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青岛解放一周年拍摄的“一九五〇山大文史系‘六二’师生合影”，照片中有冯沅君（第三排左四）、王统照（第三排左五）、骆宾基（第三排左六）、孙思白（第三排左七）、刘泮溪（第三排左八）、卢振华（第三排左九）、高剑秋（第三排左十）、殷焕先（第三排左十一）、杨向奎（第三排右十）、童书业（第三排右九）、赵殿诰（第三排右七）、萧涤非（第一排左三）、孙昌熙（第一排左四）等诸先生。
吕家乡，1933年生于江苏沛县。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有论著《诗人·诗潮·诗艺》《品与思》《从旧体诗到新诗》，散文集《一朵喇叭花》《温暖与悲凉》《人间风雨情》等。曾获山东省社科成果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等多种奖项。
吕家乡教授珍藏着一帧“一九五〇山大文史系‘六二’师生合影”，这张照片是为了纪念青岛解放一周年拍摄的。照片中有冯沅君、王统照、骆宾基、孙思白、刘泮溪、卢振华、高剑秋、殷焕先、杨向奎、童书业、赵殿诰、萧涤非、孙昌熙等诸先生。近日笔者专访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49级校友吕家乡教授。吕教授拿起这张珍贵的照片，追忆了他在山大求学时的先生们。
（一）1946年春，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任校长。复校后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军管会接管学校，华岗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王统照和杨向奎分别担任中文系和历史系系主任。1950年春，由于王统照即将调任山东省文化局领导职务，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并为文史系，杨向奎任文学院院长兼文史系主任。1950年下学期文史系又分为中文系和历史系，吕荧任中文系主任，杨向奎任历史系主任。1952年春吕荧离开青岛，高兰接任中文系主任。
1949年夏我考入山东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山大的第一届人民大学生。入学前我在徐州刚上高中三年级。徐州解放以后，我在《新徐日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山东大学到徐州招生，并承诺考上之后，会向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当时我父亲病逝，家里困难，看到山大有助学金政策就报考了。
当时我没有高中毕业，就拜托校长写了证明，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名考试。考试比较简单，因为我高三的物理、微积分都没学，就不敢报理工，考了文科。数学、物理的考题简单，很容易就答出来了，语文只考作文，作文题目是《评美国白皮书》。那时候刚解放，之前毛泽东连续写了好几篇关于《白皮书》的评论，就把这个作为政治教材。因为当时学校还没有组织统一学习，只知道个大概，于是硬着头皮写了一千多字。我以为考砸了不可能录取。过了一段日子，一天下午我和同学一块打完篮球，在学校的汲水井旁冲澡。这时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你考上山东大学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接着说，录取名单都在《新徐日报》登出来了。我赶紧去找报纸，报头旁边就刊登了山大在徐州的录取名单，一共录取了20余人，里面果然有我的名字。
当时山大校址在青岛海滨，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学生共计一千多人。文学院分中国文学系、历史系、外国文学系。那时山大实行军管制，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等人组成军管小组，我们称呼他们军代表。山东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丁西林、华岗先后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代行校长职务。
入学后不久，我进入中文系学习。我这一级同学有15人，后来从水产系转来1人，从齐鲁大学合并进来5人，从华东大学合并进来1人，到1952年毕业时还有16人。因此，合影中我们文史系的学生其实不算多。学校的助学金分一、二、三等，根据每个人陈述自己的家庭困难情况评定。凭学校的助学金，我顺利完成了学业。
那时候山东大学政治热情很高。我入校时候已经是九月了，校园里整日敲锣打鼓，气氛热烈，老师也好，同学也好，都是一片欢腾———确实有解放了扬眉吐气、欣欣向荣的感觉，再加上我入学以后不久，很快举办开国大典，所以校园内一片欢庆的气氛。
当时上下级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亲密无间。解放之初，许多提法都很新鲜，例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和水一样”，“上下级之间也是同志关系”，“同志关系比什么关系都亲”等等。那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其中这样唱道：“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所以师生之间，还有我们和军代表之间，甚至和华岗校长，相处起来都觉得非常融洽，没什么隔阂。我们一旦对哪位老师，甚至对军代表有意见，都可以毫无顾虑地提出来。
