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新闻网
山大邮箱 | 投稿系统 | 高级检索 | 旧版回顾

视点首页 > 校史一页 > 正文

大师云集 高山仰止

——吕家乡追忆他在山东大学求学时代的先生们

发布日期:2019年09月27日 10:05 点击次数:

为了纪念青岛解放一周年拍摄的“一九五〇山大文史系‘六二’师生合影”,照片中有冯沅君(第三排左四)、王统照(第三排左五)、骆宾基(第三排左六)、孙思白(第三排左七)、刘泮溪(第三排左八)、卢振华(第三排左九)、高剑秋(第三排左十)、殷焕先(第三排左十一)、杨向奎(第三排右十)、童书业(第三排右九)、赵殿诰(第三排右七)、萧涤非(第一排左三)、孙昌熙(第一排左四)等诸先生。

吕家乡,1933年生于江苏沛县。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有论著《诗人·诗潮·诗艺》《品与思》《从旧体诗到新诗》,散文集《一朵喇叭花》《温暖与悲凉》《人间风雨情》等。曾获山东省社科成果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等多种奖项。

吕家乡教授珍藏着一帧“一九五〇山大文史系‘六二’师生合影”,这张照片是为了纪念青岛解放一周年拍摄的。照片中有冯沅君、王统照、骆宾基、孙思白、刘泮溪、卢振华、高剑秋、殷焕先、杨向奎、童书业、赵殿诰、萧涤非、孙昌熙等诸先生。近日笔者专访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49级校友吕家乡教授。吕教授拿起这张珍贵的照片,追忆了他在山大求学时的先生们。

(一)1946年春,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任校长。复校后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军管会接管学校,华岗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王统照和杨向奎分别担任中文系和历史系系主任。1950年春,由于王统照即将调任山东省文化局领导职务,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并为文史系,杨向奎任文学院院长兼文史系主任。1950年下学期文史系又分为中文系和历史系,吕荧任中文系主任,杨向奎任历史系主任。1952年春吕荧离开青岛,高兰接任中文系主任。

1949年夏我考入山东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山大的第一届人民大学生。入学前我在徐州刚上高中三年级。徐州解放以后,我在《新徐日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山东大学到徐州招生,并承诺考上之后,会向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当时我父亲病逝,家里困难,看到山大有助学金政策就报考了。

当时我没有高中毕业,就拜托校长写了证明,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名考试。考试比较简单,因为我高三的物理、微积分都没学,就不敢报理工,考了文科。数学、物理的考题简单,很容易就答出来了,语文只考作文,作文题目是《评美国白皮书》。那时候刚解放,之前毛泽东连续写了好几篇关于《白皮书》的评论,就把这个作为政治教材。因为当时学校还没有组织统一学习,只知道个大概,于是硬着头皮写了一千多字。我以为考砸了不可能录取。过了一段日子,一天下午我和同学一块打完篮球,在学校的汲水井旁冲澡。这时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你考上山东大学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接着说,录取名单都在《新徐日报》登出来了。我赶紧去找报纸,报头旁边就刊登了山大在徐州的录取名单,一共录取了20余人,里面果然有我的名字。

当时山大校址在青岛海滨,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学生共计一千多人。文学院分中国文学系、历史系、外国文学系。那时山大实行军管制,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等人组成军管小组,我们称呼他们军代表。山东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丁西林、华岗先后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代行校长职务。

入学后不久,我进入中文系学习。我这一级同学有15人,后来从水产系转来1人,从齐鲁大学合并进来5人,从华东大学合并进来1人,到1952年毕业时还有16人。因此,合影中我们文史系的学生其实不算多。学校的助学金分一、二、三等,根据每个人陈述自己的家庭困难情况评定。凭学校的助学金,我顺利完成了学业。

那时候山东大学政治热情很高。我入校时候已经是九月了,校园里整日敲锣打鼓,气氛热烈,老师也好,同学也好,都是一片欢腾———确实有解放了扬眉吐气、欣欣向荣的感觉,再加上我入学以后不久,很快举办开国大典,所以校园内一片欢庆的气氛。

当时上下级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亲密无间。解放之初,许多提法都很新鲜,例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和水一样”,“上下级之间也是同志关系”,“同志关系比什么关系都亲”等等。那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其中这样唱道:“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所以师生之间,还有我们和军代表之间,甚至和华岗校长,相处起来都觉得非常融洽,没什么隔阂。我们一旦对哪位老师,甚至对军代表有意见,都可以毫无顾虑地提出来。

