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近年来，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日益繁荣，并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开展了“2017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这是《文史哲》杂志连续第四年举行这一评选。最终评出的2017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是：
1．顺应文化气候变迁，建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正在成为学界的自觉诉求
受制于“西学东渐”这一基本语境，中国学术长期以来在总体上处于“失语”状态。随着启蒙现代性的内在悖论日益暴露，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和增强，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出现重大转机，以西方化为表征的全球化进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文化领域，正逐步让位于本土化追求。
这一进程在当代中国尤其明显。本土化已成为中国学术面对大国崛起这一历史性变化的逻辑选择，正视并尊重“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已成为社会各界对中国学术的正当性要求。正是基于文化气候的这一重大变迁，2017年度，越来越多的报章杂志、越来越多的学科和学者开始向“中国模型”聚焦，进而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有学者更是强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目标，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构筑与国家崛起大背景相适应的国家叙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建构，正开始成为学界的自觉诉求。
2．丝路研究向纵深发展，国族认同、天下秩序引发普遍关注
2017年5月，随着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重建丝绸之路的构想进入新的阶段，这标志着数百年来“内向”的中国加速了“外部转向”。这一历史性转折带动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重新检视传统中国的国家、族群、疆域观念，反省何谓“中国”、何谓“华夏”，进而从数千年文明积淀中提炼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的新范式，遂成为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
学界新近涌现的诸多成果，如“从周边看中国”，反思“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走出族群看华夏”，强调古代王朝的“内亚性格”等等，都指向了在现代性冲击下曾一度被抛弃的传统“国族认同”和“天下秩序”观念。在民族主义思潮蔓延、地区冲突加剧之际，有学者认为，以互相伤害最小化为准则的“天下体系”，能够提供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民族国家建构”更好的世界秩序。对中华文明“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性追溯与创造性阐释，或可为化解文明冲突，打造国际关系新格局提供思想资源。
3．学界呼吁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古典人性预设的价值亟待全面重估
20世纪世界主流政治哲学的书写，基本上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理论前提，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成效显著，西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政治实践却不断遭遇困境，这种单一书写模式也随之受到质疑与挑战。现实需要更为丰富的政治思想，儒家政治哲学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学界呼吁“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重建中国政治哲学”。
鉴于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都以人性的预设为基础依据，人性论遂成为政治哲学再思考与重新构建的基点。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将个体的人无差别地视为理性人，偏离了实际，致其所主张的平等只能停留在抽象层面上，而儒家人性论有圣贤、君子、小人之分，尊重人的差异性并强调人的可塑性，以此为基础所构建的层级政治制度模式更适用于现实。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人性预设之于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亟待全面重估。
4．社会科学原有路径受阻，历史学帝国主义渐成气候
近数年间，作为社会科学普遍预设的自由主义，其合法性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有学者据此认为，新时期以来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告一段落。由于原有理论范式的受限，许多学者转而从事对本学科问题的历时性考察，如政治学研究更多地向政治制度史或政治思想史研究倾斜，法学研究中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比重空前加大，经济学研究则更为关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使得学术史上屡次出现的“历史学帝国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重新抬头。
如今渐成气候的“历史学帝国主义”，是指社会科学诸学科更多地从历史领域选择研究课题，或对自身的学科史、学术史进行精细梳理。社会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采用历史学的作业方式，原属题中应有之义，但此时所出现的大面积“历史学转向”，其实质则是在既有研究路径受阻的背景下作出的策略选择，它表明当下的社会科学在整体格局上正处于徘徊不前、方向不明的阶段。
5．文献古籍“伪整理”现象愈演愈烈，正本清源已成当务之急
近年来，随着古籍数字化的进展和古籍数据库的流行，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一时呈现繁荣景象。这对推动学术发展、弘扬传统文化，意义重大。但伴随市场规模的扩大，部分整理者与出版单位利用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急功近利，盲目上马，推出了大量低水平重复之作，甚至出现无视学术规范，粗制滥造、简单拼凑和袭用他人成果不加说明的情况，致使“伪校点”“伪注释”“伪辑佚”出版物屡见不鲜。愈演愈烈的古籍文献“伪整理”现象，破坏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生态，也给广大读者带来难辨菽麦的困扰。
