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志（1906-1990），山东高密人。1926年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34-1939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系学习，获特许工程师学位。1941-1945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数理系学习，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掌握德、英、法、俄四门外语，曾任柏林工业大学理论力学研究所主任助教、研究员，瑞士苏黎世约利康制造厂研究工程师等。曾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46年，功成名就的他回归祖国，先后于上海市工务局任正工程师，同济大学教授、教务长等。1952年，原山东工学院院长张协和专程赴上海邀请，他以回报乡梓的情怀，从繁华的大上海回到了山东。先后任山东工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山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山东省副省长等。政协山东省委员会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提出的“关于复变函数处理的一个方法”，曾闻名德国学术界，被授予“计算方法和快速计算能手”称号。他在理论力学、流体力学、弹性力学、振动学、热传导、应用数学和机械工程的理论基础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1986年获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所百年老校，风雨中蹒跚走来。回望来路上跋涉的身影，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那些独具风采的人和事。超乎于众，异乎寻常，彰显着独特的风骨精神，在校园内外代代相传。比如八马同槽、冯陆高萧、酒中八仙，比如束星北、王淦昌、童书业、赵俪生……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穿透历史烟云沉淀下来，形成一所大学的性格本色。机会偶然，从朋友处得知，山东建筑大学的徐志远教授谈过“力学专家”刘先志先生的一些往事，很感兴趣。于是，经朋友的热情牵线，有幸与徐教授一番长谈。
徐志远，1944年出生于济南，1963年考进山东工学院（原山东工业大学前身），退休前任山东建筑大学教授。他清楚地记得大一那年开学典礼的盛况。旺盛的青春朝气溢满礼堂，对未来充满渴望的年轻学子，激动地聆听校长讲话。校长丁履德教授在介绍山东工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时，提到了与学术界著名的“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地位等同的全国一级教授刘先志先生。但是，他却不知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就是自己的街坊“刘大爷”，他的想象力无论如何也难以在这二者之间画上等号。
听了他的讲述，仔细回味，“一级教授”与“刘大爷”，既天差地别，又理所当然。
高深莫测的“刘大爷”
上个世纪50年代，解放不久的济南市非常贫瘠，到处是低矮平房，陋屋窄巷，楼房还不多见。经七路纬二路庆祥街有两座相邻的二层小楼，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去非常局促，但在当时颇有鹤立鸡群之势。1952年，徐志远还是个八岁孩童。某一天，两座小楼搬来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不仅住的地方令人瞩目，他们的身份和生活方式也明显与众不同。
有意思的是，两家不仅男主人是亲兄弟，女主人还是亲姐妹。据说，岳丈大人是潍坊某著名企业家，看中两兄弟的才学人品，把自己的两个宝贝千金许配给兄弟俩，并为他们买下这套豪华小楼。岳丈大人的确慧眼识才，两位女婿都非等闲之辈。他们兄矮弟高，性格反差也大。弟弟开朗随和，哥哥不苟言笑。弟弟是济南儿童医院院长，大家认识。哥哥是做什么的却无人知道。因为他几乎从不与邻居交往，甚至连话也不讲。不像大官，又明显气度不凡，虽然穿戴讲究一些，也仅干净整洁而已。算不上深宅大院，却总是深居简出。所以，街坊们眼中，那扇紧紧关闭的大门内，那座高深莫测的小楼里，有几分常人不懂的神秘。
