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1983年7月，山大中文系毕业生王玮分配到光明日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但在他的内心，他总将山东大学报社作为自己职业的开端。从大三开始，王玮就参与山东大学报的编辑工作，直至毕业。如今在毕业30年之际，回顾与母校的情谊，反思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历程，这位《中华读书报》的总编辑对当前的人文学术研究会作何评价？他对母校未来的发展又有何期待？6月8日下午，在中心校区明德楼山东大学报社办公室，记者专门就这些话题与王玮校友进行了交流。
　　记者（以下简称“问”）：《中华读书报》自1994年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人文学术研究方面的报道，见证了近二十年来人文学界的研究历程，被知识界和众多读书人誉为“知识人的精神家园”。作为这家媒体的总编辑，您认为近十年来我国人文学术研究领域有何变化？
　　王玮（以下简称“答”）：与其他媒体相比，《中华读书报》更关注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尤以文、史、哲等人文学术作为主要报道方向。根据我们的办报体会，最近十来年有两个领域的人文学术研究在学界及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个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其中也包括民国史及中共党史的研究，我觉得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最丰，创新最多；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国学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有其内在逻辑，简要说是与民族复兴有关，而民族复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时代任务。这一历史使命在今天尤其令国人感受真切，所以，相关研究不只在学界，在普通大众中也引发很大关注。中华读书报每年都有编辑部评选的年度十佳图书，入选的学术书多是这两个领域的专著，这些书目往往也出现在其他媒体的推荐书单上。也就是说，这两个领域的学术著作也成为了市场热点图书。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与中国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与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相连。
　　问：在一般人眼里，谈及学术与当下生活的关系，似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当下社会生活联系更为直接。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有时还会被认定为“无用之用”。您是如何衡量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呢？
　　答：人文学术的价值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了。我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说法：人类生活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是要知道周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是科学回答的问题；另一件事情是要知道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人文研究回答的问题。后一件也可以说是哲学回答的问题，之所以不用哲学这两个字，是因为总感觉哲学在科学之上。所以，人文学术的研究与每个人的生活有关，它探究人类的灵性、精神，其价值不言自明。
　　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术受冷落是近20年来的现象，这与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追逐物质的时尚有关。2011年山大《文史哲》60年刊庆时，北大陈平原先生曾有人文学科“触底反弹”一说，他的依据是过去总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要求转系到法学院、经管学院等，但近年情势有变中文系的学生很淡定，而法学、经管等学院倒有学生要求转到中文系来。陈平原据此判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的尊严得到保障后，对于人文的热爱会高涨。这一逻辑是合理的，但目前是否“触底反弹”还有很大争议，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
　　这两年，我也曾经与北大中文系的师生有交流。有一点让我感受很深，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选择充满自傲。在他们看来，所谓北大，就是北大中文系嘛！这也让我想起30年前在山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光，那个时代各综合大学里“目无余子、兴风作浪”的大都是中文系的学生。社会的时向流变，确实深刻地影响着校园。
　　这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一门学术，若与时代相连，往往成为显学。人文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历史使命相连，学术成果就会广受关注，其学者、其学说就会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五四”时期的那些人文学者之所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百年之后，学者、学校声名不衰，备受世人钦仰。
　　还有一点，人文学术研究具有传承性，这是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的特点。每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都会遇到种种现实挑战，回答这种挑战、推动社会进步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光荣的责任。旧的挑战逝去，新的问题又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又会去面对新问题、新挑战，研究的重点随时代进程不断变化，今天的前沿学术成果30年后或许已不再被关注。但人文学术的研究恰恰相反：它探究的是人性、是人的精神世界，这些探究又往往是终极问题，这些问题千百年来，让一代代聪明之士费尽心力而不得终解。所以，几千年之后，我们依然读《诗经》、《楚辞》、《史记》，依然被感动。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依然散发迷人魅力。这是人文学术研究恒久的价值所在。物质可以毁灭，文化却能永存，并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规范并指引着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种价值既可以传承又能够创新，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问：谈到“四书五经”，我们不能不提到目前的国学研究，当然其中也包括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儒学研究在当前受到推崇是基于何种背景？今后儒学研究的趋势又如何？
　　答：中国正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必将同时探索并建构一个与自己发展道路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从而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中华读书报》在5月22日刊登了陈来先生的一篇文章《世界意义的儒家》。其中谈及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国学”、说“儒家价值”时总是将其视作一个过去的形态，那么能否针对现代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提出一种从内容到表达形式上全新的普世性儒家价值呢？陈来提到了新加坡提出的“亚洲价值”：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第二，国之本在家；第三，国家要尊重个人；第四，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维持秩序；第五，宗教间应该互补与和平共处。陈来认为，“这五项原则包含的，不仅是传统的东亚的价值，也有百年来吸收西方文明所发生的新价值，如国家要尊重个人。其实亚洲价值并不是说它的价值体系里面所有要素只有亚洲性。亚洲的价值跟现在西方价值不同，但并不是这个体系里面所有价值要素都不一样。”两者的不同主要是价值的结构和序列、重心有差异。新加坡的这套亚洲价值观总体来讲就是一套非个人主义优先的价值观，是新加坡版的现代儒家文明的价值观。它的核心就是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族群和社会的利益优先；不是关联各方的冲突优先，而是关联各方的和谐优先。陈来表示，这个亚洲价值尚不完满，其主要着眼于社会价值的层面，更高层次上的价值理念没有表现出来。
　　我读陈来先生的这篇文章时颇为心动。顺着陈先生的思路继续前行，十年后或者百年后，一定会有一位哲人沿着中国文化的方向，通过自己的艰苦思索和领悟，融会贯通，创造出卓然立于世上的新思想，让我们今天面临的困惑豁然开朗，把我们丝缕不绝的希望普照大地。这一时刻将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新的高峰，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凤凰涅磐。自鸦片战争以来漫长岁月的磨砺与淘洗，将擦去中国文化上的尘垢，光芒再生。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将成为圣贤，一如他之前的孔子、朱子、王阳明。他们的思想照亮人心、照耀世界。