(二)每当我拿起这张1950年山大文史系的师生合影,思绪就会回到师从先生们时的情景。我记得王统照先生当时教现代文学史,冯沅君和陆侃如先生教中国文学史。冯陆夫妻两人打接力,陆侃如教唐朝以前部分,冯沅君教唐朝以后部分,每人讲授一个学期。孙昌熙、刘泮溪先生教写作实习,罗竹风先生教大学语文,黄孝纾先生教选修课楚辞选。最初,选修楚辞选课程的大概有六、七个人,不过黄孝纾的口音很难懂,再加上解放初期对古典文学不够重视,所以最后没有几个人听课了。有一次,教室里就只剩下我自己。我一看其他同学走了也想跟着走,但是又想,我再走了没人怎么办,就坚持到上课结束。殷焕先先生没有给我讲过课,他是研究汉语的。他在解放初期,就开始做方言研究。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把我们新入校的同学带到办公室,拿出一个小本,让我们按家乡方言读上面的文字,他认真地把注音写下来。

开学后不久,中文系师生召开迎新会,王统照先生担任主持人。王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不高、略瘦,行动敏捷,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他穿一件蓝色干部服,不断地站起坐下、上台下台,经常放声开朗地笑。老师们有的致辞讲话,有的表演节目,其中丁山先生讲话我印象很深。丁山研究甲骨文,平时喜欢穿一件大褂。

1947级同学王建,自编自演了个节目,把陆侃如、冯沅君的故事编了进去,其中有两句“陆侃如冯沅君,一江苏一河南,千里姻缘一线牵”。冯陆两先生听了和我们同学一起哈哈大笑。我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当时我个子矮,穿的是家里面给我缝的土气衣裳,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村来的孩子。迎新会后冯沅君、陆侃如把我叫到跟前说,“你唱《沂蒙山小调》,家是沂蒙山吗?”我说:“我家不是沂蒙山,是江苏沛县。”冯先生问:“你是汉刘邦的老乡?”我回答说是。她又问我:“你老家还有刘邦的古迹吗?”我说:“我虽然是沛县人,可是我从来没到县城去过,县城离我家30多里路。”迎新会后和冯陆两先生的这番谈话,是我对他们的最初印象。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接力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他们两个人讲课的风格不一样,陆先生讲课比较潇洒。他讲了一个学期,说从下学期开始,是冯先生给你们讲。冯先生讲课认真投入,有非常详细的讲稿,是用毛笔竖着写的,上面还有多处修改的地方。有时候讲起具体作品,冯先生就很有感情地读给我们听。比如说“渭城朝雨浥轻尘”,她按照“三叠”的方式朗诵了一遍,语速很快,像绕口令一样。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咏喇叭》,冯先生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我至今还记得她眉飞色舞的神态。

1951年,华东大学合并到了山东大学。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余修在大会上做主持,各学院的代表发言。童书业先生迟到了,他穿着一件酱色大褂,从山大北门晃进了会场。进来之后也不急着坐下,而是东瞅瞅西看看,寻找座位,后来就坐到冯沅君旁边了。童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五香花生米,让冯先生尝尝,她摆摆手谢绝了。

过了没几天,我和几个同学上冯沅君先生家里去约稿。当时山大校刊办了个副刊叫《新文学》,我是编委。我们到了冯先生家里,当时陆侃如没在家,冯先生主动和我们聊天。冯先生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非常地朴实,对学生非常地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

王统照先生给我们讲授现代文学史。这是一门新课,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他上课就拿着几张纸片,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他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讲起来就很有趣。在课堂上,他谈冰心的作品和风采,讲五四运动时怎么火烧赵家楼,讲《新青年》的影响和泰戈尔访华等等。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见闻,讲了鲁迅的作品和他的音容笑貌、性格习惯。后来讲到鲁迅去世时,他自己如何为鲁迅扶灵送葬。王统照讲课虽然不系统,但挺有趣,同学们都爱听。每次课我都认真做了笔记,保存了数年。改革开放后,田仲济先生要编王统照文集,听说我听过王统照的课,就想借那本笔记看看,可惜笔记早没了。

当时刚刚解放,老师们都很兴奋,愿意跟上这个新时代,同时也有些茫然。课怎么讲?开课就有点忐忑不安。大学语文没有课本,到底选哪些做教材?王统照就请来军代表罗竹风开设大学语文课。刚开始别的年级和外系的同学都慕名来听,教室里挤满了人。几堂课以后,大家对罗代表的课有了意见。以后,他上课逐渐改观,而且过两周让我们写一次作文,批的作文非常认真,又有总批又有眉批。记得有一次,我在作文上写道:“……我这不是浪费人民的小米吗?”他在旁边写了这样的批语:“你这样说太严重了。”他的平易谦和的态度博得了同学们的敬爱。

