老校长，成仿吾和华岗，他们当初都是国内知名学者，都是从很平凡、很小的事情做起。现在我们的本科教育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看到许多学校都有我们的校友，也感到非常自豪。做学问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要多培养人才，从对人类历史影响这种大的方面来说，这才是正确的理念。学问不是跑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要研究事物本质就要冥思苦想。对于学校发展也是这样，我们也得坚守。山大处在文化大省，自身文化发达，所以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收获。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王韶兴：

山东大学的一流建设，离不开人文社科的一流建设；做好人文社科的一流建设将会对学校的一流建设提供有效的价值引导。一流人文社科学科建设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国家层面来讲，就是要很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还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学校层面来讲，就是要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率先实现由大变强。要想做好，以下三点不可或缺：第一，要开展学科研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学科在战略上的制高点；第二，要做好顶层设计，有效整合校内有关的学术资源，实现学科整体上的优化发展；最后，要深化学科管理体制改革，解放科研力，发展科研力，最大限度调动广大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一流大学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要把学科做得好、做得实、做出成绩来，要从以下三点发力：第一，要有信仰，就是对学科的信仰、对理论的信仰，对理论目标的执著追求；第二，要能吃苦，要有很大的付出，能够扭住一个方向研究到底；第三，要体现在自己的教学、科研过程之中，为学生的成长服务，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山东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一流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山大对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和扶持力度很大，要求很高。接下来我们会在山东大学的总体布局、安排和要求下进一步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建设，搞好我们的教学教研、人才培养，做好为社会服务、治国理政等各项工作。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臧旭恒：

国家40年改革开放的成长过程，正好也是我治学的过程。我研究生读的专业方向是巜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博士读的专业方向也一样，所以我的体会是，首先，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治学。第二，一定要针对我们国家的重大现实问题来进行研究，抓住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方向和领域关注的热点来进行研究。第三，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与方向，不能是今天一个方向，明天一个方向。 我从读研究生开始，30多年，一直坚持把消费经营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当然除这个方向以外，根据学科的发展，我也长期坚持关于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大体上主要是这两个方向。选择一个方向，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扎实实、坚持如一地持续进行研究。此外，要借鉴人类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要借鉴不同学派的好的成果，争取创立我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学派，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从事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我们应用经济学科近年来发展比较快，我希望山大在文史见长的基础上，能够在应用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发展得更好，使应用社会科学能够追赶人文学科，成为和文科、人文学科并驾齐驱的学科，共同为振兴山大的人文社科作出贡献。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杨蕙馨：

我本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来学习经济学的，后来转到了工商管理学科。从这些年的教学科研体会来讲，我认为无论是哪一位青年才俊，有志于学习工商管理学科或者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都应该舍得下功夫。这个功夫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学好基础理论，另一方面要不惜一切抓住所有的机会，来了解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 因为这个学科是致用之学，如果说不理解中国企业的经营和运转的情况，很难做出服务国家、服务企业的成果。

我认为如果要对人文社科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需要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现在的我们有点像网上说的计件工，或者说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要按时按点地出一些成果，这种状况会使大家沉不下心来。有一些学者专家，他们的研究需要一个较长的生产周期，或者较长的撰写调研周期。所以，如果要进行评价首先应该稍微放长一点期限。其次是在成名作或代表作的基础上，稍微加一点数量。现在有些青年学者比较注重数量，因为我们的各种评价体系会以近三年或近五年的作品数量为标准，有一些人不得不把自己一些成果提到加紧产出的实践中。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何中华：

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兼及中国文化问题。在山东大学工作30多年来，我一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情有独钟，因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在研究马哲的过程中，我主要的体会是：一定要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它特别注重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思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突出的特点。所以我在研究中，一方面注重哲学原理的研究，另一方面又积极认真地对待社会实践的发展，注重从社会生活提出的问题中，引申出有哲学意义的论题，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的精神和批判的能力来反刍、消化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一个新的飞跃。我的想法是，在不断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的形式。尽管这个目标非常宏大，我做到的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它是值得我们追求和努力的。