　　我们现在期待并为之追求的这种新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而是融合了各种先进思想的新的创造。这样说当然是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基本属于空话、套话。这个新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一定有自己异于其他不同文化的核心品质。那么，它的核心品质来自何方呢？
　　10年前，光明日报与云南大学曾举办了一次“边地中国”学术研讨会。在那次会上，我曾听汤一介先生谈及未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汤先生认为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我觉得汤先生说的有道理，但怎么个融合法呢？今年年初，《中华读书报》曾约咱们山东大学的王学典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基辛格问》。编辑部希望王先生的文章能说明“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王先生费时3月，为我们完成了一篇雄文。如同陈来先生的文章令我颇为心动一样，王学典先生的文章中也有一句话令我心动。王先生谈到：“由于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和不同地域文化——如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晋文化和西域文化等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力。这种融合力不仅表现在对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辽、金等民族文化的吸收，也表现在对异域文化的容纳与同化上，比如古代的佛教文化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都实现了中国化。即便是外来的征服者，最终也必然被中国文化所征服，反而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让我心动的就是这句话——古代的佛教文化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都实现了中国化。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深刻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思想认识之中。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学者正在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建设工程。王学典先生的文章让我意识到近些年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说法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述，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融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像历史上我们曾同化、融化其他异域文化一样。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或许这一理解更准确。
　　问：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在您所谈的背景和趋势下应如何作为？目前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又如何？
　　答：山东大学地处孔孟之乡，又有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二者结合，天下独一无二。因此，山大以儒学研究为重点重振学术雄风很有眼光。目前看，我们的儒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显著，有脱颖而出之势。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是去年才组建的，但看其相继启动的学术研究项目，立意高远，出手不凡。比如，正在进行的“《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点校”项目的最后成果是出版一部与《二十四史》相匹配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水平的权威定本。这份学术勇气和文化担当令人佩服，像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以往也只有在国家级层面才有完成的可能性。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山大的儒学研究起步伊始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现代性转化之中，为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研究和探索。这不仅体现在有宏大的目标、前瞻的眼光，也体现在他们有切实可行的举措、脚踏实地的努力。作为校友，我希望母校的儒学研究能够引领国际儒学研究的学术潮流，成为“弄潮儿”。我也相信，在这条道路上，山东大学一定会创造出优秀的学术成果，培养并产生大师级的学者，名家荟萃，声名不坠。
　　问：说到大师级的学者，您认为儒学大师的产生有哪些条件？山东大学还有哪些工作可做？
　　答：我的想法是，新的儒学大师最有可能产生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过程之中。
　　中国要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最可能的实现途径是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相结合，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摸索、积累，需要时间。而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无论时间长短，都必须依靠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造就许多一流的学术大师，而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将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又一位圣贤式的人物，其思想将影响世界。
　　这个圣贤式的人物必须融会贯通中西文化，既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又熟稔西方文明，能够创造性地融二者为一体。在具体实践中，有两个方向的学者具更大的希望实现这一目标。一个是精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一个是精研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我觉得这位圣贤出自中国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的学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使我们的很多学者在成长之初就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理解相对纯熟，因而更能兼二者之长。
　　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一出手便有声有色，这与学校的学术传统紧密关联。一方面，山大在文、史、哲等中国古典文化研究领域一直有自己的学术优势，尤其是1950年代由华岗校长带动的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思路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山东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在全国也居于前列，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屡有重要的学术成果问世。因此，山东大学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向上具有自己的优势。
　　目前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有一批学问扎实、志向高远的学者，他们正以自己的努力开启儒学研究的“山东大学时代”。我希望我们期待的圣贤能从中诞生，即便不能，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名扬学术史。有了前贤的筚路蓝缕，后来晚生才能薪火相传，才有成圣成贤的可能。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但我希望拥有责任、智慧、毅力跋涉到终点的那个人站在山东大学的校园里。因此，我也希望母校给胸有大志的学者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我们最终的收获将远远大于我们的给予。

　　嘉宾简介：王玮，山东大学中文系1979级校友，现任《中华读书报》总编辑。《中华读书报》由光明日报社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在知识界、在读书人中具有广泛影响，自1994年7月创刊以来，一直坚持文化品格，倡导健康读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