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5月29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胡逢祥教授做客尼山国学大讲堂第三十二讲，作了题为“现代学术谱系中的国学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主持。

研究近现代学术史必须触及“国学”，但是“国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为何没有一席之地？胡逢祥教授从这一问题出发，从三个方面论述现代学术谱系中的国学研究。首先，胡逢祥教授讲述了“国学”概念的形成和内涵。他认为，“国学”是在20世纪初，近代中国文化处于“亡国灭种”的境遇，作为“西学”的对抗而产生的。换言之，国学是在中国文化衰落的时候产生的。“国学”一词产生之初具有正面的内涵，如“国粹”“国故”，而它在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背景下成为一个负面词汇。现代学科体系是在五四时期由西方借鉴而来，传统学术是以“碎片”的方式融入现代学科体系，所以这是现代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解构。第二部分，胡逢祥教授论述了近代国学研究的两条路径。“整理国故运动”是第一条路径的代表。他认为胡适所谓“整理国故”，是指将传统文化中知识性的内容继承下来，而将传统的价值观念抛却。胡适的这一路数，是西化的路子，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路径”。同时，胡逢祥教授认为这条路径有知识而无精神，是不健全的。在“整理国故”派之外、文化保守主义如“国粹派”“学衡派”，这一批史学家对国学的态度代表着国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兼顾路径。如柳诒徵、陈寅恪、张荫麟、钱穆等。他们兼顾考据与义理，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倾向。最后，胡逢祥教授谈及当前国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他从当前教育中面临的问题出发，提出目前儒家道德教育的缺失，认为应当采用“兼顾”的路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与其他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只有综合吸收其他文化，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报告结束后，王学典教授作了点评。他提出，如何平衡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0世纪留下的重大问题。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辆有轨电车，当前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对20世纪上述两大关系出现的偏差再平衡的过程。王学典教授还谈到，读经班的实质是价值诉求而非知识诉求，是中国人希望重新君子化、圣贤化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