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亿，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类学终身教授，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在当代中国和韩国本土研究方面都作出杰出贡献。曾在韩国发起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创建“首尔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曾先后担任首尔国立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及韩国文化人类学学会主席。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2009年金光亿教授被韩国授予“国家杰出学者”奖。
　　2013年3月22日受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任职于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系。

一

　　“我喜欢人类学，因为它不是坐在高雅的研究室里，而是深入到百姓的生活中，了解真实世界下的各式各样的人。”
　　浅米色格子西服，暗红色领带，连白衬衣上的折痕都相当熨帖，坐在记者面前的金光亿教授，比想象中还要一丝不苟。采访开始前，他看见字迹满满的采访提纲，爽朗地笑着说：“我们随便聊聊就好。”
　　4月24日，因为金光亿教授有事回韩国，采访日期比原定的晚了半月，但似乎更加恰如其分。这天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日。于是话题就很自然的，从人类学开始谈起。
　　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跨专业研究的学科，它同哲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对很多人来说，“人类学”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即便是在高校内部，很多学生也将其同历史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混淆。金光亿教授说，神学与人学是最早的学科，其中人学就包括人类学和哲学。现代人类学始于19世纪，它关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通过人来看文化与社会的现象，而非从经济学、科学、政治学的角度来做研究。人作为社会现象的主体，是能动者，而非经济、政治研究所看到的，被对象化了的人。金光亿教授强调：“人类学的核心词是人和文化。这里的文化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谓的文化，它主要是指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体系、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历史观念等的结合，并对人的观念和行动产生作用。简单来说，我们通过文化来了解人，也通过人来了解文化。”他停顿了一下，又举了个例子，“在社会学者看来，同样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在人类学者看来却并不相同。比如，中国和前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对于中国它是五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的结合；苏联也是它自己的历史经验、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结合。他们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的地方。在看似同样的环境中，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化的不同。这就是人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金光亿教授的本科专业是德国文学，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关注文化问题。“我当初研究文学，就是因为它谈人和人生的问题，所以相比于哲学和社会学，我更喜欢人类学，因为它不是坐在高雅的研究室里，而是深入到百姓的生活中，了解真实世界下的各式各样的人，了解很多不同的人如何结合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当时，他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书，很受启发。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还不能公开谈论被称为是“共产主义魔鬼”的中国，费孝通先生的书也是禁书，封面上的作者一栏写的都是“费通”。“中国的文明是十分重要的，从前的中韩有很多交流，但是那时候的中国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知道了。人类学最重要的是经验、实验，要做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那个年代我无法去中国，只能期待将来。”后来他去牛津大学读书，师从莫里斯·弗里德曼教授（Maurice Freedman）。弗里德曼教授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他的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等书在西方汉学界有广泛影响。“他是研究中国最权威的人类学者，他不是历史学者，他的眼光很远大，许多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都受到他的影响。我是他最后的学生。”金光亿教授为记者解释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找到金光亿教授，希望他能做一个课程，来敦促中国国内人类学的发展。“费先生说，中国刚刚恢复了社会学，还没有恢复人类学，但是，我已经老了。”就是因为这句话，金光亿教授从1995年开始主持这个课程计划，在福特基金会和教育部的支持下，邀请了许多国外著名人类学者参与，为国内各高校报名参加学习的年轻教授讲授人类学，这个课程一共做了六届。“那时候，都是我准备教案，费孝通筹钱。”“当时的学生现在都是很多学校的重要领导了。”金光亿教授笑着回忆。
　　不得不说，直到今天，中国人类学科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全国只有三所高校有独立的人类学系，除了山东大学，另外两所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邀请过我，但是我要来这里，因为山大要建立人类学系。”金光亿教授略叹了口气，“其实，人类学科的建立相当不容易。首先，大家不知道人类学是什么；其次，当下学问、学科分类时（如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将人类学归于社会学或民族学之下，使其备受冷遇；第三，校长会想人类学毕业的学生能做什么？可不可以找到工作？在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不是文化。但是，如果看向未来，就知道文化很重要。”

