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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一生怀旧济南方言影响终生土话俚语

发布日期:2015年09月24日 14:35 点击次数: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爱家乡的人,才有资格谈得上爱祖国。在济南居住了整整14年的季羡林,对济南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每每写到济南,他总是称这里是“家”、“济南故乡”、“济南老家”——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是在济南成长起来的和居住时间最长的大师级学者。生前他写下了包括颂扬泉城风物在内的大量优秀散文作品。作品中爱母亲、爱故土、爱大自然,爱师长的动人旋律,早已汇入季羡林爱国主义人生基调的滔滔大河。他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爱家乡的人,才有资格谈得上爱祖国。从1917年到1930年,季羡林一气在济南住了13年。清华四年毕业后,他回到济南高中教书一年。这样,不算1962年他的妻子和老祖(婶母)迁往北京之前的每年寒暑假和春节回济探亲,实际上,季羡林在济南居住了整整14年。季先生对济南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济南又是季羡林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地方。在他的散文里,他写过佛山街院子里的海棠花,写过济南老户家家爱种的夹竹桃,写过自己的恩师。每每写到济南,他总是称这里是“家”、“济南故乡”、“济南老家”。无疑,济南开埠后领风气之先的教育环境对一代大师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生转折始于驴背明湖两岸读书乐园
  1917年阴历年时分,鲁西平原的黄土地上,清平县农民季嗣廉牵着一头毛驴,由西向东走着。毛驴上坐着的是农民6岁的孩子。这一天他们要奔全山东最大的城市——— 济南城。全家族就这一个独苗,传宗接代,靠他;光耀门楣,也只有靠他了。他就是季羡林。他的人生第一个大转折从这一天开始了。
  季羡林父辈大排行11位,他父亲季嗣廉行七,叔父季嗣诚行九。嗣廉和嗣诚与另一位弟弟是亲兄弟,这位弟弟后来因为家贫送了人,改姓刁。如果家族中再有一个男孩,轮不到他上济南。如果,父亲和叔父不秉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不想让他担当光宗耀祖的大任,季羡林还是到不了济南。85年后的2002年,季先生写道:“如果我到不了济南,也不会有今天的我。我大概会终生成了一个介乎贫雇农之间的文盲,也许早已不在人世,墓木久拱了。”
  山东清平县(后划归临清)的官庄,是一代大师出生的地方。当时“家徒四壁的家穷得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的季羡林,是历史让他“奇遇”了济南。
  济南又是一个什么所在呢?当时的济南城池虽说不大,却是一座风光独秀的文化古城。1904年济南报请自开商埠,到这一年已经13年了。城市商业繁荣,教育昌明,人文荟萃,交通发达。72名泉之水北流,汇成泺水,小清河航运直抵古城西门;72名泉之水注入大明湖,老城“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72名泉之水流入北园,形成十里荷塘的江北水乡。不过,在童年的季羡林眼里,省城是一个热闹好玩的地方。叔父家就在南关佛山街,千佛山山脚下。每年农历九月九前后,“人声嘈杂,歌吹沸天”的重阳节庙会便开张了,来济之前,他连山也没见过,以为山是一个大柱子。开元寺巨大石刻大佛头,秋棠池一泓泉水,童年见过的一切,都成了季羡林美妙的回忆。
  在济南,季羡林读了一段私塾后,上了济南师范附小。在附小,他遇到了一生最老的朋友和同学李长之。李长之上世纪30年代因写作《鲁迅批判》而名噪一时,也因此终生受累,一生坎坷,右派帽子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附小读书时间不长,他就转学到了新育小学(后来的三合街小学)。转学的原因极简单。课本里有一篇寓言《阿拉伯的骆驼》。季羡林在家念课文,叔父一听骆驼还会讲话,大呼荒唐。叔父一声令下,季羡林转了学。在“新育”,两件大事不能不提:一是在叔父禁止的情况下,他偷偷看了几十部“闲书”。闲书多为古典小说和近代侠义公案小说,如《彭公案》、《施公案》、《说唐》、《三侠五义》、《济公传》、《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等。特别是《彭公案》,他看了40多遍。这些闲书对他今后写作的影响,决不会太小。二是学校开设了业余英文学习班。讲课的李老师告诉学生,英文字母里的F像个大马蜂,到了晚年,他都记得。稀奇古怪样子还能发出声音,神秘极了。从一开始,外文就给季羡林留下神秘的好印象。这对他是一个好兆头,他不会知道,今后在北京,在异邦,还有十多门外语正等着他啃呢。
