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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国学大讲堂第三十五讲:陈来教授谈《儒行篇》及其意义

发布日期:2019年04月15日 11:55 点击次数:

[本站讯]4月12日下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陈来教授做客尼山国学大讲堂第三十五讲,作了题为“《儒行篇》及其意义”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教授主持。

报告中,陈来教授以《礼记》在“三礼”中的地位进入正题,指出唐代“三礼”中就专取《礼记》,宋代更是由于《大学》和《中庸》备受重视,使得《礼记》的地位空前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北宋时期的《儒行》与《大学》《中庸》同等重要,近代以来,《儒行》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陈来教授的整个报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儒行》文本的年代问题。《儒行》有两个出处:《礼记》和《孔子家语》,二者的内容差别不大。现代以来,《礼记》的成书年代被学者放得很靠后,但是近来结合相关出土文物,有了一些变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出土文物逐渐证明传世文献多是可信的。郭店楚简的出土,陈来教授认为其最大意义就是对《礼记》文献的确定。这个古墓公元前三百年下葬,大概是孟子卒年,属于战国前期。还有另外一个古墓的出土文物,不是专业挖掘的,是盗墓者所为,就是“上博简”。这一个也是公元前三百年下葬,但成书可能提前一百年,即公元前四百年。

那么,是否能够从儒门分派的角度去看《礼记》文献呢?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楚简的材料是子思子一派,因为《缁衣》这一篇在汉代人就认为是子思所作。实际上不见得全是子思,李学勤先生仅是代表一种观点。但可以说,从整体上看《礼记》这个书不可能是晚出的,并且不是一次性完成,是经过不断增删的,基本是在战国时代形成。比如冯友兰先生就说是战国时期,但他写《中国哲学史》却放在秦汉,而不是战国,因为不敢用。这是一个文献的困境,现在这个困境逐渐被打破。

《儒行》在《礼记》的第41篇。《礼记》中凡是孔子与鲁哀公对话的篇目,基本上属于战国中期或更早。《儒行》之后的《大学》是《礼记》的第42篇,是跟曾子有关的,属于早期儒家。那么,今天可以更有信心地将《儒行》放在先秦时期,作为“七十子”时代的文献。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儒行篇》与孔子的关系。这一部分主要是讲近世时期,即宋元明清对《儒行篇》的认识。他谈到,唐代就开始重视《礼记》,到北宋进士及第最早是赐《儒行》的,后来加赐《大学》《中庸》。北宋中期道学兴起,道学家对皇帝赐《儒行》不以为然,他们只肯定《大学》和《中庸》,程颐说《儒行》有“夸大之说”,吕大临说《儒行》有“夸大胜人之气”,元代陈澔也这么讲,认为《儒行》有“尚气好胜之言”。陈来教授认为,宋元儒者这一认识其实有偏差,对儒学的传承不能仅限于“十六字心法”,还应该传承德行传统。五代末,社会风俗与道德败坏,人们试图重建儒学,所以重视《儒行》,宋仁宗就十分看重这一点。但是道学家重心法,在形而上学、宇宙论、心性论、本体论上回应异学的挑战,而《儒行》主要讲行为,是比较外在的,所以道学家重视《大学》《中庸》,因为这两篇的境界高。还有一点,清代孙希旦说宋儒的批评只是在言辞的层面,但《儒行》所包含的精神要予以肯定,即“正大刚毅”的精神,这是荀子之后的儒者说不出的。孙希旦的观点就摆脱了宋明理学流于言辞的弊端,抓住了《儒行》的精神。

宋儒旨在批评《儒行》不是孔子说的,因为文辞不够温文尔雅。陈来教授认为《儒行》也不一定就是孔子对话的原话,但一定是早期儒家的代表,也就是说不一定姓孔,但一定姓儒,一定是出自儒门的,代表了早期儒家的自我认识,代表了孔子死了以后那一批儒者的思想,与《大学》《中庸》的性质是一样的,传承并发挥了孔子思想,符合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儒行》反映了作为儒者的自觉,所以《儒行》与孔子是传承的关系。对“儒”的理解,不能限于孔子个人的人格体现,“儒分为八”就体现了儒者的性格状态是各不相同的,是在指导精神下面的多样性。《儒行》中的诸多“儒有……”就是多样性的例举,体现了儒家的包容性。

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近代以来对《儒行》的认识。近代以来反叛传统,是革命的时代,所以章太炎重视子学,对传统是出离的,对传统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开了新生命,其中正确的就是重新认识《儒行》。章太炎对《儒行》的刻画近于革命者,并且正面回应了宋儒的疑问,说《论语》与《儒行》相符。还有一派是熊十力,认为《儒行》贯通群经,与儒家的精神是一致的。至此,《儒行》的疑云可谓烟消云散;至今,学者对《儒行》也越来越肯定。

现代学者有认为《儒行》是漆雕氏一派的,摆脱了与孔子的关系,譬如蒙文通、郭沫若就认为《儒行》与漆雕氏有关。陈来教授认为不一定将《儒行》归于某派,因为与孔子思想还是传承的。《儒行》的刚毅近于勇德,勇德就是孔子讲的“三达德”,说明孔子也重勇德,还有“刚毅木讷近仁”,还有与“毅”联系在一起的,像“士不可以不弘毅”,都可以说明《儒行》与孔子思想是传承的。

报告第四部分,是《儒行篇》问题意识的形成。《儒行》的问题意识从“儒服”开始,对鲁哀公问孔子的服饰是不是儒服时,孔子的回答很决绝。孔子旨在恢复周礼,势必涉及制度冠服的问题,所以孔子对冠服的重视是作为夏殷的服饰来重视的,而不是儒服。《论语》也不讲儒服。但到了墨子时代,儒门已有专门的儒服。《儒行》反映了孔子第一代弟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说明当时已有“儒服”的概念。孔子时尚无“儒门”的概念,所以也无“儒服”的概念。而《墨子》中提及公孟子的服饰近乎儒服,公孟子问:“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墨子回答:“行不在服。”孔子的想法与墨子是一致的,哀公问穿儒服的是不是就是儒者,孔子予以否定,说明不是儒服优先,而是德行优先。

报告第五部分,是《儒行篇》的德行论特点。《儒行》的德行论有两部分体系,一部分近于《论语》,如仁之八德,温良、敬慎、宽裕等,所以章太炎讲得也不准确,《儒行》并不全是革命精神,这一部分体系叫礼乐文化的德行体系。另一部分德行论的体系,像“士可杀不可辱”,不是礼乐文化的体系,而是春秋晚期兴起的新的士君子的德行体系,是一种新的德行自觉。后礼乐时代新的德行,适应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因为地位变动中的士君子面对新的生存状态的选择,对自己有新的提问:跟富贵走,还是跟权势走?还能不能坚守自己的价值理想?《儒行》讲了很多这样的内容,譬如自立、特立,就是立其操守而不变。这在孔子时代还不突出,要放在战国精神的状态下去理解,是一种士的自觉,既是传承孔子思想,又是回应新的时代。

报告结束后,在讲座互动环节,陈来教授就《儒行》的相关内容,对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济南市各高校师生一百多人参加了本次报告。

 

 

 


【供稿单位:儒学院    作者:蔡杰 赵连杰    摄影:王锦阳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任编辑:喻靖悦 张丹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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