二

　　“以前的孔子是中国的孔子、曲阜的孔子；现在的孔子，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孔子。”
　　采访中，记者提到了在山东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金光亿教授认为，这种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当下的很多矛盾冲突，当然有现实原因，但究其本质，都是人与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与信仰，不同的信徒执着于自己的宗教看问题，自然会引发冲突。“我们当然要佩服自己的文化，并引以为傲，但是，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调。过分强调自己，过分强调国学，便无法同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心平气和地交流。”他笑着问：“你们知道一个百分之百的、纯正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吗？”“他应该住着法国的房子，喝着南美的咖啡，吃着以色列的水果，讲着英国语言，开着德国汽车……这里没有多少美国的东西，但他却是典型的美国人。”“三星不是韩国的”，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因为它的有些产品可能是日本技术、天津制造，都是跨国的交流，所以知识、文化也是一样。”
　　在不同的宗教信仰间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这很重要，然而，却非易事。“儒学讲仁义礼，众人皆知仁爱很重要，但中国人的仁和美国人的仁却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孔子是中国的孔子、曲阜的孔子，但是现在孔子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孔子。我们不说孔子是中国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包容性。”“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人们要持续的努力，我们要一直谈下去，在不断谈的过程中不断了解、不断尊重。”金光亿教授坚定地说。
　　八年前，金光亿教授在接受某报采访时，提到了“再生产东方文化”的观点。多年后，记者极想再听听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于是，就将话题引向了轻松的韩国电视剧。近些年，韩剧的风靡已经让它成为一股流行于亚洲各国的文化势力，也是传播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热门研究课题。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谈到热播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时，还称“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金光亿教授说：“韩剧中体现的是中国、日本等都共有的一种普遍价值观。物质世界繁荣的背后，是我们灵魂的空虚，韩剧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充实了内心，弥补了我们丧失已久的感觉。”“西方文化中，上帝是主体，一切东西包括仁爱都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而东方的儒教，人是主体，是中心。同西方文化更多的重视物质和经济的独立性不同，在东方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伦理道德”。
　　同金光亿教授聊文化，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包容”。他多次强调我们现今重新重视自己的文化，目的并非要去排斥别的文化，而只是对曾经放弃、歪曲自己文化的一种反省。最终通过各文化间的沟通和融合，构造更好的价值观。
　　他说：“文化没有主人，因为它是所有人的。”

三

　　“小时候，祖父一字一句地教我读张载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也喜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
　　多年前，韩国政府曾邀请金光亿教授担任文化部长一职，却被他拒绝了。问及原因，他轻描淡写道：“当时我只有40多岁，没有经验，怕做的不好。”其实，在他心中，这并非是一个值得扼腕叹息的舍弃。如果从保持自己独立的立场、观点、话语权来看，他更倾向于做一个学者。“那时，我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我太太临上班时留给我一张字条，写着‘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我立刻就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他笑着回忆道。
　　学而优，却不仕，或许是想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在儒学的传统中，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小时候，祖父一字一句地教我读张载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也喜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他略带严肃地说：“山东大学的校门口有两句瞩目的话，‘为天下储人材，为国家图富强’，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为了参加公务员、托福考试的，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乐、幸福、富有，人才是为未来准备的，要有志于未来的世界。”
　　无疑，这里谈及的“万世”、“天下”、“国家”，在他看来，也并非狭隘的意义。他希望许多中国学者去国外，不要紧抱着“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等课题不放，浪费了在异国研究不同文化的很好机会。他说：“我们研究别人，是为了更好的比较。不光是为了中国的人才，而是全世界的人才，为国家图富强不仅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国’。”
　　不知道金光亿教授希祈的是否就是费孝通先生曾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融合，但是可以了解，他自始至终步步践行的就是一条求真、包容、博爱、济众的仁者之路。他放弃更优越的环境来到中国，放弃豪华酒店和名流们的高端会谈，他到往环境艰苦的农村，穿行胡同街道，同普通人一起吃一个馒头，一碗面条，一点一滴地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比起政治学者、经济学者，人类学者是很辛苦的，所以，在别人看来，这一点都不好。”金光亿教授自嘲道，“我们的研究都是实事求是，研究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我们由此来了解中国。”
　　谈到下一步的研究重点，金光亿教授说，他关注的是中国的变化。“西方人类学者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冲突，从而谈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我除了看到冲突外，还有其他的。另外，我还要了解民间的看法和官方的差异，他们不知道百姓的想法，我们要写文章给他们看。”“我现在做的是比较研究，韩国、中国、日本，东亚社会文明文化的比较研究，当然，儒家文化在这里很重要。道教是中国的特色，对韩国影响很小，儒教对韩国影响最大，就像佛教对日本的影响。中日韩的佛教、儒教传统都不一样，我们要研究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金光亿教授用流利的中文滔滔不绝地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还时不时的将个别字词写在纸上辅助记者理解。他不仅谈人类学，谈传统文化，也谈莫言的小说，谈自己喜欢的昆曲。他说自己爱喝茶，但更喜欢同山东人一起喝酒……一时间，记者似乎忘了坐在面前的是一位外国学者。
　　起身告别前，采访本上其实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您喜欢在中国的生活吗？”但是，记者还是决定不必再问了。因为，在谈过这么多之后，若问，已然是赘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