  真正开始的转折发生在初中和高中。初中,他考取的是阎公祠内的正谊中学。“正谊”位于大明湖南岸。这里“绿杨撑天,碧水流地”。在“正谊”,他遇到了爱国校长鞠思敏先生。在“育英”,他照样贪玩,学习之外,在大明湖岸边钓虾钓蛤蟆,是他的拿手好戏。初中毕业后,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中,鞠思敏在此兼课,鞠校长又成了季羡林高中伦理老师。后来日寇侵华,鞠先生宁肯饿死,不任伪职。“为中华民族留正气,为后世子孙树楷模”。1947年季羡林回到济南,听说鞠思敏先生的壮举,对鞠先生更加肃然起敬。笔者发现,与当时的同龄人相比,季羡林在“育英”这一段,用今天的话说,课业负担绝不轻快。他每天下课后,要去读古文班。回到佛山街吃罢晚饭,他还要横穿济南老城,赶到位于按察司街南口的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尚实英文学社是广东人冯鹏展创办的一所私立英文学校。冯鹏展白天在几个学校担任英文教员,晚上在自己家的前院与另两位老师钮威如、陈鹤巢一起教英文。学生每月缴大洋3块。季羡林还有稍后的许多有名的学子,如著名学者、已故山东师大严薇青教授等等,都曾在这里补习过英文。
  “正谊”三年毕业,季羡林考取了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大附中坐落在大明湖北岸的白鹤庄,与“育英”隔湖相望。山大附中的师资是“壮观”的。用季先生的话说就是“极一时之选”。地理教员祁蕴璞先生,“是清末秀才,又精通英语和日语,后又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当教授,讲经史方面的课程”,曾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他的讲义每年都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考古发掘的最新结果以及学术界的最新学说加以补充修改。所以他教给学生的知识都是最新的知识”。正课之外,祁老师还在学校开办世界新形势讲座。并指定两位文笔好的学生作记录,然后整理成文,交老师改正后,再油印成文。季羡林是两位学生之一。“大清国”先生(诨名太响,真名忘记了),他的性格非常有趣,“张口就是‘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怎样怎样……’。这个诨名就是这样来的。”“大清国”和另一位讲经学的先生一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连注疏在内都背诵出来,据说还能倒背”。在山东大学附中,国文教员王崑玉先生,对季羡林的写作影响最大。“他为文遵桐城派义法,结构谨严,惜墨如金,逻辑性极强。”季羡林奉命写了一篇《读〈徐文长传〉书后》,得到了王老师的夸奖。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 E 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后来,季羡林得知王崑玉先生后来任教山东大学,头衔才是个讲师时,心里很是不平。
  在山大附中,高中生季羡林开始学习第二外国语——— 德语。一所中学,除英语外,还把德语列为选修课,教育之超前,别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学,就是放在今天的综合高中里,也是新闻。在季羡林同辈的学者中,小学时就接受英语辅导,中学学习两门外语的人,恐怕是不多见的。
  在山大附中,季羡林最大的“优胜纪略”,是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状元公”的奖赏。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是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兼任的。王是前清的状元,著名的书法家。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这位“状元公”要表彰学生了。表彰的奖品是他手书的对联和扇面。表彰的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达到或超过95分者,高中有6个班。可以出6个甲等第一。结果六个班平均分数超过95分的学生,只有季羡林一人,季羡林的平均分数是97分。“王寿彭的书法本来就极有名,再加上状元光环,因此他的墨宝就极具有经济价值和荣誉意义”。
  这是季羡林一生中由蛇变龙的“奇遇”。这次“奇遇”的意义,消除了他的自卑感;他要发愤学习,保住荣誉。从大明湖的南岸来到北岸,他渡过的不是一个大明湖,而是跨越了一个人生大台阶。他说:“我是一条小蛇,从来没有幻想成为一条大龙,这一次表彰却改变了我的想法,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季先生说:“王状元表彰学生可能完全出于偶然性。他万万不会想到,一个被他称为‘老弟’(书法提识,笔者注)的15岁的大孩子,竟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变成另一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王寿彭先生。”