(三)赵太侔先生解放前任山大校长,解放后担任外文系教授,他没给我上过课。华岗校长给我上过课,除了给全校上政治大课,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我还听过几次他给历史系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课。华岗校长讲课几乎不带讲稿,但讲课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敢于创新。

我认识华岗校长,是开学后不久的事情。一天我正在办公楼前,这时华岗坐着车来办公室上班。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他,不知道这是校长。他从车里出来,忽然看到我,就笑着走过来。我当时又矮又小,穿的还是农村的衣裳,大裤腰的棉裤。华岗问我,你是学生吗?哪个系的?从哪里来啊?我一一回答,他兴致勃勃地和我交谈。这时候司机来喊他,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学,闰土的后代也上大学了!”后来他给我们上大课,我才知道他就是华岗校长。

1951年5月,华岗校长创办了《文史哲》,作为学术研究的阵地,以开展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风格在国内“开风气之先”。从1952年开始,华岗校长提出在中文系开设“鲁迅研究”课,并在他的倡导下,他与孙昌熙、刘泮溪、韩长经四人,开设了全国首创的鲁迅研究课。他有一篇《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就是他几次讲课的讲稿。

华岗对鲁迅是发自内心的敬佩。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他以笔名“林石父”写了纪念文章《为敌为友了了分明》,发表在《山东文艺》上。华岗对鲁迅感情深厚的原因,我后来才知道。1950年暑假期间,文、农学院的部分同学参加山东省农村暑期经济调查,我到淄博地区调查。在欢迎会上,淄博地委书记告诉我们,他和华岗校长很熟,因为一块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华岗在监狱里面写了一篇文章,通过关系送出去,交到鲁迅手里。文章还没有发表,鲁迅就给他送去了四十块银元的稿费。接到鲁迅给他的钱以后,华岗还请他们在监狱里打牙祭。

改革开放以后,我给《鲁迅全集》编辑室的包子衍写信,向他求证这件事。包子衍给我提供了一些华岗和鲁迅交往的线索。他说,根据《鲁迅日记》和日本内山完造的一篇文章,华岗在山东省监狱期间,夫人葛琴曾得到鲁迅资助前去探监。

1952年夏,华岗校长从医院请假,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他勉励我们,有工作的地方就有战斗和创造,有同志的地方就有友谊和欢乐,扬帆远航吧,要准备战胜征途上的风险浪恶。

华东大学合并到了山大,原在华东大学任教的高兰,合校后任中文系副主任。我在上初中的时候,老师曾选了高兰的一首诗《我的家在黑龙江》给我们朗诵,因此印象很深刻。

童书业先生是杨向奎先生在1949年8月引荐来的,到山大历史系担任教授。我刚到青岛、还没有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对他有了印象。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自己一个人到海边去散步。虽然他还没有给我们上课,但在校园经常看到他。他喜欢穿一件破旧的酱色大褂,可以说是他的标志性服装。后来我选了童先生的宋史研究课。他上课最喜欢引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段一段地背诵,并且说明出自第几页。再就是讲起宋朝的税收变化,顺口就能说出一大串数据。我很佩服童先生的博闻强记。

童先生在学术上记忆力惊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记忆力又特别差。当时王麦庵是童先生宋史研究课的课代表,经常和童先生联系。有一天,王麦庵到童先生家里面谈了一些事,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到了学校。童先生去图书馆查材料,王麦庵就在图书馆前面的橱窗看报。一会儿童先生从图书馆出来,大声喊王麦庵:“那个同学,你是不是文史系的?”王麦庵说是。童先生便对他说:“你回去告诉王麦庵,我下星期上课时间要改一下。”王麦庵说:“我就是王麦庵,刚从您家里出来呀。”

(四)吕荧先生1950年5月由大连来到青岛,任中文系主任。他给一、二年级开文艺学课,给三、四年级开俄苏文学史。当时刚刚解放,许多先生积极在课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过还不怎么熟练。不过,吕荧讲文艺学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不但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还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做出评点和阐发,我们听得特别过瘾。

吕荧先生做了系主任以后,指导中文系的学生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每隔一两周在校刊出版副刊《新文学》。我是新文学研究会的召集人,还是文艺学的课代表,经常去吕荧先生家请教问题。吕荧自己带两个女孩住在青岛,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另外请了个女保姆。他住的地方在海滨,离山大很近,我经常到他家。我和吕荧一共接触一年多,上他家就跑了一百多次。他对学生很负责,指导学生很亲切。每次我把习作拿给他看,他都认真地提修改意见。

