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左）和丈夫陆侃如

冯沅君

冯沅君早期小说集《卷葹》

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

山东大学校园里的陆侃如、冯沅君塑像。资料图片

【述往】

学人小传

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作家、学者。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32年与丈夫陆侃如留学法国，1935年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一级教授、副校长。著有短篇小说集《卷葹》《春痕》《劫灰》，古典文学论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

冯沅君是“五四”后涌现出的杰出女作家，以“淦女士”等笔名而广为人知。她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一位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的教师。作为作家和学者，她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历来受到重视，但相对而言，人们对于作为教师的她，关注得不够，论述也较少。

其实，教书育人是冯沅君一生的重心。她曾对学生说，“自从到大学教书后，就洗手不写小说了。因为教师面对的是学生，工作是神圣的，而人的生命有限，时间是个常数，容不得一心二用，一旦误人子弟，则过莫大焉”。

投身教育，死而后已

1917年，冯沅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便留心教育。1921年5月4日，她在刊于《晨报》的《五四纪念杂感》一文中写道：“教育是大家所公认为国家根本的事业，应当特别扩充的。现在怎样？首都之下，累次陷入无教育的境地，虽说近来些微有点恢复的希望，但是风雨飘摇的状况中，前途还是茫茫难测。外省呢？裁经费，罢课的事，也是时常听见的。”1922年5月15日至6月23日，冯沅君参加了由老师胡小石带队的“国内教育参观团”，到晋、鄂、苏、越参观访问。她对这次参观访问十分投入，细心观察，耐心访问，每天坚持写日记。她的日记后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她对教育十分关注，而且有自己的思考。在太原参观国民师范，“当我们从院中走出的时候，见有五六个少年的人，担着泥、砖，由西往东走，看他们衣履之朴实，和手足胼胝的样子，只当成泥水匠了。后来有人告诉，方知是本校学生，他们这种能耐劳的精神，我真十二分的佩服。临走的时候，他们——校中办事人——还将该校学生由劳力而成的产品，送了我们许多，我真要愧煞了！”生产劳动实践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冯沅君佩服赞赏这一点，说明她对教育有着相当深切的理解。在武昌参观模范小学，“走到礼堂附近，见挂有时事揭示牌，将每日的大事简单明了写在上面。这种东西我以为于小学生很有益的，比那冷酷的无趣的格言牌子强得多。我素来的主张，小学教育，无论如何，总要使学生的感情尽量发展，这群带有真、善、美的小天使，要是硬以无情的教育去矫揉造作，使他失去本来的天真，简直是毁坏世间无上的艺术品，剥夺人们艺术的享乐，其罪真是不可赦啊！”这种重在发展小学生的情趣，让学生身心健康愉快的发展，应当说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冯沅君还是一个只有22岁的大学生。

从师范学校毕业，冯沅君又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读研究生，此后即投身于教书育人的事业。自1925年春开始，直至病逝，其间除了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之外，她一直坚守在高等院校的教学岗位上，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中法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任教。1947年到山东大学，直到1974年病逝。冯沅君到高等院校任教之后，由于时局动荡，运动频仍，还有个人家庭生活的一些不幸、病魔的折磨，她历经坎坷灾难，身心受到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重压。她痛苦，她艰难，但她从没有倒下，始终挺立恪守在教学岗位上。

1973年，她患癌住院，最关注的还是教学，念念不忘的还是教学，还曾让丈夫陆侃如给她带教学参考书。在弥留之际、神情恍惚时，她还让护士扶着给学生讲课。她是在课堂教学的岗位上离开人间远行的。

舍得割爱，专心教学

冯沅君的情趣和爱好是多方面的。她是作家，发表的小说、诗词、散文，至今还为人们所赞赏。她是学者，她的许多学术著作，有不少至今还摆在人们的案几上。她是翻译家，通英文、法文，有重要的译著传世。她到高等院校任教以后，虽然对上述的多方面仍有兴趣，继续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她能做到割爱，始终把主要精力投用在教学和教书育人上。

冯先生初登上大学讲坛时，已经发表了多种著述，有相当的名气，后来名气越来越大，头上有作家、学者、博士、教授、才女等不少桂冠，但她作为一名高等院校的教师，在长达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来没有单凭学识、才气、名气，随便随意，而是一直践行着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教学原则。

