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9月21至22日，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在曲阜召开。儒学研究“大咖”们齐聚一堂，围绕“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交流世界各国儒学研究新成果，推动世界多样文明互学互鉴，探求当下全球治理新智慧，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近300位专家学者、3场主题演讲、3场专题论坛、多场次的圆桌论坛……多维度的思维碰撞下产生了哪些深邃的思想火花？第一现场的专家们有哪些精彩论点与精辟论述？山大视点网站为你认真撷取、梳理、讲述。
学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谢文郁教授
主题：敬天情结与儒家仁政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作为政治理念的儒家仁政近百年来没有得到学界认真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模式需要承接中国传统，特别是要重视儒家仁政。谢文郁教授通过分析儒家仁政关于一些基础性情感的界定，如忠、敬、诚等，展示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呈现儒家仁政作为一种责任政治的运作机制。他认为，儒家仁政作为一种责任政治，在过去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定的维持，一个关键原因是儒家一直在培养具有恒久性的共鸣性情感，即敬天情感。儒家的“天命”指的是一种神圣而不可抗拒的宇宙秩序（包括时空秩序和社会秩序），儒家在敬畏天命这种情感中追求恢复社会秩序。在孔子看来，敬畏天命的人便是君子。因此，营造一种敬天气氛，引导并培养君子群体；在政治体制中向君子开放各种职位，特别是关键职位；在位者在敬畏天命的情感中培养和发展自己的责任意识，忠于职守，从而使在位者能够尽职，建立一种健康的责任政治。这是未来中国政治的走向。
学者：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林安梧教授
主题：从“道的错置”到“道的正置”——解开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困结，重建儒家文明
“道的错置”这一现象在历史上表现为历史复古论及历史退化论，这是所谓“时间性的错置”，而“道的错置”在政治上表现为专制集权，这是所谓“结构性的道的错置”。“时间性的道的错置”将越古老的时代认为越接近于道的世代，“结构性的道的错置”则认为政治制度结构中越高的阶层越接近于道。“道的错置”问题，隐含着儒学与帝制的复杂问题，儒学并不一定会走向帝制，但古代社会，父子被君臣化、君臣被父子化，如此以来整个儒学与专制便结合在一起，这时的儒学是“帝制化的儒学”，其帝制则为“儒学化的帝制”。林安梧教授通过分析“血缘性纵贯轴”的构成及其带来的限制，指出了“君、父、圣”的奇诡结构，认为从“道的错置”回返为“道的正置”，要将“圣王”与“王圣”作区别，进一步厘清“圣”是“圣”，“王”是“王”，让“君”“父”作适当的区隔，“君”被瓦解后转成了“群”，开启了“公民社会”，再由此公民社会建立起“民主宪政”。这就是瓦解了“宰制性的政治连接”，开启了“契约性的社会连接”，重新缔结了“委托性的政治连接”，而“血缘性的自然连接”和“人格性的道德连接”则应守着它应有的份位。
学者：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主题：中华文明可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政治、经济是文明土壤孕育的花果，中国正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和“稳定锚”，由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所决定，中华民族也将为世界文化贡献“定心丸”与“稳定剂”。中华文明有其独特的高度和深度，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备。儒学的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并照耀着今天和未来。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继承发扬三代文化传统，王道政治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王者气息使中华文明有着多姿多彩而又贯通如一的气质禀赋，它从人心与人性出发，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远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天地智慧的体悟。中华文明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来落地，在“一以贯之”之中，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发求诸己，从而聚焦发展，聚焦成长。我们应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达致真正的文化自信，与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
学者：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奥斯瓦德•K•努道勒教授
主题：儒家思想与非洲传统宗教的异同点
儒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儒学中的主要思想是道德和人性、仪式纪念、教育、孝、五伦关系，非洲传统宗教的主要思想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扩大和谐的宇宙、家庭，两者具有可比性，可以进行比较。儒学包含了很多非宗教的方面，应该被视作社会和伦理哲学。儒学在学习和教育方面的核心作用在非洲传统宗教中并没有清楚地反应。两者的相似点在于仪式的重要性、祖先崇拜、礼拜场所的存在以及家庭的核心作用，也包括和谐共处。奥斯瓦德教授认为，可以从不同方面对儒家思想和非洲传统宗教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非洲传统宗教中的仪式研究。
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成积春教授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孟凡礼
主题：儒家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关于实现路径的思考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新时期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儒家文化蕴涵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成积春、孟凡礼从现实基础、历史依据与文化认同三个维度，探讨以儒家文化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现路径：从历史与文化方面寻找根据，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性基础；从中国文化“走出去”角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性基础。
学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
主题：论“文化自信”
吴光研究员针对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谈了“文化自信”的问题。他认为，应按中国文化传统来定义文化的涵义，即文化是与武力相对而言的“人文化成”“文德教化”，文化自信就是对本民族文德教化、人文精神传统和道义力量的信仰与践行。文化自信的本质是道德自信。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智信忠廉和敬”为常用大德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和“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构建当代文化自信的主要举措是：超越民族悲情意识，以仁爱、平等态度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广泛深入开展全民道德教育与干部廉政教育；深化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各级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大力支持儒学与国学的复兴。在研究文化自信的理论创新中，应澄清若干错误与糊涂认识。
学者：中国孔子研究院王钧林教授
主题：19世纪中国社会的儒教信仰
王钧林教授关注19世纪中国社会的儒教信仰。19世纪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戊戌变法之前，中国士民依然保有一份文化自信，而支撑这份文化自信的正是儒家价值观及信仰。即使戊戌变法失败，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明儒家价值观仍为主流社会信奉。自古以来，当儒释道三教鼎立，社会上层多数以儒治社，但也不乏信奉佛教道教、对儒释道三教持实用主义态度的。知识阶层出入佛老尤为突出。而社会下层，民众在日常生活多遵守儒家之倡，但在信仰层面却多受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影响。以晚清即墨的民间宗教信仰为例，大多民众抱有实用主义，于是近在眼前的佛庙道观成了他们拜佛访道的去处，而孔庙则相对遥远。庙学合一的孔庙限制了出入的人群，与自由出入的佛教道观形成对照。广大民众无权出入孔庙，于是便造成了一种信仰的垄断——只有极少读书人信仰孔子，儒教似乎无意走向民间，这种信仰的空白随即被佛、道、民间宗教以及基督教填补，不得不说是儒者的一件憾事。
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若晖教授
主题：尊亲贤与秦汉国家结构
李若晖教授认为韩非子“三世论”以时代嬗变来排列德智力三者。此三者对应于孔子所谓仁智勇。与韩非子不同，孔子要求一人而兼备仁智勇三者，这显现了孔子驯化古典武士之勇德与当代智者之智性的努力。他提到，对照商鞅的“三世论”，可以发现，这是试图以法家理念重构国家的努力。德—亲是降低宗室与旧世袭贵族在国家中的地位，从而确立君主的独尊，对全体民众而言则是要求废私德而立公德。智—贤则是吸纳智者辩士进入文官体系，以职守分明考课上计这样一套严格的制度来约束之，使之成为国家机器驯服的工具。力—尊乃是以军功爵制激励普通民众奔赴战场。于是商—韩的“世论”实质上是基于对《公羊传》“尊、亲、贤”的改造，以历时的时代嬗变论证共时的秦制国家之建构。
相关链接：
儒学大会学术报道系列之一:近两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2015–2017）
儒学大会学术报道系列之二: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学者观点摘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