  天有不测风云,好事不会总是你的。状元墨宝的墨迹未干,一场生死危机从天而降。1928年,凶焰万丈的日寇借口“保护侨民”公然侵入济南,酿成震惊世界的五三惨案。济南学校停课。季羡林被迫休学一年。他后来写道:
  “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镇定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根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腰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五三惨案,济南军民被杀几千人。日军杀死一个中国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如果第二个鬼子不过来,季羡林必死无疑,如果第二个鬼子那天不是有点不耐烦,季羡林也必死无疑。当时,日本人见了留长发、扎皮带、操南方口音的人,一律视为“南军”或抵制日货的学生,格杀勿论。高中学生季羡林腰扎皮带死里逃生,这就是命运。
  齐鲁教育树大根深洋人走眼考入清华
  1929年,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停办。季羡林和所有同学一并转入刚成立的设在杆石桥西边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这是山东唯一的高中,学子们要想鲤鱼跳龙门,由“小蛇”变成“龙”,升入大学,济南高中这个坎儿是非跳不可的。在这里教国文的是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胡也频宣传普罗文艺,遭国民党通缉,不久逃往上海,最终遇难。胡老师在济教书时间不长。接替胡的老师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有幸,季羡林再次得到名师的垂青。有一天,季羡林在董老师“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叙回家奔丧的作文。董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下了批语。其中不少地方有“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的批语。季羡林手捧作文本,“如拨云雾见青天”,忽然顿悟了什么是“节奏”。比王崑玉老师批下的“亦简劲,亦畅达”给他的鼓舞还大。季羡林激动异常。73年后,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却为董老师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60年来,我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季先生作品的读者,也会感谢董秋芳先生的。同时,读者也得感谢历史,是历史让季羡林“奇遇”了董秋芳。
  董老师在作文本上还有一段话,显示了他的先见之明:“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季先生认为:“这几句话同王状元的对联和扇面差不多,大大增强了我的荣誉感”。批语中提到的王联榜,又名王峻岑,也颇不简单,他同季羡林一样,同年进京赶考北大、清华,也是双双考中。后来毕业于北大数学系,成为著名的数学科普作家和山东教育界的名人。他写的数学科普著作《数学列车》、《比一比》激发起全国许多学子学习数学的兴趣,有的成了著名数学家。在济南高中,季羡林又连拿两个甲等第一。这样连同山大附中加在一起,高中三年六次大考,季羡林六夺甲等第一。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起当时济南中学里的师资,说起师资也不能不说起山东的教育,说起山东的教育,不能不提到至少几位人物:一位是贵州人,山东巡抚丁宝桢。他先后在鲁任职14年。他认为,“凡国无教则不立”,“大凡民不知义,多由学校废弛”。他在同治八年(1869)开始,兴建济南府学,创建尚志书院,增修泺源书院。大力推动山东教育。一位是浙江人,晚清思想家宋恕。他曾苦学西方书籍。他早就看出崛起的东邻为中国隐忧,曾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建大议,挽大局,除周后之弊,反秦前之治,塞东邻之笑,御东土之侮”。鲁迅的好朋友,宋恕在求是书院的学生许寿棠赞扬宋恕是“实一伟大革命之学者也”。宋恕1905年来到山东学务处任职。当年,他上书山东巡抚杨士骧,请求在山东创办粹化学堂。“粹化”为日本过来的新词,意为“国粹与欧化”。