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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西交汇处的余英时——读《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有感

发布日期:2017-08-25 14:26:17 点击次数:

关于余英时,有人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类比加法:余英时大致等于钱穆加张光直。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人很多,世所周知钱穆和张光直是位居其列的,但推扩而言之,立足于港台圈的文化人士虽然得益于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往往能对中西的差别有比较敏锐的认识,可学者自身的不同背景依然会造成他们殊异的认识角度。在此层面上而言,钱老通国学,张先生通西学。钱穆做历史是旧式的历史,国史大纲都是老一套的旧史,基本没有新的资料;张光直做考古,讲究西方的历史理论,得力于运用西方的技术。这个类比加法背后呈现的事实就是,余英时大概介于两者中间,属于国学学者里面的西学第一人,西学学者里面国学第一人,着实在学术上占了大便宜,得以开创出自己的一脉理路。

学术上的便宜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学术背景如果偏重西学或者偏重国学,在考虑所谓的比较的问题上面就吃亏。看不清楚。譬如新儒家的一大帮人,讲出来的话其实是有点可笑的。或者说,他们力图向公众传达的观点是底气不足的,他们大概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因此寄希冀于大众里面没有几个明白人,故他们的一套学说可以横行。这是脆弱得使人肃然起敬却难免招致讥笑的拳拳赤子之心。他们爱中华文化,这毋庸置疑,而且他们爱到让人敬佩,但是他们的骄傲下的自卑很容易就能够发现,所以就会招致讥笑——不通西学。李零就站在他的立场上尖锐地驳斥了“新儒家宣言”,可这其实又偏颇了,毕竟新儒家的想法不是改造知识分子而是用知识改造大众,这针对的不是李零。所以李零自己和别人说说可以,在《丧家狗》里写出来就于时不和——不管怎么样,一些道理还是需要让它说的通的,即便它看起来不那么对。

余英时看得就很明白。中西之争其实是一个争谁是正确道路的问题。好国学的讲国学才是唯一出路,所有的一切还是要回到中式的轨道上来。西化论者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觉得西化才是唯一出路。问题是你如果真懂西学,就会发现西方人自己也不认可自己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所以余英时就提出,真正的现代化的出路不在中也不在西,而在于一种中西融合的道路。

这种中庸的调子其实很多很滥,但是余英时结合雷海宗提出的历史例子加以了论证。即中国历史分期上,汉以前至汉都是独立发展的一个历史周期,但是隋唐则是加入了外来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个新发展周期。如果简单的类比就会发现,一种中间的道路是更为可行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是一个中间的道路,也有他根本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中是西来作为他的本质?仅仅是这样的一个论证仍然无法清晰地将他的观点同庸俗的调和论相区别。但是余英时作为一个通西学的学者,从一个西学的角度来论证一个问题,显然同别人比较下会更显力量。

【作者:闫泽泉        来自:化学院    责任编辑:晨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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