2017年，学界对于古籍整理正本清源、辨伪存真的呼声愈加强烈。有学者呼吁古籍整理者应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原创性的工作中，撰写出更多读者“查不到”而又“用得上”的注释。加强学术自律与出版管理，提高准入门槛和评价标准，已成为当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当务之急。
6．民国学术被神化的趋势得以遏制，20世纪学术版图如何重绘广受关注
1990年代迄今，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意见，即就家学渊源、国学根柢等等而言，后人再也难以与民国时期的一批学者相比肩。在媒体、公众和文化界的推动和渲染下，这一事实描述被放大成了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和学术成就的过度美化甚至神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此种倾向一直不乏批评的声音，2017年出现的质疑尤为尖锐与密集。不少学者指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范式，但也有着初创阶段所不可避免的不成熟、不完备，其整体水准与今日实际存在较大差距。
对民国学术评价的歧异，导源于绘制中国现代学术版图时视角和尺度的不同：是以材料为重，还是将以问题为中心、运用一定理论工具的社会科学化取向视作现代学术发展之正途，则是其中的关键。更本质的问题在于，这股持续已久的所谓“民国学术热”，毋宁说是一股“民国文化热”或“民国热”，过分抬高民国学术的地位，归根结底折射出的是一种对于社会历史本身的看法。
7．挑战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译本出版
个人自由不受限制是现代西方政治正义的基础和最终根据，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归因于这种正在走向极端的“原教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美国学者安乐哲等人由此呼吁以“儒家角色伦理”作为思想资源，在当代世界进行“第二次启蒙”。
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一书的中译本于2017年问世。该书通过开掘儒家传统所强调的“人际关系赋予当事人以具体的社会角色”这一基本事实，尝试发展一种“基于直接经验的具有整体性的伦理生活观”，并以此挑战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赞赏者认为该书为解决全球性伦理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批评者则忧虑其过于强调具体角色会遮蔽儒学的普遍性与终极性。“儒家角色伦理”将如何参与重建世界文化秩序，是否足以为“二次启蒙”提供充分的学理支撑，尚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8．女性文学知识谱系建构稳步推进，性别分析成为相关研究的基石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成为新时期文艺思潮的重要一翼。其后，女性经验、女性诉求、女性书写构成了世纪之交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这些文本以更加细腻、敏感的方式刻画并反思了女性特有的身体、性、身份和生活状态，尝试对社会历史提出自身的理解和思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父权文化的主导地位和绝对话语权，改变了女性被凝视、被消费乃至被建构的客体地位。
21世纪以来，“性别”作为文学阐释的有效范畴之一得到了广泛运用。女性文学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宽，女性文学与社会历史的深层关联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2017年，女性文学知识谱系建构稳步推进，性别分析进一步成为解读具有性别内涵的文学现象的基本方法。立足于女性视角的性别分析，使以往被男性视角遮蔽的学术、文化、社会现象被重新阐释和呈现，展示出一个与男性立场迥异的话语空间。
9．张献忠江口沉银得以证实，公众考古学势头强劲
2017年1月5日至4月12日，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首期发掘取得重大成果，共出水明代中晚期文物三万余件，其中以张献忠得自明朝官府的大量银锭银器为大宗。这一内陆水下考古的重大突破，不仅使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历史之谜得以证实，更是“明代中晚期社会生活、政治、军事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被誉为自明定陵发掘以来最重要的明清考古发现之一。
本次考古发掘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推动公众考古学进入一个新阶段。与传统考古学相对隐秘的作业方式有所不同，公众考古学更多承担着与地方政府全面合作、提高地方知名度、打造地方文化与旅游项目等功能。“江口沉银”发掘一开始即注重向公众开放，在发掘的同时，组织者还举办“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历史学者座谈会”，并筹划将发掘现场列为旅游景点。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与持续取得进展的南昌海昏侯墓地发掘一起，标志着近年公众考古学的迅猛发展。
10.人工智能技术呈现跨跃式发展，人类文明的智慧与伦理基础面临严峻挑战
缘于围棋大师与阿尔法狗人机大战的爆发，以及能够在无人类输入条件下迅速自学的终版围棋程序的横空出世，有一种意见认为，可将2017年定义为“人工智能元年”，它标志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实现跨跃式发展，人类既存智慧和伦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的类本质遭遇被迫让渡的危境。有人甚至因此惊呼：“‘后人类时代’来临！”
数千年来，作为人类文明的伦理基础，智慧、自由、良知、仁爱，共同表征着人的类本质，并为人类所独享。而今，这一认知的根基已然松动，人类文明之“智慧”和创造性，已经开始交由机器去开发与享有。未来，智能机器或将越来越多地自主进行关乎伦理的决策和行为，倘若不对其实施有效的监控与审查，使之符合公正、道义等伦理准则，不仅无法实现人工智能造福社会的初衷，人类的生存安全以及思考决策的主体地位也将受到威胁。而当机器成长为自我约束的“人工道德主体”，在智慧之外还具有了伦理属性，人类的本质将如何被重新界定，这无疑已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性人文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