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6月25日，《文史哲》杂志英文版创刊号首发式举行，标志着这本被学界誉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的期刊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一本同仁杂志发展到今日的国际化期刊，《文史哲》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历任主编和编辑的薪火相传、接力奋斗。借此良机，记者登门拜访了《文史哲》原主编韩凌轩教授，围绕《文史哲》的办刊历史、近年来的办刊质量、《文史哲》英文版创刊号首发的意义、办好《文史哲》英文版的途径、山东大学人文学科未来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交流，记者深深感受到韩凌轩教授对《文史哲》杂志以及学校的深厚感情，那份守先待后的使命感、那份继绝开新的责任感、那份斯文在兹的荣誉感让记者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记者：韩先生，《文史哲》杂志英文版创刊号即将首发，作为《文史哲》的原主编，您对此有何评价？
　　韩凌轩：在获悉《文史哲》杂志英文版创刊号即将首发的消息后，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因为这是一则迟到的喜讯。编辑出版《文史哲》英文版事实上早在2001年即已有计划。从计划到付诸实施再到呱呱坠地，一晃13年过去了。虽然时间有些长，但慢工出细活，《文史哲》英文版甫一问世就卓尔不凡，秉承了《文史哲》中文版的办刊风格和山东大学的学术传统，直面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宏大课题，并以开放性的思维给予诠释，为西方学术界呈现了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记者：韩先生，借此机会，能否简单回顾一下《文史哲》的历史以及您与这本杂志的渊源？
　　韩凌轩：一直以来，山东大学素有文史见长的称誉，这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山东大学的第二次辉煌有最直接的联系。而山东大学的第二次辉煌，尤其是文史见长的称誉，《文史哲》杂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关于《文史哲》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学术界已广为流传，不需要我赘述了。我于1978年5月从济宁调回母校，在《文史哲》杂志担任编辑；1992年出任《文史哲》杂志主编，一直到1997年退下来，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我担任主编期间，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文史哲》杂志是我们的师辈留下的学术基业，不能在我们的手上没落衰败，必须要倍加珍惜和呵护，并将这一学术事业发扬光大。由于这份责任感，在担任主编期间，我深感压力巨大。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紧跟学术前沿做好选题和组稿，以保持《文史哲》杂志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引领力。确保声望不坠，只有竭尽全力。幸运的是，此时学校对《文史哲》杂志也给予特殊关照，经费充足，参加学术会议、组稿约稿不受经费限制，解除了《文史哲》发展的后顾之忧。
　　记者：从您的叙述中，我们能感受到您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如果从《文史哲》6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您认为近几年《文史哲》的办刊水准和质量如何？
　　韩凌轩：不同的时代对《文史哲》办刊的要求不同。但回顾《文史哲》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讲，总体而言，近几年《文史哲》办得非常好，而且一步一个台阶，是一种不断蓬勃向上的势头。现任主编王学典教授，学术思想开明，学术视野开阔，与当前中国人文学科众多的学术骨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具有非凡的感知、洞察和判断，能够择机提出选题、锻造话题、设置议题，紧跟学术前沿，进而准确把握人文学术发展的脉搏，适时引领学术思潮。
　　在此，说句题外话。《文史哲》杂志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主编的选择、培养和使用都必须给予特别的重视。培养一名优秀的《文史哲》主编实非易事。从《文史哲》自身的历史来看，对《文史哲》卓有贡献的主编，既具备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又具备很强的学术水平，既有学术担当，又有学术视野，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一致肯定和认可。人文学者的学术生命是很长久的，应灵活地根据其学术贡献和能力以及刊物发展的需要予以合理化安排。这种考虑，是衷心期盼《文史哲》越办越好，而我们这些《文史哲》的老人也就越来越放心、越来越高兴！
　　同时也有必要说明，《文史哲》在发展越来越好的同时，应注意保留此前好的办刊经验。“学者谈治学”这个栏目现在没有了，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个人认为，这一栏目对青年人治学是非常有启发和帮助的，尤其是现在，克服学风浮躁之弊，前辈的言传身教非常重要。
　　记者：谢谢韩先生开诚布公的评价。在现阶段，《文史哲》英文版创刊的意义何在？对山东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又会有何影响？
　　韩凌轩：《文史哲》英文版的创刊，是《文史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山东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它打破了此前相对比较封闭的运作环境，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并竭力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完全符合中共中央“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要求。以此为平台和窗口，一方面山东大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将有更多的机会在国际主流学术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提升山东大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众多的国外汉学学者也将通过《文史哲》英文版更多地了解山东大学，了解山东大学学者们的学术成果，进而主动要求交流和访学，这对山东大学的国际化战略而言是个积极的推动。彼此互动，良性循环，内外受益。
　　记者：与重大意义、影响相比，事实上，《文史哲》创办英文版更是一个对自我的挑战。在中文语境中，用英文介绍中国古典学术，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克服困难，对于办好《文史哲》英文版，您有何建议，又有何期待？
　　韩凌轩：《文史哲》英文版的诞生历经10多年，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高校学术期刊以英语介绍中国古典学术的艰难。最大的困难是，精通英语且中国古典学术水平高的学者型编辑人才极其匮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仅靠《文史哲》中文版目前的编辑力量，如中文版的周期一样，连续编辑出版高质量高水准的英文版《文史哲》，几乎不可能。因为《文史哲》英文版的编辑要求和流程显然不同于中文版，因为英文版的流程更复杂、要求更高。解决精通英语的学者型编辑人才匮乏这一难题，有两条路径可供参考。其一，走出去。具体而言，既可选派英语水平较高的年轻编辑出国学习进修，在国外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作实习或助理编辑，熟悉英语期刊编辑流程，在学习办刊经验的同时，提升英语水平；也可集体组团外出访问学习交流，带着具体问题，参加研讨会、学术会议等，提升认识、提高水平。其二，请进来。也就是把那些汉学基础扎实并且母语是英语的外国学者请来作为英文版的编辑。当然那些英语娴熟的华人学者能参加编辑，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目前来看，《文史哲》在“请进来”方面做得不错，但在“走出去”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希望《文史哲》能在这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偏废。
　　据我所理解，《文史哲》英文版创刊号的主题为“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所刊九篇论文中的六篇，从不同方面探讨了秦至清末两千余年间的中国社会性质。这似乎传达了一个信息，今后《文史哲》英文版每期会确定一个重点或主题进行讨论，目前来看，这种策略是对的。但这就容易形成中文版和英文版运行的双轨制，周期、内容各有不同，长期来看还是不理想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有这样一种期待：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文史哲》中文版、英文版能同期编辑出版且内容一致。当然目前看来，有点要求太高。
　　记者：事实的确如您所言，《文史哲》英文版目前留有的遗憾使它未来的发展具有了多种可能性。而我们衷心希望并祝愿，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文史哲》杂志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文史哲》英文版将使《文史哲》真正转变为世界人文学术名刊。
　　韩凌轩：这可能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文学者的共同希望和心声！
　　记者：谢谢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