冯先生备课从来都十分认真，每门课都有详细的讲稿。有的课程，她讲过多次。但每次新讲这些课程时，考虑到讲授对象不同、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等原因，她都要再备课。从今存多种备课讲稿上可以看到，有些讲稿是重新撰写的，有些是在原讲稿的基础上进行增删。有些字读不准，就查字典，仔细写在讲稿上。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级学生石家麟回忆，1957年，冯先生给他们年级讲元曲时说：“不少同学的作业中还有错别字，对于中文系的同学是不应有的，希望大家勤查字典，我读了大半辈子的书，字典还常备案头。勤查字典是消灭错别字的不二法门，舍此别无捷径。”冯先生备课的认真，已经形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即使给几个人辅导，她也是认真准备。她指导的研究生陈其相回忆，有时她辅导研究生，只有两三个人，她也事先写好详细的提纲，一丝不苟。1962年，冯先生总结自己辅导研究生的体会时，讲到提纲的好处：“保证指导时既重点突出，又无遗漏。碰到应解答的问题多，而指导时间不够时，导师可以只讲重要的，次要的可将提纲交研究生带下去自己看……为此，我虽然觉得写提纲很费时间，可是总坚持下去。”她备课、写辅导提纲从来不惜时间，她说自己“指导两个钟头或三节课的时间，备课的时间大都是一天”。

除了备课，冯先生还一直重视编写教材，付出了大量心血。她先后根据教学的需要，编写了多种教材，其中有些正式出版了，如和陆侃如合著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和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等合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庚共同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还有大量讲义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她认为，教材要“力求符合学生的要求和水平”。她的教材和讲义都是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的。她深知编写教材之困难，强调编写教材要有研究的基础。1952年，她曾对她的侄女北京大学教授冯锺芸说：“编教材很不容易，教材也能显示编者的思想认识高下，不能人云亦云。编教材也需要研究作为基础，不然，岂不误人子弟。”

冯先生编写教材，不论是讲义，还是教科书，始终贯穿其间的是一种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她和林庚共同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是为高等院校中文系诗歌选课程编写的教材，共选诗词曲一千首，选目曾三次征求专家意见，最后才确定下来。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自周至唐五代，由林庚主编。下编自宋代至五四，由冯先生主编。两位主编，除曾先后三次充分面商外，还经常交换情况和意见。冯先生主编的下编，参加者有关德栋、袁世硕、朱德才、郭延礼和赵呈元。冯先生作为主编，司其职，切实地尽到了主编的责任。她负责起草选目，审改初稿，组织讨论，并最后定稿。她还负责注解北宋全部、南宋大部分及金、元全部诗篇的工作。从今存的初稿和定稿中，可以看到很多冯先生修改的字迹。在编写过程中，她的一个助手，“对吴伟业两首诗的创作时期，依据常见的资料，做了个大约的推断，还在稿子上的一端贴了一张字条，说明依据的材料”，“但冯先生在定稿时，却重新做了考证，并得出了确切的答案。她向助手说明改动的依据时，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不能粗枝大叶，敷衍了事，也不能人云亦云，应当力求把问题搞清楚。”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到冯先生一贯的认真严谨和做主编的尽职尽责。

创新方法，灵活教学

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方面，冯沅君在遵循传统的同时，特别注意探索和创新。

冯沅君一生讲过多门课程，除了基础课外，还开设了几门选修课。她在讲授时，基于讲稿，但又从不照本宣科。研究文学史、作家作品属于人文学科，其中有一些属于基础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的丰厚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教者和听者重在体悟、体验。冯先生讲文学史、作家作品，感情特别投入。1949级学生吕家乡回忆：“冯先生讲课则富有感情。有一次讲到王维的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她按照‘三叠’的方式朗诵了一遍，语流很快，像绕口令一样，引得同学们大笑。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咏喇叭》，冯先生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我至今还记得她眉飞色舞的神态。”冯先生课堂教学的情感投入，1949级学生赵淮青也铭记不忘：“有一次，她讲苏东坡的词《念奴娇》，一字不落地背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她的讲解，完全沉浸在作品中，洋溢着对千古名篇的挚爱。我还记得她在讲台上踱着步子，目光凝视前方的风度神态。这首词写得大气磅礴，她讲得也铿锵有力。先生虽外表纤弱，却传达出词中神魄飞扬的气势，把苏词的感情发挥到极致。自然也难忘，冯先生讲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时，又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又是一次一字不落的朗诵，声音低回，如泣如诉，充满似水柔情，字字送进听者的耳膜，令人肃然动容。无意间，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沅君先生很推崇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高度评价关汉卿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窦娥冤》这部作品。当她朗诵到《不伏老》中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时，声音高亢壮烈，富于感染力，也透露出她爱憎分明的性格。”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每篇作品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作品情调也不同。冯先生讲授时，针对不同的作者作品，设身处地，满怀真挚的感情，讲出了真情别调。

