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5月19日下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刘迎胜做客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为同学们带来题为“丝绸之路的缘起与发展的中国视角”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家峰教授主持。讲座前，刘家峰教授介绍了刘迎胜教授的学术贡献，代表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向刘迎胜教授颁发聘书，聘请刘迎胜教授为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研究员。

讲座中，刘迎胜教授首先介绍了“丝绸之路”的由来。刘迎胜教授认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外文翻译而来，在古汉语中没有相关表述，他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的实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刘迎胜教授根据实例表示，“丝绸之路”的原始名称应是19世纪80年代德国历史地理学家冯·李希特霍芬命名连接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交通线时使用的“Die seidenstraße”一词，之后这个命名逐渐得到学界承认，并于上世纪80年代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确认。

接下来，刘迎胜教授讲述了古代中国在跨文化交往中的不利条件以及丝绸之路产生的原因。他谈到，以古代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亚地区，自河西走廊向西到地中海地区的交通线上荒漠众多，往来补给只能依赖沙漠上零星的绿洲；而向南与印度之间隔着喜马拉雅山，往来交通只能取道中亚；向东隔海相望的琉球等国人口很少，资源有限，不具备独立发展的条件，交往以单向输出为主。因此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往面临很多不利条件。在这种不利条件下丝绸之路为什么能够产生？刘迎胜教授总结了四个原因：一是人作为智慧生物所共有的好奇心，如古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由来的好奇；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商人在古代域外交流中发现的商机、河西走廊交通线上的绿洲地区强烈的对外交往愿望；三是中国在交通工具方面的进步为中外交往创造了可能性，如中国北方、西部游牧民族驯服马匹、骆驼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东南地区对船舱的改造使海上贸易成本更低；四是中国擅长“化不利为有利”，中国古代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移民活动使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上有极高地位。

最后，刘迎胜教授阐明了古代中国海洋事业的教训和大航海背后的中国因素。他表示，古代中国是亚洲秩序的主导者，这种主导地位并非武力强迫而是自然形成。古代中国的势力范围是实际存在的，但在藩属国或者海外华人遭到危机时，古代中国很少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支持。而且古代中国没有以国家为后盾展开以科学发现为目的的航海，基础科学过于落后，这是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此外，大航海背后的中国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马可·波罗的故事引发欧洲人的好奇心，成为大航海的动力；二是中国的磁罗盘和导航术使西方具有了较高的航海技术；三是船只装备火炮之法传到西方，促进了西方的殖民航海行动。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就“汉藏语与阿尔泰语系”“中国青花瓷与伊斯兰审美”等问题向刘迎胜教授请教，刘迎胜教授一一作答。

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曾受德国洪堡基金会支持，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与中亚学研究所、班贝格大学东方学系伊朗语研究室任客座科学家，并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色列希伯莱大学高级研究院从事专题研究；是继承我国乾嘉以来西北舆地之学与欧美东方学传统，通多种语言，活跃于当代蒙元史、内陆亚洲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前沿的国际知名学者；已发表学术论著百余篇，主要代表作有《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