他认为,山东基础教育在国内是领先的,应根据形势开办专门教育,“招英俊之书生,施特别之教育,以博览方闻为日课,熔国粹、欧化于一炉,专造异才,以备大用”。开明的杨士骧虽然没有采纳“粹化”之名,却采纳了宋恕的办学思路,新学堂名为“国文学堂”。宋恕对山东近代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还有一位山东菏泽人,何思源。季羡林清华毕业,回济南高中任教一年。这时,山东教育厅长已经是他。何思源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季先生后来认为,在任职期间,何思源周旋于省长陈调元和军阀韩复榘之间,“山东的教育经费始终未断,教育没有受到破坏”,是相当不容易的,是有功的。正因为山东拥有当时一流的教育环境,能够广揽教育人才,当时的山东大学附中以及济南高中,师资才能“极一时之选”。季羡林躬逢其盛,在中学里“奇遇”诸多精通国学、精通西学,甚至中西兼善的中学老师。这些中学老师在后来不少成为大学老师。这为季羡林未来成为一代大师打下了基础。
  高中毕业时,历史又给季羡林开了一个大的玩笑。他“奇遇”了一位差一点改写他命运的洋人。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名落孙山,在济南发生了。
  在济南邮政局,他报考“邮务生”没有通过。一个在高中全校拔尖的学生,一个再过几天就考上北大、清华的才俊,却没有考上区区一个“邮务生”。那位面试的“老外”眼光太“老外”了。也许,他看准了,眼前的这位略显拘谨的学生与“邮务生”的感觉相距甚远,因此拒绝了他。不然,当年外国人控制下的济南邮政局多了一位邮务生,后来的东方少了一位学界泰斗。至于季羡林,此时已经决意报考清华、北大,区区“邮务生”哪会放在眼里。但叔父认为邮政局是铁饭碗,得考,供他上学的叔父发了话,他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去考。70多年过去,今天,笔者还是要为季先生当年的“听话”,发出一声深深地叹息。
  多亏那位洋人,他用亮起的“红灯”,为一位未来的东方学大师的人生道路打开了“绿灯”。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他同时报考北大、清华,结果同时考取,他选择了清华。
  济南方言影响终生土话俚语涉笔成趣
  季羡林6岁来济南,生活在济南方言区,老伴彭德华、老祖(他的婶母,叔父的继室),都是济南人。加上他特有的语言天赋,他的散文作品不可避免地从济南方言俚语里汲取了丰厚的营养,形成了他独有的语言特色。
  2002年3月,91岁高龄的季先生挥毫写下《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两篇散文。文章生动再现了季先生童年和少年眼中的泉城风物,市井风情,为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风土民情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感情充沛真挚”,文采斐然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济南方言俚语跳动其间,涉笔成趣。如,花生米就是“长果仁”,手纸又叫“草纸”;骂人不叫骂人,叫“卷人”;做事莽撞的人,就是“愣头青”;若缺少应有的反抗精神,不用说,该是“窝囊废”了。要是鬼附人体呢,那就是“撞客”了。在济南方言里,形容个头不高,常用豆腐干,而且不多不少,就用三块。季先生用了几块呢?他回忆当时,每年农历九月九前后,正是千佛山重阳节庙会开张的日子。这里遍地是艺人们搭起的席棚,来自全国和当地“马戏团、杂技团、地方剧团、变戏法的、练武术的、说山东快书的、玩猴的、耍狗熊的,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小孩子身无分文,与购票无缘,他写道:“好在我们都是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混在购票观众中挤进去,也并不难。”季先生自嘲当年人小个矮,不过是“豆腐干”,而且,正好三块。这就有了钻席棚、看蹭戏的条件。庙会期间,这群“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钻遍了大大小小的棚”。
  山东快书有个小段,名字大概是《学文化》,说的是乙跟甲学认字。甲教给乙:“一”字画一横,“二”字画两道。乙心领神会:那“三”字就画三道了?甲说:“对。”于是,自以为功夫学成的乙,便帮人写起信来。凑巧,有位需要帮忙的人,姓万,叫万百千。一管毛笔要画一万一千一百个道道,顿时难倒了乙,万般无奈之中,他想到了拿扫帚当笔用。在季先生这篇回忆里,也有“扫帚”一说。