冯先生讲课，常有顿悟，随时随地发挥。1953级学生郭同文回忆，1954年春，冯先生讲授岑参的诗歌，“此时，她虽然大病初愈，但讲起课来却精神焕发、口若悬河，声音铿锵有力。她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岑参写边塞风光的《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当讲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她望了望窗外：校园里梨花盛开，洁白如雪，阵阵春风扬起片片梨花飞舞。她满含深情地讲道：‘诗人用春风比北风，用梨花比雪花。何等深切，何等独特！同时也表明了：寒冷的日子里也蕴含着明媚春意来临，显示了诗人在严寒中的乐观情怀！自古以来，写春风的诗歌甚多，而用春风比北风的诗，这却是首创。’”

冯先生特别重视课后辅导这一环节。她同课堂教学一样，认真负责，而且有自己的探索和特点。重视个别辅导，也重视集体辅导。

冯先生个别辅导多是在她家中。她为了辅导有针对性，事先尽量汇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准备，然后细心地讲解，即使有时身体不好，也按时辅导。约在1957年上半年，冯先生辅导中文系高年级学年论文。1955级学生吴长华回忆：“那时我们高年级要准备写学年论文，我选的题目是《论〈牡丹亭〉》，出乎意料的是冯沅君先生竟是我的指导老师。这样我们的接触就多起来，每一周总有一晚上要到她那里去。每次到她家里，她总是早已等在会客室里了。那时她身体不好，没讲几句话，就常常要咳嗽，可是她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辅导、讲解。在讲解前先朗读一遍。使我惊奇的是她身体那么弱，朗读却是铿锵有力，节奏性很强，至今仿佛仍在我的耳边回响。她对我们很亲切，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对我们提出的哪怕是幼稚的问题，也都认真解答。”

冯先生的集体辅导，常常是与“集体答疑”结合在一起的。《冯沅君传》第305页记载：约在1959年，她在教学中，还创造了一种“集体答疑”的教学方式。所谓集体答疑是“在个别辅导、个人阅读告一段落后，她让学生交上阅读札记，同时把疑难问题一起交上”，她“在检查札记时，把学生提的问题梳理归纳后，给学生‘集体答疑’。在她答疑完毕后，学生还可充分提问，然后师生展开讨论。教师答疑结束，她就反过来‘考’学生：让你阅读一段她布置过的古文；让你串讲一段文字，谈出你的评论意见；或向你提出一两个问题让你解答。答得不完善，她会请别人补充。”这种集体辅导、集体答疑，把指导阅读、写阅读笔记、发现问题、提问、讨论、考问自然地接连起来，有严格要求，又有引导启发，既有针对性，又生动活跃，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后来，“她的学生缅怀老师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冯先生的‘严’和‘逼’，打掉了大家的惰性，引导着我们前行。”

教学相长，双向互动

1964年9月，冯沅君与她指导的研究生张忠纲交谈时说：“教学永远是相长的。”“‘教学相长’在有些老师听来是一句口头禅，其实是千真万确的，将来你们当了老师，就会体会到了。”冯先生在长达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坚信这一真理，并且能切实践行。

冯先生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备课、辅导和编写教材时，总是要翻阅、参考大量文献资料，但她从不照抄照搬，而是反复阅读、勤于思考，写成详细的讲稿。在这个过程中，常有新的发现。她不仅把这些新的发现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同时也诱发了新的研究兴趣，进而取得了重要研究成绩，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

1939年，冯先生在中山大学讲授元杂剧时，发现了三条有关王实甫生平的材料，当时她未敢贸然作断。此后她从孙楷第、王季思先生的论著中，又看到了新材料，并且函请王先生询问陈寅恪先生有关见解的依据，这才产生了自己的一些推断，写成了一篇题为《王实甫生平探索》的论文。1956年秋冬之交，在山东大学一年一度的科学报告会上，她以此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提出讨论。讨论后，冯先生继续修改，1957年刊于《文学研究》杂志。

在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时，冯先生注意质疑，发现了不少新问题。如此书所选的清代吴伟业的作品《圆圆曲》与《楚两生行》，对这两篇作品的写作时间，冯先生没有沿袭以前的说法，而是阅读了许多有关的著述，仔细考证，从中找到了一些例证，认为《圆圆曲》作于顺治七年（1650）前后，《楚两生行》作于康熙初年。她把研究的成果纳入教材中，同时撰写了《吴伟业〈圆圆曲〉与〈楚两生行〉的作期——读诗质疑之一》，刊于《文史》杂志。

