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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冯沅君与陆侃如故居

发布日期:2017年05月10日 16:59 点击次数:

  [摘要]《中国诗史》便是冯沅君与陆侃如所著,只是,当时却不知道这对夫妻曾在繁花似锦的青岛安居多年。这对伉俪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一起致力于文学研究,携手几十年,堪称佳话。
  那日,漫步在初吐新芽的法国梧桐下,边走边拍,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青岛小鱼山的山脚下。
  童年时,这里是个十字路口,每日放学回家,公交车都会经过路口的车站。车站后面是花岗岩砌成的矮墙,还有一排竹子,隐隐约约遮挡着一个院子,窥不见真容。
  院子的门口,其实在路口拐弯处的山脚下,童年时屡屡走过,却未留意——想来,怕是青岛这样精致的院落太多,年幼时便习以为常的缘故。
  这是鱼山路36号,斜对面便是梁实秋故居,向上走几十米便是旧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如今,这里是中国海洋大学校址所在地。院子门口挂着三个牌子,依次是“童第周故居”、“冯沅君与陆侃如故居”和“束星北故居”,还有简单的介绍。
  当年的中学课本里,便有关于童第周的课文,这是我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之一;束星北是物理学家,是国内最早研究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
  两位科学界名宿倒并非我此次寻访的对象,我的“目标”是一对学界伉俪——冯沅君与陆侃如,二位都是古文学研究专家。
  看到这两个名字,我便忍不住忆起大学时光。那酷热的下午,一线线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射入图书馆,伴着一声声蝉鸣,逃课的我坐在地上,倚着书架看书。
  彼时草草读过的《中国诗史》,便是冯沅君与陆侃如所著,只是,当时却不知道这对夫妻曾在繁花似锦的青岛安居多年。这对伉俪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一起致力于文学研究,携手几十年,堪称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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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内冯沅君、陆侃如雕像(图源网络)

  冯沅君是昔时的“中国五大女作家”之一,另外四位是苏雪林、冰心、丁玲和凌叔华。与其他四人不同,冯沅君一生用于文学创作的时间极少,在1930年开始便潜心文学研究,淡泊终老。这也便是为何冯沅君少时成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原因。1949年后,冯沅君曾担任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大学副校长,也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
  但在1922年到1929年间,冯沅君的“才女”之名满天下,文坛旧事中总少不得她的典故。最让人广为提及的是“一门三兄妹”——冯沅君的二哥便是哲学家冯友兰,三哥是地质学家冯景兰,兄妹三人当年相继考入北大,又相继成为一级教授,为教育界罕见。
  她的一生,便是一道涓涓细流,写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的情事,潜心于文学史的蛛丝马迹,在1974年去世前,她留下遗嘱,说“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冯沅君文学奖,便从此而来,随之一同捐献的,是她与陆侃如一生的数万册藏书。
  如今这院子,仅仅靠一排竹子,便似遮住了道路上的喧嚣,清静自得。五栋小楼比邻而立,各不相同,门口的五号楼便是冯沅君伉俪昔时的住所。
  时值正午,依稀闻得到饭菜香味,这距离海边百余米的院落里,不复当年的学术气息,与青岛的众多名人故居一般,成了普通民居。令人欣慰的是,这几栋小楼保存极好,清静的小院里还栽满了花木,那散落一地的樱花花瓣绝美。我最爱靠里的那栋,阁楼外的三角墙面墙面有赭红色的装饰线条、土黄色的天然毛石,搭配着米黄色的墙面,十分精致。
  一只极肥的猫趴在院子中间晒着太阳,不远处是一辆如今极少见的三轮摩托车,却漆成了红色,颇显怪异。因为天气好的缘故,几乎家家都在晒被子,院里还有两棵年头颇久的法国梧桐,树下生着鹅黄色的小花。
  冯沅君与陆侃如便是在这院落内,一起任教、一起研究,恬静淡泊。
  其实,少女时代的冯沅君,也曾激进。她的三本短篇集,第一本名叫《卷箷》,写于在北大求学期间,由鲁迅亲自编辑并办理出版,鲁迅说“卷箷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基调亦是明朗的;而第二本叫做《春痕》,颇觉沉郁;第三本叫《劫灰》,是其文学生涯的终结。其小说主题多集中于抨击封建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有浓郁的五四气息。她曾在《卷箷》里收录的《隔绝》中写道:“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她也曾写道:“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那叛逆与决绝,在书中随处可见,“我们相抱着向里面另寻实现绝对的爱的世界的行为是怎样悲壮神圣,我不怕,一点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艺术化的,天下最光荣的事,还有过于殉爱的使命吗?总而言之,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我总不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荒谬的。退一步说,纵然我们这行为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结果,我们头可断,不可负也不敢负这样的责任。”
  而从《卷箷》到《春痕》,再到《劫灰》,三部集子的名字则似一个女性的青春与成长,由激昂到萌动,逐至黯淡。
  我曾读过的,是中间的《春痕》,收在一本现代文学的集子里。之所以记得,是因为那是五十封信,为一女子寄给情人的,从求爱到定情,每封信里讲二三事,淡得只留痕迹,那痕迹,却是坚定的。
  陆侃如于1922年考入北大,大一那年出版《屈原》一书,冯沅君是他的同班同学。1929年,二人在上海成婚,值得一提的是,冯沅君幼时曾有婚约,1923年,她坚决要求解除婚约,上演了她小说中的一幕。她与陆侃如相伴数十年的婚姻还是一场姐弟恋,她比陆侃如大三岁。1931年,二人合著六十万字的《中国诗史》,有人说,这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次年,他们又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同年夏天,二人一起赴法,就读于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双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们一起来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居住于鱼山路36号,冯沅君在这里创作了《古剧说汇》、《古元剧杂考三则》等,其中《古剧说汇》与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闪耀于戏曲史。而陆侃如则编写了《中国文学理论简史》,那期间他的学术论文,总在文末署上“写于青岛鱼山别墅”几字。
  他们在这里居住了11年,直至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他们也跟赴济南。
  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晚景凄凉。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使他们无法再安于书斋。1957年,二人双双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遭“拔白旗”,冯沅君更是拖着小脚每日去千佛山砸矿石。至文革时,陆侃如成了“死老虎”,冯沅君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屡屡遭批斗,唯一工作是扫学校的走廊和厕所。
  联想他们此前的行为,这境遇就更显悲惨——早在五十年代初,他们就将所有积蓄共计两万元捐献,在当时可算巨款。可一片赤诚,却终不堪风雨。
  我也曾读过他们1949年后的著作——相比三四十年代的高产高质,他们在1949年后的著作无论质与量,都大大下滑,还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比如“顺应潮流”,在每个章节的结尾都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话,以证明中国文艺按毛泽东思想发展前进。
  1974年,冯沅君去世,时年75岁,三年后,陆侃如去世,时年也是75岁。


【作者:叶克飞            来自:腾讯文化    责任编辑:李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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