这份神秘被1958年的“大炼钢铁”打破了。在那股热潮中，上级要求家家户户出人出力，谁都不能例外，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懂的。街道上，学校里，高炉林立，处处烟囱冒烟。人们披星戴月，干得热火朝天。白净素雅，一看就没吃过苦的女主人也走出了家门。街坊们非常体恤这位大家闺秀，挑不动矿石，就让她烧火递柴，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女主人知书达理，性情温婉，劳动中和大家相处很融洽。后来得知，她医学院校毕业，没有外出工作，全身心照顾自己的先生。徐志远的母亲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处处照顾她。加之徐刘两家住的很近，此后两家走动逐渐频繁，徐家孩子尊称他们为刘大爷、刘大娘。
徐家有五个儿子，生龙活虎。而刘家只有一个幼子，冷冷清清，很多生活琐事需要帮手。十几岁的几个大小伙子，正愁有劲儿没地儿使，搬重物收拾院子的杂活儿自然不在话下。每月定量的粮食填不饱正长身体的肚子，刘家也时常把当时非常稀罕的罐头点心之类食品，以及衣服鞋子送给弟兄几个。“我穿过刘大爷的衣服”，不管是衬衣、中山装，还是布鞋皮鞋。“刘大爷刘大娘都不太会做家务，不会做饭，经常买些罐头，或到饭店买熟食买包子，其实他们生活很简单……”
从1958年到1989年，30多年里，徐志远从中学生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外地工作，从一个十几岁的愣小伙，到结婚成家儿女成人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曾无数次出入“刘大爷”家，与刘先生有过数不清深深浅浅的交谈。相处日久，刘先生并不在意彼此之间学识、年龄的差距，谈话轻松随意。他们的关系像师生，更像朋友，像忘年交。徐教授谈到的这些逸闻逸事，不仅可以使人了解刘先志先生的为人处世、所思所想，更可以让我们从多角度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学问大家。
目中无人只有“力学箭头”
刘家那扇大门打开了，但仅仅是对徐家。“他家大门上有条缝”，看到不认识不熟悉的人从不给开门。整条街上，只和徐家来往。他渴望安静独处，书房从不让外人进。不习惯家长里短，不愿意被琐事干扰，集中全部精力用于学问。这在他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有时也难免令人感到不近人情，难以接受。有件事有些不忍心提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大娘去世，当时刘先生正在外地忙着研究项目，竟然拒绝回来。学校辗转寻觅，才找到他远在日本的唯一儿子料理后事。
很多名流大腕学界达人，不仅有怪癖，也经常犯常识性错误、出笑话，比如陈景润撞电线杆，童书业迷路找不到家，刘先志也不例外。有次刘先生有事到徐家来，“我看到刘先生额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原来，家门口停着一辆汽车，老先生竟然没看到而一头撞上。“我给你用碘酒抹一抹吧？”“不用抹，让你刘大娘看到了着急。”这样的错误不止一次，不仅撞车，有时也撞人。他说“我看不到”，看到的只是“力学箭头”。桌子、凳子、小轿车，在他眼里经常是四组八个对应的上下箭头。有时看到行驶的汽车，竟然奇怪“这些箭头动起来了”。行人躲他，他看不到人家的脚在动，只看到箭头快速移动。
也许这种“走火入魔”，这种“不近人情”，是意识高度集中才会出现的偏差，也许只有意识如此高度集中，不被凡事俗物干扰，才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风景，才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吧。
刘先生的“反感词”