关爱学生，亲近学生

冯沅君与学生相处，不讲所谓的师道尊严，而是提倡互尊、互爱、真诚、平等的师生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同陆侃如先生支持进步学生，从经济上帮助过一些进步学生。在东北大学任教时，有一位同学母亲有病，无钱医治，他们给他一笔钱，帮助母亲治病。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后，青岛解放前夕，李希凡旁听冯先生的课，中间遇到了经济困难，冯先生亲自给李希凡姐弟送去了四十银圆。1962年初，冯先生指导的研究生陈其相的祖母病逝，父亲又病重。冯先生知道后，马上拿出一百元，让她赶快寄回家。凡是接近冯先生的，都知道她生活十分简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可是对同学，却慷慨大方，毫不吝惜。

冯先生乐意与学生交流，学生也喜欢接近她。吕家乡回忆：1952年，他和几位同学在毕业前夕去看望冯沅君。“她向我们谈经历，谈治学，谈写作。她告诉我们，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因此现在穿皮鞋还要塞一些棉絮，走路很不得劲儿。我这才想到，平时冯先生走路的确有点‘扭搭扭搭’的样子。冯先生很有感慨地说：一个人要违抗社会风气，违抗潮流，是很难很难的，只有极少数杰出者才能做到。谈到写作，我们问她是不是还打算写小说？她叹了一口气，说：淦女士写小说简直是三代以前的事了，早就提不起笔了。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期望，没有办法！”

约在1952年，1951级学生赵淮清和几个同学到冯沅君家看望老师。后来他回忆：“书斋幽雅清静，处处氤氲着书香气。大家谈话无拘无束。她简单问了我们入学前的经历，然后就兴之所至地谈文学，谈人生，谈山大的历史，妙语迭出。记得先生说过：‘你们入大学文科，文、史、哲都要打好基础，古典文学更是基础。古文学不好，白话文也是做不好的。’她主张大学几年起码要背诵上百篇精选出来的古文，古诗词更要多背，越多越好。”“沅君先生讲得兴致盎然。说话间，一大盘黄澄澄的花生糖已被我们‘风卷残云’。先生脸上浮漾着慈祥，颤巍巍地，又从立柜里端出一盘，还没来得及落座，一位性格有点鲁莽的同学发话道：‘冯先生，您在法国留学时，您的脚会招来不少麻烦吧？’这种容易犯上又不相干的提问，很使我们为他着急。不料，冯先生却不以为忤，笑容粲然，朗声答道：‘这也不难，学习孟丽君嘛，外面套双靴子就行了。’”

冯先生虽然有博而深的学识，有许多有影响的著述，但她从不谈这些。她不哗众取宠，不露才扬己，对于世俗之名毫无兴趣。她和学生交谈，是真诚的，是自然的。这是经受人文教养浸润而形成的真诚和自然。她与学生的交谈，洋溢着真善美的情趣，从各方面密切了师生关系。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看，这种交谈，如同雨露，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长期效应，学生受到了课堂上和书本上难以受到的教育。

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冯先生在她一生的教学生涯中，在做好言传的同时，特别重视身教，正己身，正己心，自然会影响学生。她凭借着向善、求真、趋美的人格魅力，如同甘霖雨露，滋润沾溉了学生的心灵。

冯先生指导的副博士研究生尚达翔回忆：1960年秋，“济南久雨成灾。星期二下午是冯先生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哗哗的大雨就是停不下来。冯沅君住老校，上课却在新校，两地相距有四五里路，都是泥泞的庄稼地。花甲之年的老人，又是双‘解放脚’，如何走得过这么长的田间小道！学生们万分焦急，他们家里又没有电话。商量结果，派了个男生骑自行车去老校，让冯先生改日再来上课。哪料，骑车的学生刚刚上路，她却撑着伞，背上挎了个书包蹒跚着过来了。女同学们赶紧把先生扶进屋，让她换上干燥的鞋子，埋怨她这样大的雨不该蹚水过来。她却若无其事地说：看天下着雨，我就提早上了路。还好，书包没淋湿。说完，她掀开备课本，拿出了一叠卡片，开始上课了。”一位曾经缠过足的60岁老人，为了按时上课，冒着大雨，只身撑着伞，挎着书包，提前踏上四五里泥泞小路，蹒跚蹚水跋涉，终于按时赶到课堂上课。严于律己，不畏艰难，以身作则，行为世范，此情此境，胜于言教，深深地感动了学生，教育了学生。

身教重于言教。冯先生切实地做到了。

（作者：张可礼，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01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