  小学时,季羡林与表妹季惠林(季羡林称她为“秋妹”)都爱读“闲书”。他与表妹识字有限,常念别字,如把“飞檐走壁”的“檐”读成“dan”,但这并不影响二人读闲书的兴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是用笤帚扫呢,还是用扫帚扫?’不认识的字少,就是笤帚,多了就用扫帚。”不知季先生的“扫帚说”是否出自上述快书小段。不过,读者若知道有这个小段,一读“扫帚说”,马上心领神会。“架”,在山东方言区的许多地方有“抬”和“搬”的意思,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季羡林先生先后在1963、1986和2002年,三次回忆他小学时“架老师”的经历。最近这次,老人是这样落笔的:“此人脸盘长得像知了,知了在济南叫shao-qian,就是蝉,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两个字怎样写。此人好像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法西斯分子。”“学生打错一个数,打一板子。在算盘上差一行,就差十个数,结果就是十板子。……上一堂课下来,每个人几乎都挨板子。”同学们一怒之下,决计把他“架”走(赶走)。那天时候一到,孩子们把教桌翻倒,然后退出教室。不想,出了“叛徒”,学生分成了两类:“良民和罪犯”。季羡林当然是“罪犯”,更重地挨了板子。挨了板子的手肿成啥样呢?季先生1986年的比喻是:“我们每个人的手肿得像发面馒头”。地道!发面馒头,就是用酵面头和的面蒸出的馒头。在济南人在口语里,比喻皮肤肿胀,常用“发面馒头”。
  还有,在济南话里,人们打趣人长得瘦时,少用骨瘦如柴的“柴”,多用“申猴酉鸡”的“猴”和“鸡”。1991年,季羡林在《老年谈老》中写道:“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回答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决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有一位化学系的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超过别人的饭费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干巴鸡”,寥寥三字,人物造像历历如绘,如同一幅传神的简笔画。
  一生怀旧净化灵魂情注笔端颂扬故园
  季羡林先生是一个十分怀念故旧的人,他多次在文章中说自己“感情超过需要”。1994年10月,他为自己的新书《怀旧集》写下一篇自序。在这篇自序里,当时已届83岁高龄的季先生生平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怀旧观:“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他觉得他今生今世见过的某些人“对人毫无感情”,他“甚至想用一个听起来非常刺耳的词儿来形容这种人:没有‘人味’”。“怀旧就是有人味的一种表现,而有人味是有很高的报酬的,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我庆幸我能怀旧,我庆幸我的‘人味’支持我怀旧。”
  在《我的高中》长篇散文中,季先生一篇文章四写济南白鹤庄胜景,赞美白鹤庄:“这真是一个念书的绝妙的好地方。”老人对白鹤庄印象之深,怀念之殷,溢于言表。
  他写道:“泉城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常言道:‘水往低处流’。泉城七十二名泉的水,流出地面以后,一股脑地都向北流来。连泰山北麓的泉水也通过黑虎泉、龙洞等处,注入护城河,最终流向北园。一部分注入小清河,向大海流去。因此,北园成了水乡。风乍起,吹皱一塘清水。无风时则如一片明镜,可以看见20里外的千佛山的倒影。……塘边绿柳成行,在夏天,绿叶葳蕤,铺天盖地,都如绿雾,仿佛把宇宙都染成了绿色的宇宙,……”
  在风光如画的白鹤庄。他读书两年,得了四个全优。白鹤庄原本风景绝佳,季先生情注笔端,为情造文,文章必然深深打上作者的主观色彩,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看看文章是怎样二写白鹤庄的:“每到春秋佳日,风光更加旖旎。最难忘的是夏末初秋十分,炎夏刚过,秋风降临。和风微凉,冷暖宜人。每天晚上,夜课以后,同学们大都走出校门,到门前荷塘边散步,消除一整天学习的疲乏。其时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凄迷,荷香四溢。”
  第三次还是写白鹤庄夜景:“我喜欢自然风光,特别是早晨和夜晚。早晨在吃过早饭以后上课之前,在春秋佳日,我常常一个人到校舍南边和西边的小溪旁散步,看小溪中碧水潺潺,绿藻浮动,顾而乐之,往往看上很久。”
  然而,让季羡林“狂喜”的,是在白鹤庄边上的荷塘里,出现了“佛山倒影”。那一天,他与同学到二大马路邮政总局去取邮购的图书,无意之中,一幕山影倒映水面的佳景出现了:“……走在荷塘边上,此时塘里什么都没有,荷叶、苇子和稻子都没有。一片清水像明镜一般展现在眼前,‘天光云影共徘徊’。风光极为秀丽。我忽然见(不是看)到离开这二三十里路的千佛山倒影清晰地印在水中,我大为狂喜。记得刘铁云(鹗)《老残游记》中曾写到在大明湖看到千佛山的倒影。有人认为荒唐。离开20多里,怎能在大明湖看到佛山的倒影呢?我也迟疑不决。今天竟无意中看到了,证明刘铁云观察的细致和准确,我怎能不狂喜呢?”