我们山大人文社科这方面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历代大师级的先生们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新时代，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人才“青黄不接”等问题。那么我觉得有两个大的方面需要注意，就是要优化我们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即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一个是设备，一个是资金投入，这个可以改善；软环境包括心理环境、政策环境还有一些无形的氛围，这些都是留住人才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我们学校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是初见成效。从学者的角度上来说，作为一个山大学者，应该注重人的修养，恪守职业规范，训练自己良好的职业道德，也就是说，为学和为人尽量能达成统一。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些工作可以做的。因为追求学术不竭的动力，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在这个方面有所欠缺的话，无论是其他的外在动力多么强大，都没办法支撑我们把学术做到极致，做到炉火纯青。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刘森林：

在三十年左右的治学中，我有这么几点体会：第一，把学问做好必须要紧盯最一流的思想家和最经典的著作。只有在对最一流的思想家和最经典的著作的不断阅读和研习中，才能提升自己的水平，保证自己的思想能够达到或接近人类历史上水平最高的思考高度。第二，一定要尽量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我是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常说“要前后左右地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这句话，只有在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宽中，才能更多地发现新思想。第三，我们现在赶上了一个非常好、非常伟大的时代，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史上，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转折时期。我觉得学问就是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与从历史经典中学习到、研读到的经典思想之间的双重激活，只有在这种双重对话和激活中，才能把学习和阅读到的思想激活，同时把新的时代给我们的体验和感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非常幸运地赶上了山东大学非常好的发展时期，在这样一个好环境下，我相信山大人文社科在未来几年会进入一个非常好的突飞猛进时期。从中山大学来到母校山大工作，我能感受到山大学术的底蕴和扎实程度，但是在开放、思想引领和创新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不要仅仅或更多地考虑山东，我们首先要放眼全国、放眼全世界。服务山东和国内一流、国际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更好的国际视野和国内一流视野中，才能更好地完成服务山东的任务。从现在学校的一些数据来看，我们对哲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同时，我们学院也有一级学科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有一个非常好的青年研究队伍，未来的发展潜力也非常看好。希望哲学与社会学可以在共同一体发展的格局中，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程相占：

我从事美学研究将近2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所涉及的主要领域有文艺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等。我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就是借鉴国外的美学。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并且在国际上发生重要影响的美学学说不太多，甚至可以说比较罕见。这就是我走上学术道路时面对的基本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再也不能关起门来称老大了。有鉴于此，我采取的学术策略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国际化。所以，多年以来，我自己做学问坚持基本的原则就是：全球共通问题，国际通行话语。真正的学术自信，应该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实绩之上，拿出硬的学术成果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被国际学术界同行重视。

我把国际化看成是科研的一个重要途径。究竟怎么把中文学科科研推向国际，提升国际化程度，这中间需要艰苦的探索。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地位上的提高，简单地回顾梳理一下，中国古典文化任何一个重要方面在国际上都会有研究。学术研究的要义是创新，而创新要对国内外研究现状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这是最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如果我们都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对每一个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了然于胸，我相信我们的学术心态、学术眼光、学术气魄，以及我们的学术思路，特别是我们将来有望产生的学术成果，都会发生一个实质性的变化，这个实质性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国际化程度将明显提高。

教育部财政学类教指委主任委员、山东大学校长 樊丽明：

我的治学体会是经国济世，或者说是经世济民。经济学本身就是经国济世之学，应用经济学当中的财政学，也就是我主攻的领域，是从公共理财的角度来解决经国济世的问题。我从事这个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觉得经国济世是深入我们心灵、渗透我们血脉的。我在研究过程当中主题的选择，都是紧贴时代，选择真问题，选择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当中发展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我研究的领域一直是税收基本理论与重要制度。最近几年来，我选择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针对我们国家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税收增长现象，探寻它的规律。另外，我最近20多年主要关注的是公共品供给机制的优化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这是我们国家在经济改革的领域里面，与财政有关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山东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传统优良。站在新起点，我们身居这样一个新时代，我希望我们山东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顺应并引领时代。我们应该顺应时代需求、倾听人民呼声、关怀人类发展，体现我们研究的时代性。第二点期望是继承并光大传统。山东大学有很好的文科研究传统，学风非常扎实、务实，学者们都是舍得下真功夫、苦功夫的。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学统，我们在文史哲领域有很多研究优势，希望我们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第三点，希望我们实现创新性、高质量的发展。要通过方法和组织方式创新，以及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出原创性的成果，我们要出高水平的思想，我们要出高质量的人才，从而在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贡献我们山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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