虽是理工科学者，刘先生对文字也特别讲究。写论文，逐字逐句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日常对话，时常挑剔用词不当，有时甚至有些严苛。比如在介绍刘先志的文字中，谈到他的经历，常有这样一句：“被同济大学师生推荐，做了教务长。”他特别反感“师生推荐”一词，说职务要么“聘请”，要么“任命”，怎么能是“推荐”？他也特别反感说自己是“力学专家”。一般人认为“专家”是褒扬，他认为是贬抑。所谓“专家”，就是说此人只会做这一样工作。徐家祖籍淄博，特别会做饭，20世纪60年代，因为生活困难，徐志远上大学前，一度业余帮助家里炸油条，香酥可口，很受街坊欢迎。刘先生举例说，可以说你是“油条专家”，但你不光会炸油条。如果看到现在“专家”已成“砖家”，遍地都是，不知刘先生会作何感想。
比如称呼，他特别反对称呼职务。他曾对徐志远说，你叫我刘教授、刘先生，在家里叫我“刘大爷”都行，叫我“刘校长”我踹你，因为旧时代“先生”是指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是敬称。如“孔子”的“子”，就是指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在当时，这些“谬论”是多么不合时宜，“冥顽不化”。想必在他看来，学识渊博有益社会的“先生”，是气度、人格的化身，耀眼的职务不过是无足挂齿的虚名。
“是力学点选错了”
刘先志曾先后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系和哥廷根大学数理系学习将近十年，经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工厂实践，学到了德国人严谨踏实的风格。徐教授说，刘先生尤为看中学者的两项能力，一是良好的数学基础，一是动手实践能力。当年山东工学院成立力学教研室，选拔负责人时，刘先生不是考力学知识，而是出了一张高等数学考卷。他说，“学工的一定要数学第一”。刘先生经常谈到在德国工作时，曾每天泡在工厂里，和工人一起上下班，车、磨、刨、铣、电焊以及热处理，各工种都拿得起。不仅熟练操作，而且精通各种设备，最后都可以归结到理论上。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已内化为一种思维模式。可以说这是刘先生有别于一般学者的突出优势，这种优势曾经帮他解决了很多国家级重要难题。
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我国石油钻探动力，国家曾与法国洽谈购买他们的大马力柴油机，据说他们本来答应了又反悔不卖。研制大马力新型柴油机的任务，落到了济南柴油机厂身上。始建于1920年的济南柴油机厂，是我国最早生产柴油机的厂家之一。接到任务，全厂斗志昂扬。大院里悬挂起大幅横标“造出大马力，气死戴高乐”，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一次次实验。然而，光有满腔豪情不解决问题。加大马力，机器主轴断了；以为是主轴材料硬度不够，将原先球墨铸铁，换成高级些的铸钢，又断了；再换成锻钢的，没断却弯了。难题无解遍寻高手，终于找到了刘先志。为此，他专门赴青岛船厂考察了一个多月，研究柴油机的曲轴，测量、画图，查资料，最后断言，“不是材料问题，是力学点选错了”。于是他指导改换了新的力学点，结果球墨铸铁的材料都不再断裂。那一年，济南柴油机厂独立自主研制成功12V190大功率柴油机，填补了我国石油钻探动力的空白，成为这个老厂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录。而在这个过程中，刘先生总结了惯性力学与平衡的关系，写出了论述三种力学关系平衡的多篇研究论文。
破甲弹钻进了敌人驾驶舱1969年，中苏之间的珍宝岛战役震惊了世界。曾经一度，我军的各种口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付苏军的T62型坦克，炮弹落上就飞，敌军非常嚣张。研制新型穿甲弹的任务迫在眉睫。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经过对缴获的坦克材料分析，试图得到新型穿甲弹击穿不同厚度钢板的出速度、旋转度、压力度，但迟迟没有解决。虽然从某科学家手中得到了计算公式，却因无人能够解出而一筹莫展。