  1941年5月的一天,德国哥廷根大学城。在去研究所的路上,季羡林突然在人家院子里看到像晚霞一样盛开的海棠花,欣喜异常的同时,勾起了浓浓的思乡情。他回想起在济南佛山街的一段往事。当时的佛山街不像现在,南高北低,高差极大。有一天,他在南边的一个高崖上玩,忽然“这一片单调的屋顶中却蓦地看到一树繁花的尖顶,绚烂得像是西天的晚霞。当时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其中还夹杂着一点渴望,渴望自己能够走到这树下去看上一看。于是,我就按着这一条条的空隙数起来,终于发现,那就是自己家里的海棠树。我立刻跑下崖头,回到家里,站在海棠树下。”如今,在异国他乡,正在思乡怀国的季羡林看到熟悉的海棠树,焉有不激动的道理?他写道:“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故乡和祖国虽然远在天边,但是现在他们却在跟前。我离开他们愈远,他们却离我愈近。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是多么想看到他呀!把祖国召唤到我眼前来的,似乎就是这海棠花,我应该感激他才是。”晚上,离开研究所,路过此地时,季羡林再次驻足,欣赏那让他想到济南家乡和祖国的海棠花。
  再看看季先生笔下的夹竹桃。1962年10月的一天,他写道:“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最美丽的花;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我故乡的那个城市里,几乎家家都种上几盆夹竹桃,而且都摆在大门口内影壁墙下,正对着大门口。客人一进大门,扑鼻的就是一阵幽香,入目的是绿蜡似的叶子和红霞或白雪似的花朵……”
  为什么想起写《夹竹桃》这篇散文呢,原来就在两年前,他访问了缅甸,在缅甸的万塔之城蒲甘,代表团入住的大楼前,季羡林看到了夹竹桃。他说“他意外地发现了老朋友夹竹桃”。为什么是老朋友,季羡林的说法是:“我们家的大门内也有两盆,一盆红色的,一盆白色的。我小的时候,天天都要从这下面走出走进。红色的让我想起火,白色的让我想起雪。”到了1962年12月,季羡林又写了一篇《处处花开夹竹桃》。原来,他出访缅甸几天后,又去了伊拉克,在伊拉克,他又见到夹竹桃老朋友。一种普通的花,就因为生在故乡济南,让季羡林如此着迷。
  季羡林的散文既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同时,他描写泉城风物的散文,见证了济南历史,对于我们研究泉城近现代的风土人情、教育史、民俗史,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值得我们珍视与深入研究。济南人民将永远缅怀季羡林先生。
  2009年7月11日,一代大师季羡林与世长辞,学界同悲。齐鲁大地的人民为失去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一位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楷模而痛惜。
  笔者认为,季羡林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比如,他教授的梵文、巴利文薪火相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季羡林的吐火罗文研究,在中国已成绝响,这是中国学界乃至世界学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
  季羡林辞世,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季羡林辞世引起的巨大反响,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在社会各界人们的心中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这究竟是为什么?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深思。我想,这大概与季先生既是一位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位通过文学创作来关注国家命运、人类命运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关。晚年,他大力提倡“送去主义”,呼吁用东方智慧改善每况愈下的地球生态。他的观点虽然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但人类意识是可贵的、善良的、博大的。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争鸣,但善良与博大是不应该被谴责的。
  季羡林辞世,他在中国开创的东方学没有结束。1929年他的文学创作从济南起步,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季羡林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翻译作品,作为一笔宝贵而巨大的精神财富,将长久地滋养和影响着后来者。
  写到这里,笔者猛然想起季羡林生前好友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了,季羡林死了,他还活着,活在一切热爱他崇敬他景仰他的人们心里。
  季羡林不死!

【作者:张柯            来自:《济南日报》2013年7月1日    责任编辑:吕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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