（二）每当我拿起这张1950年山大文史系的师生合影，思绪就会回到师从先生们时的情景。我记得王统照先生当时教现代文学史，冯沅君和陆侃如先生教中国文学史。冯陆夫妻两人打接力，陆侃如教唐朝以前部分，冯沅君教唐朝以后部分，每人讲授一个学期。孙昌熙、刘泮溪先生教写作实习，罗竹风先生教大学语文，黄孝纾先生教选修课楚辞选。最初，选修楚辞选课程的大概有六、七个人，不过黄孝纾的口音很难懂，再加上解放初期对古典文学不够重视，所以最后没有几个人听课了。有一次，教室里就只剩下我自己。我一看其他同学走了也想跟着走，但是又想，我再走了没人怎么办，就坚持到上课结束。殷焕先先生没有给我讲过课，他是研究汉语的。他在解放初期，就开始做方言研究。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把我们新入校的同学带到办公室，拿出一个小本，让我们按家乡方言读上面的文字，他认真地把注音写下来。
开学后不久，中文系师生召开迎新会，王统照先生担任主持人。王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不高、略瘦，行动敏捷，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他穿一件蓝色干部服，不断地站起坐下、上台下台，经常放声开朗地笑。老师们有的致辞讲话，有的表演节目，其中丁山先生讲话我印象很深。丁山研究甲骨文，平时喜欢穿一件大褂。
1947级同学王建，自编自演了个节目，把陆侃如、冯沅君的故事编了进去，其中有两句“陆侃如冯沅君，一江苏一河南，千里姻缘一线牵”。冯陆两先生听了和我们同学一起哈哈大笑。我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当时我个子矮，穿的是家里面给我缝的土气衣裳，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村来的孩子。迎新会后冯沅君、陆侃如把我叫到跟前说，“你唱《沂蒙山小调》，家是沂蒙山吗？”我说：“我家不是沂蒙山，是江苏沛县。”冯先生问：“你是汉刘邦的老乡？”我回答说是。她又问我：“你老家还有刘邦的古迹吗？”我说：“我虽然是沛县人，可是我从来没到县城去过，县城离我家30多里路。”迎新会后和冯陆两先生的这番谈话，是我对他们的最初印象。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接力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他们两个人讲课的风格不一样，陆先生讲课比较潇洒。他讲了一个学期，说从下学期开始，是冯先生给你们讲。冯先生讲课认真投入，有非常详细的讲稿，是用毛笔竖着写的，上面还有多处修改的地方。有时候讲起具体作品，冯先生就很有感情地读给我们听。比如说“渭城朝雨浥轻尘”，她按照“三叠”的方式朗诵了一遍，语速很快，像绕口令一样。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咏喇叭》，冯先生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我至今还记得她眉飞色舞的神态。
1951年，华东大学合并到了山东大学。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余修在大会上做主持，各学院的代表发言。童书业先生迟到了，他穿着一件酱色大褂，从山大北门晃进了会场。进来之后也不急着坐下，而是东瞅瞅西看看，寻找座位，后来就坐到冯沅君旁边了。童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五香花生米，让冯先生尝尝，她摆摆手谢绝了。
过了没几天，我和几个同学上冯沅君先生家里去约稿。当时山大校刊办了个副刊叫《新文学》，我是编委。我们到了冯先生家里，当时陆侃如没在家，冯先生主动和我们聊天。冯先生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非常地朴实，对学生非常地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
王统照先生给我们讲授现代文学史。这是一门新课，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他上课就拿着几张纸片，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他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讲起来就很有趣。在课堂上，他谈冰心的作品和风采，讲五四运动时怎么火烧赵家楼，讲《新青年》的影响和泰戈尔访华等等。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见闻，讲了鲁迅的作品和他的音容笑貌、性格习惯。后来讲到鲁迅去世时，他自己如何为鲁迅扶灵送葬。王统照讲课虽然不系统，但挺有趣，同学们都爱听。每次课我都认真做了笔记，保存了数年。改革开放后，田仲济先生要编王统照文集，听说我听过王统照的课，就想借那本笔记看看，可惜笔记早没了。
当时刚刚解放，老师们都很兴奋，愿意跟上这个新时代，同时也有些茫然。课怎么讲？开课就有点忐忑不安。大学语文没有课本，到底选哪些做教材？王统照就请来军代表罗竹风开设大学语文课。刚开始别的年级和外系的同学都慕名来听，教室里挤满了人。几堂课以后，大家对罗代表的课有了意见。以后，他上课逐渐改观，而且过两周让我们写一次作文，批的作文非常认真，又有总批又有眉批。记得有一次，我在作文上写道：“……我这不是浪费人民的小米吗？”他在旁边写了这样的批语：“你这样说太严重了。”他的平易谦和的态度博得了同学们的敬爱。