我没有听过杨向奎先生授课,但是在校园里经常见他。杨先生衣着讲究,经常呢服革履,衣冠楚楚。1950年春他任文史系主任,我和他有了具体的接触。一年级下学期,孙昌熙先生给我们上写作实习课。几周后,有同学对孙先生的讲课有意见,要求换老师。有一天,杨向奎找我们三个学生代表谈话。听完之后,杨向奎说:“你们的意见,我一定好好考虑,但是你们对孙先生要有进一步的了解。”过几天以后,他又找我们谈了一次话,拿了孙先生发表过的一些论文、小说、散文。他说:“孙先生在大学期间就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毕业以后是朱自清先生的助教。他讲课也没几次,你们相互之间就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不是?你们先不要换老师,让他再讲一段时间试试看。”杨先生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孙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在校学习期间,常在重要报刊上发表小说及散文,他毕业后还常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作品等等。事后,孙先生对我们的鲁莽无礼并不介意,教学渐入佳境。

刘泮溪先生和孙昌熙先生私人关系很好,但是性格完全不同。孙先生平时嘻嘻哈哈,性格比较开朗;刘先生很拘谨,说话细声细气。两位先生接力给我们上写作实习课,谁在前谁在后我不记得了,孙先生后来还给我们上过现代文学作品选。

我入校时,赵纪彬先生是山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他喜欢穿件长袍,上课既不拿讲稿又不拿卡片。我记得有次他讲斯大林《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一章,斯大林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辩证的,观点是唯物的。而赵纪彬对斯大林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样说太机械了。他有时一边讲课一边思考,讲着讲着突然就停住了,好几分钟不说话。然后会突然嘿嘿一笑,连珠炮似地接着讲下去。1950年,赵纪彬离开山大,被任命为平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

还有萧涤非先生。他在解放后作了一首旧体诗,有两句流传很广:“自从解放后,喜看头上天。”他这首旧体诗在校刊上发表,我印象很深。我们三个《新文学》的编辑到萧先生家里约稿,他那天穿了一件运动服,好像刚刚参加体育锻炼回来,浑身汗淋淋的。我觉得很奇怪,毕竟平时萧先生脚步沉稳,不苟言笑,怎么也不像个运动员。他便说,你们觉得奇怪吗?我当年可是足球健将。他拿出照片给我们看,我们这才知道他上大学时候是华北足球队的球员。二年级下学期他给我们开设杜甫研究课,上课感情饱满,备课认真,把概述和具体作品赏析结合起来,很受欢迎。有一次讲杜甫的“暮投石壕村”,他说:“暮投石壕村,假如不用这个‘投’字,能换成什么字?你们想一想。”最后我们换来换去,在情味和音韵上均不如“投”字好。

我毕业后和萧涤非先生还有一些接触。1956年萧先生的《杜甫研究》出版,我立即购得拜读,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我的读后感。萧先生书中强调杜甫是“人民诗人”,而当时有的苏联文学批评家反对给古典文学家贴上“人民性”的标签。我就在信中对萧先生说,我这有一篇最近翻译过来的文章,说要慎用“人民性”这个词。之后萧先生回信,说已看到这位苏联学者的文章,不尽赞同。至于对诗人杜甫的评价,一直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称呼他为“人民诗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除了以上先生们授课外,一年级中文系还有一门自然科学概论课,每周的三节课以讲座形式连上,课堂在科学馆的阶梯教室。自然科学各专业的著名教授轮流给我们开设,记得主讲者有杨肇燫、何作霖、郭贻诚、刘椽、曾呈奎、丁履德诸先生。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各有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那一级的文科大学生,只上了三年,就因国家急需人才,于1952年暑假提前一年毕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东大学,真可谓大师云集,高山仰止。我在大学时代,能够听到这些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的教诲,是我的幸运。这些先生们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突出的才能,也各有各性格上的特点。但他们都有鲜活的文化个性,都有令人敬仰的风范。最可贵的是,这些先生纯真朴实,没有架子,绝不装腔作势,又对学生百分百的亲近。如今这些先生都已仙逝,我从内心里怀念他们。

(吕家乡口述,张洪刚 于静波整理)

注:原文刊发于山东大学报2019年9月25日第27期,内容略有删减。


【供稿单位:宣传部    作者:张洪刚 于静波             编辑:新闻网工作室    责任编辑:谷云红 刘婷婷  】

 匿名发布 验证码 看不清楚,换张图片
0条评论    共1页   当前第1拖动光标可翻页查看更多评论

最新发布

新闻排行

免责声明

您是本站的第: 位访客

新闻中心电话:0531-88362831 0531-88369009  联系信箱:xwzx@sdu.edu.cn
建议使用IE6.0以上浏览器和1024*768分辨率浏览本站以取得最佳浏览效果

欢迎关注山大视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