叶剑英元帅让科研人员去找山东高校的刘先志。刘先志当时正在牛棚被监督改造。出于保密，两位科研人员并未讲明真实身份。刘先志一见公式，便猜到了八九分，故意问来人干什么用？来人说是教学用。先生生气了，“教学根本用不到这个公式！既然不相信我，那就请回吧。”几天以后，两人身着军装，再次出现，这次是在刘先志家里。未等来人多说，刘先志从床下拿出了解好的答案。二位军人感激不已，却又不明就里。原来，当年留学德国时，刘先志曾主持过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火炮设计，这种T62型坦克正是他主持设计出品的，不过后来又被苏军加以改造了。T62型坦克，与一般坦克最大区别在于，外壳不是平面而是斜面，并且是弧形斜面，所以炮弹一打就飞。“不仅坦克是我设计的，那个公式也是我的，不信看我当年的笔记”，刘先生后来对徐志远说。穿甲弹只能穿透平面，打不了斜面，更打不了有弧度的斜面。在刘先生指导下，新型炮弹以精确的出速度、旋转度、压力度，在高温高速高旋转下致使材料局部融化爆炸，T62型坦克再也不能逞威风。这种新型炮弹刘先生称之为破甲弹。后来，破甲弹大显神威，钻进敌人坦克的驾驶舱爆炸。刘先生再次强调：“不是材料问题，是力学点的问题。”
又是力学点！力学点有多么重要？刘先生曾经多次讲过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论断：如果找到合适的力学点，把鸡蛋放在铁轨上，火车压不碎。这有点像著名的阿基米德假设：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耸人听闻，但徐教授说，刘先生不是一个随便讲话的人，联系到他的很多奇特思维，这样说一定有其独特的道理，这只能留待后人研究啦。
怪脾气的刘先生
似乎在成就大的人中，脾气怪的更多，在不熟悉的人看来，刘先志脾气就比较怪。其实所谓“怪”，往往不过是摒弃了虚与委蛇与繁文缛节，背后支撑着的是深厚的学养，独到的见地，以及对学术的执着与专一。
他认死理，爱熊人，很多行政部门人员害怕跟他打交道。他曾经被任命为副省长，但他从不去“办公”，就在家里处理公务。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到家请他，敲门不应。能够敲开他家大门的人，除了力学教研室的老师只有徐家人。副部长的儿子恰与徐志远是高中同学，于是副部长找到徐志远一同再去。这次门开了，却不让副部长进屋，只在院子里谈事。答应只有原来德国、美国的同事来了才去省府，其他人包括各级领导，一律不见。
广播喇叭司空见惯，城市乡村，各行各业，不足为奇。学校的大喇叭播新闻放音乐，几乎就是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先志却一直难以接受。文革前有一次，他竟然跑去拉电闸，他说，学校应当保持安静，早上时间是用来读外语的！
每次生病需要住院，车来了，他都是人不上，先往车上装他的书籍资料，一本本，一摞摞，车子满了，人上不去了，“那就先运书吧，下一趟再拉人”。
“其实他是个很讲道理的人”，徐教授还记得刘先生的“认错”。他家小院有一棵杨树，一场风雨后歪向一边。他和徐志远一起想把小树扶正。于是，在倾斜的相反方向，拉一道绳用力阻挡。没想到这个方向的根部已被雨水冲出一个大洞，不仅没扶正，小树反而倒了。刘先生哈哈大笑，说“力学点不对！这是我的错。”
刘先生曾希望与徐教授合作研究“高温固体力学性能”，就这一话题他们之间有过很多交流。但没有场地、设备，没有资金，而且徐志远当时工作单位还在德州。这些困难比科研课题难解得多，即使他身为副省长，也束手无策，只得作罢。
1989年春节，徐志远从外地回家再去看望刘先生，这时刘大娘已去世多年，儿子远在日本，刘先生独自生活，百般空寂冷清，他不以为意。屋里屋外，桌上床下，到处是散乱的手稿，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那片劳碌了一生的天地。刘先生说，“我快下火车了，要整理我的行李了。如果不整理出来，就是废纸一堆。已经定性的，把它整理好；还未定性的，看看能不能立得住；实在不行的，就把它烧掉，以免谬种流传。”
1990年5月，徐志远在德州看到《大众日报》刊出刘先志先生病逝的消息，难受了许久，许久。几十年了，与刘先生交谈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享受。先生对学术的一往情深、严谨执着，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徐教授的治学与为人，点点滴滴，难以忘怀……行文至此，恰好读到童书业先生之女童教英教授怀念父亲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常有人评说父亲以学术为生命，我却感到父亲是以生命殉学术。”
令人敬重的那一代学人啊，以生命殉学术者，又何止山大的老先生们。
注：原文刊发于山东大学报2019年9月25日第27期，小编对内容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