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如果不看文字，只是听人说“徐超教授的对联艺术”，一般说来，我们可能会产生如下三种不同的理解。最有可能的两种理解是，徐超教授擅长作对联，或者徐超教授擅长对联书法创作。还有一种理解是，徐超教授写的一本书叫《对联艺术》。
　　本文要说的，恰恰是第三种理解，即山东大学徐超教授撰写的《对联艺术》一书（中华书局，2014年5月）。该书是山东大学尼山学堂教材，同时也是中华书局《文史精讲》丛书系列之一。巧合地是，上述三种不同角度的理解，在这本书中都有体现。
　　一般说来，一副完整意义上的对联，应当是文字内容与书法形式的完美合一，改用《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叫做“二美具”。按照这种理解，一副对联的产生，至少要经过两道程序才能完成，第一道程序是撰写对联，第二道程序是书写对联。当然，这两道程序既可以由二人或多人完成，也可以由一人完成。
　　徐超教授的《对联艺术》一书，实际上就是从撰联和书联两个角度写的。全书共八章，分别是对联概论、实用对联赏析、睿智对联赏析、名胜对联赏析、自撰联释例、自集句联选例、对联书法、自书联选例，此外，还有三个极为实用的附录。
　　尽管从每个章节中，我都能学到许多前所未闻的知识，但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其中的自撰联、自集句联和自书联三章。文人著述的理论部分，素有被他贬或自谦为“纸上谈兵”的传统，若然，此三章则是不折不扣的“沙场亮剑”。
　　先说徐教授的自撰联和自集句联部分。我是这样理解这二章的：首先，没有对对联文化的全面、深入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撰写或集句出真正意义上的对联。该书的每一个章节，包括附录的选择，均可体现徐超教授在对联文化乃至传统国学方面全面而深厚的素养。其次，自撰联和集句联，前者是独立创作，后者是对古人名句的二次“联姻”。读徐教授的书后，我的感觉是后者的难度丝毫不让前者。何以见得？自撰联之上下联皆为己出，故不合适之处可以随意调整；集句联则不然，上下联均为古人原句，一字改不得。我们知道，工整的近体诗，其颈联与颔联本身即是对联，但如果将其中的每一句分别拆开后，再找个能与原配相媲美的新“对象”，且同时能表达撰联者的某种用意，就绝非易事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文玩界为上好的核桃找对子还要难，因为核桃配对儿的最高要求也无非是求同，但对联要求上下联至少在平仄上应当是相反的。何况相对于自撰联，集句联更需要集联者在古典文化方面的广博视野。再次，徐教授这种现身说法的方法本身，也为对联爱好者提供了一条捷径，尽管这种捷径也是建立在高难水平之上的。因为单单是古音韵学知识的欠缺这一点，对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联通过书法体现出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另一重难度的介入。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撰联者是否同时也会写书法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书法的形式选择应尽量与内容相匹配。孙过庭所谓“趁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徐超教授撰写的对联，内容上多属于典雅而富有书卷气类型的，故用行书或大篆体现，更能彼此增色，相得益彰。从小的方面讲，书法要求整体上的“和而不同”，而对联书法在这方面的要求似乎更高，因为既然写的内容是对联，书法上最好也要体现出对联的特色。以大篆联为例，所选字笔画的繁简多寡、结体的疏密斜正、使笔的方圆转折、运笔的轻重徐疾、用墨的浓淡干湿，甚至正文与落款的书体对比与大小匹配，等等，都能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对联书法的优劣。在这些方面，徐超教授的自书对联，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堪称典范。
　　乍看来，徐超教授的这本书篇幅不大，语言平实，书名，甚至连外观也极为质朴。但认真读后，我有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感觉，即此书中蕴含着的沉甸甸的分量。其字里行间，尤其是寥寥数语的自撰联和集句联中充溢着的高密型知识点，如玑如珠，能时时给人以启发和遐想；而其自书联，则在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中，诠释着一位名庠学者兼书法家数十年来对对联书法创作的理解与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