（三）赵太侔先生解放前任山大校长，解放后担任外文系教授，他没给我上过课。华岗校长给我上过课，除了给全校上政治大课，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我还听过几次他给历史系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课。华岗校长讲课几乎不带讲稿，但讲课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敢于创新。
我认识华岗校长，是开学后不久的事情。一天我正在办公楼前，这时华岗坐着车来办公室上班。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他，不知道这是校长。他从车里出来，忽然看到我，就笑着走过来。我当时又矮又小，穿的还是农村的衣裳，大裤腰的棉裤。华岗问我，你是学生吗？哪个系的？从哪里来啊？我一一回答，他兴致勃勃地和我交谈。这时候司机来喊他，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学，闰土的后代也上大学了！”后来他给我们上大课，我才知道他就是华岗校长。
1951年5月，华岗校长创办了《文史哲》，作为学术研究的阵地，以开展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风格在国内“开风气之先”。从1952年开始，华岗校长提出在中文系开设“鲁迅研究”课，并在他的倡导下，他与孙昌熙、刘泮溪、韩长经四人，开设了全国首创的鲁迅研究课。他有一篇《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就是他几次讲课的讲稿。
华岗对鲁迅是发自内心的敬佩。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他以笔名“林石父”写了纪念文章《为敌为友了了分明》，发表在《山东文艺》上。华岗对鲁迅感情深厚的原因，我后来才知道。1950年暑假期间，文、农学院的部分同学参加山东省农村暑期经济调查，我到淄博地区调查。在欢迎会上，淄博地委书记告诉我们，他和华岗校长很熟，因为一块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华岗在监狱里面写了一篇文章，通过关系送出去，交到鲁迅手里。文章还没有发表，鲁迅就给他送去了四十块银元的稿费。接到鲁迅给他的钱以后，华岗还请他们在监狱里打牙祭。
改革开放以后，我给《鲁迅全集》编辑室的包子衍写信，向他求证这件事。包子衍给我提供了一些华岗和鲁迅交往的线索。他说，根据《鲁迅日记》和日本内山完造的一篇文章，华岗在山东省监狱期间，夫人葛琴曾得到鲁迅资助前去探监。
1952年夏，华岗校长从医院请假，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他勉励我们，有工作的地方就有战斗和创造，有同志的地方就有友谊和欢乐，扬帆远航吧，要准备战胜征途上的风险浪恶。
华东大学合并到了山大，原在华东大学任教的高兰，合校后任中文系副主任。我在上初中的时候，老师曾选了高兰的一首诗《我的家在黑龙江》给我们朗诵，因此印象很深刻。
童书业先生是杨向奎先生在1949年8月引荐来的，到山大历史系担任教授。我刚到青岛、还没有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对他有了印象。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自己一个人到海边去散步。虽然他还没有给我们上课，但在校园经常看到他。他喜欢穿一件破旧的酱色大褂，可以说是他的标志性服装。后来我选了童先生的宋史研究课。他上课最喜欢引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段一段地背诵，并且说明出自第几页。再就是讲起宋朝的税收变化，顺口就能说出一大串数据。我很佩服童先生的博闻强记。
童先生在学术上记忆力惊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记忆力又特别差。当时王麦庵是童先生宋史研究课的课代表，经常和童先生联系。有一天，王麦庵到童先生家里面谈了一些事，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到了学校。童先生去图书馆查材料，王麦庵就在图书馆前面的橱窗看报。一会儿童先生从图书馆出来，大声喊王麦庵：“那个同学，你是不是文史系的？”王麦庵说是。童先生便对他说：“你回去告诉王麦庵，我下星期上课时间要改一下。”王麦庵说：“我就是王麦庵，刚从您家里出来呀。”
（四）吕荧先生1950年5月由大连来到青岛，任中文系主任。他给一、二年级开文艺学课，给三、四年级开俄苏文学史。当时刚刚解放，许多先生积极在课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过还不怎么熟练。不过，吕荧讲文艺学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不但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还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做出评点和阐发，我们听得特别过瘾。
吕荧先生做了系主任以后，指导中文系的学生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每隔一两周在校刊出版副刊《新文学》。我是新文学研究会的召集人，还是文艺学的课代表，经常去吕荧先生家请教问题。吕荧自己带两个女孩住在青岛，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另外请了个女保姆。他住的地方在海滨，离山大很近，我经常到他家。我和吕荧一共接触一年多，上他家就跑了一百多次。他对学生很负责，指导学生很亲切。每次我把习作拿给他看，他都认真地提修改意见。
我没有听过杨向奎先生授课，但是在校园里经常见他。杨先生衣着讲究，经常呢服革履，衣冠楚楚。1950年春他任文史系主任，我和他有了具体的接触。一年级下学期，孙昌熙先生给我们上写作实习课。几周后，有同学对孙先生的讲课有意见，要求换老师。有一天，杨向奎找我们三个学生代表谈话。听完之后，杨向奎说：“你们的意见，我一定好好考虑，但是你们对孙先生要有进一步的了解。”过几天以后，他又找我们谈了一次话，拿了孙先生发表过的一些论文、小说、散文。他说：“孙先生在大学期间就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毕业以后是朱自清先生的助教。他讲课也没几次，你们相互之间就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不是？你们先不要换老师，让他再讲一段时间试试看。”杨先生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孙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在校学习期间，常在重要报刊上发表小说及散文，他毕业后还常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作品等等。事后，孙先生对我们的鲁莽无礼并不介意，教学渐入佳境。
刘泮溪先生和孙昌熙先生私人关系很好，但是性格完全不同。孙先生平时嘻嘻哈哈，性格比较开朗；刘先生很拘谨，说话细声细气。两位先生接力给我们上写作实习课，谁在前谁在后我不记得了，孙先生后来还给我们上过现代文学作品选。
我入校时，赵纪彬先生是山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他喜欢穿件长袍，上课既不拿讲稿又不拿卡片。我记得有次他讲斯大林《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一章，斯大林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辩证的，观点是唯物的。而赵纪彬对斯大林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样说太机械了。他有时一边讲课一边思考，讲着讲着突然就停住了，好几分钟不说话。然后会突然嘿嘿一笑，连珠炮似地接着讲下去。1950年，赵纪彬离开山大，被任命为平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
还有萧涤非先生。他在解放后作了一首旧体诗，有两句流传很广：“自从解放后，喜看头上天。”他这首旧体诗在校刊上发表，我印象很深。我们三个《新文学》的编辑到萧先生家里约稿，他那天穿了一件运动服，好像刚刚参加体育锻炼回来，浑身汗淋淋的。我觉得很奇怪，毕竟平时萧先生脚步沉稳，不苟言笑，怎么也不像个运动员。他便说，你们觉得奇怪吗？我当年可是足球健将。他拿出照片给我们看，我们这才知道他上大学时候是华北足球队的球员。二年级下学期他给我们开设杜甫研究课，上课感情饱满，备课认真，把概述和具体作品赏析结合起来，很受欢迎。有一次讲杜甫的“暮投石壕村”，他说：“暮投石壕村，假如不用这个‘投’字，能换成什么字？你们想一想。”最后我们换来换去，在情味和音韵上均不如“投”字好。
我毕业后和萧涤非先生还有一些接触。1956年萧先生的《杜甫研究》出版，我立即购得拜读，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我的读后感。萧先生书中强调杜甫是“人民诗人”，而当时有的苏联文学批评家反对给古典文学家贴上“人民性”的标签。我就在信中对萧先生说，我这有一篇最近翻译过来的文章，说要慎用“人民性”这个词。之后萧先生回信，说已看到这位苏联学者的文章，不尽赞同。至于对诗人杜甫的评价，一直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称呼他为“人民诗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除了以上先生们授课外，一年级中文系还有一门自然科学概论课，每周的三节课以讲座形式连上，课堂在科学馆的阶梯教室。自然科学各专业的著名教授轮流给我们开设，记得主讲者有杨肇燫、何作霖、郭贻诚、刘椽、曾呈奎、丁履德诸先生。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各有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那一级的文科大学生，只上了三年，就因国家急需人才，于1952年暑假提前一年毕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东大学，真可谓大师云集，高山仰止。我在大学时代，能够听到这些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的教诲，是我的幸运。这些先生们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突出的才能，也各有各性格上的特点。但他们都有鲜活的文化个性，都有令人敬仰的风范。最可贵的是，这些先生纯真朴实，没有架子，绝不装腔作势，又对学生百分百的亲近。如今这些先生都已仙逝，我从内心里怀念他们。
（吕家乡口述，张洪刚 于静波整理）
注：原文刊发于山东大学报2019年9月25日第27期，内容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