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学典教授主编的《〈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1951-2021）》（郭震旦编撰（以下简称编年））和《〈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七十年（1951-2021）》（陈峰、李梅、邹晓东著（以下简称本七十年））两书，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之际，由山东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通过这两本书，我们得以窥见《文史哲》自创刊以来70年历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论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当然是多维度的，但至少可以被理解为：历史总是在后人的叙事（包括描述、解释和评价）中被不断地建构起来的，它是在这种叙事中朝向未来开放着的而非完成的。就此而言，历史并非完成于它自身，而是完成于人们对它所作的能动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包含的两层意思，即已发生的事和对它的叙述，是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其实，对于思想史来说，同样也不例外。历史叙事乃是一个民族达成自我意识的基础，也是这种自我意识本身。人文学术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存在，是这种历史存在的一种反思形式。思想是历史之镜。作为一种对于时代的反思性把握，人文学术研究总是折射着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及其深层脉络。如此一来，对学术史本身所作的记录、叙述和解读，就有了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含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也正是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文史哲》杂志不仅能动地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人文学术发展的历史建构，同时又构成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见证者和独特象征。应该说，对其自身历史的记录、刻画和诠释，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方面，《编年》和《七十年》两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年》一书把自1951年创刊号起迄至2021年止的70年的杂志精华提炼出来，按照年代顺序或详或略、提纲挈领地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一册在手，即可使《文史哲》发表的代表性作品之内容梗概一览无余。诚如已故余英时先生当年在为《文史哲》题词中说的，“一展卷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我们从中既足以读出这些论文所贡献的真知灼见，也能够领略作者们的专业造诣和学术底蕴，还可以体会这背后所隐含的编者的眼界和良苦用心，以至鸟瞰杂志刊载文章的学术焦点之变迁轨迹。不难发现，伴随国家的步履一路走来，《文史哲》既见证了世界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也以学术的方式参与了时代的积极对话，留下了一部永远值得回眸的学术史记录。可以说，无论是对于共和国还是《文史哲》而言，这70年的历史都是一段既沧桑而又辉煌的岁月。
《编年》在每一年度的篇首，都先简要交代这一年发生的关乎国家、学界和《文史哲》本身的大事，以便为读者理解本年度编辑和发表的成果提供一种方位感和历史感。而后又从所有发表的作品中精心挑选，优中选优，把那些真正有代表性的以至带有标志性的篇章凸显出来，纳入记载、绍介、点评的范围。当然，任何选择都难以尽善尽美，无法完全避免遗珠之憾；但应该说，入围的这些成果在总体上是值得信赖的，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另外，《文史哲》做的两件大事，即举办“人文高端论坛”（始于2008年）和评选并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年度十大热点”（始于2015年，与《中华读书报》合作），也构成其整个历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再者，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创办《文史哲》英文版（2014年创刊并海外发行），这足以显示出编者的文化开放姿态和眼光。可以说，在大陆综合性人文期刊中，此举为“东学西渐”开了风气之先，顺应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大气候。在这一点上，其意义甚至不亚于《文史哲》中文版的创刊。所有这些工作，都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编稿和发稿的狭隘范畴，对于拓展杂志的视野和扩大其影响力是不可或缺和功不可没的。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过去那种认为编者完全是被动角色的刻板印象，使刊物在同国内外学界的积极互动交流中，得以在一个更为宏阔而高远的平台上运行。所有这些，也都在《编年》中有其详实的记录和再现。
《编年》看似流水账般平淡无奇，但其并非有文必录，而是有所择取。取舍详略之间，自然体现出选家的眼光。秉笔直书式的史笔，乃是良史的内在要求。对于一本人文学术杂志的编年体著作来说，同样应该体现这种要求。因为广义地说，《编年》不仅是在为《文史哲》本身立传，也是在为共和国70年人文学术史立传。就这一点来说，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本杂志及其历史的范畴。
如果说《编年》系对《文史哲》创刊以来70年发表的成果按时间顺序所作的一次萃取和浓缩，一次巡礼和检阅，那么，《七十年》则是以此为基础所作的主题化、问题化意义上的反刍、解读和升华。前者是过去时和完成时，后者则更带有现在时和将来时的特点，从而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因为它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并以此期待着可能的回应和答案。
《七十年》一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是“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文史哲》与新中国人文学术大转型”,“枯木逢春：《文史哲》与中国古典学术的复兴”,“重返本土：《文史哲》与21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气候变迁”。这一谱系，既是《文史哲》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也是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的深化和展开。这一节奏同共和国的历史脉络相吻合，从而以学术的方式折射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步履。《七十年》的三编为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三部曲”式的刻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和本土化的三种各有侧重的叙事范式。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呈现出来的常态往往是，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但提问方式以及回答方式和可能的答案却取决于我们的“此在”性了。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展开中，学术史不再是一种仅供我们“解剖”的“死”的外在对象，而是我们参与其中的鲜活的重构过程。
诚如《七十年》所言，“对于新中国人文学术古典学研究来说，《文史哲》的创刊可以视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中国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的结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这决定了旧中国所留下来的学术遗产，都必须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范式之中加以重新估价，要么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要么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以史学界长期以来就在进行的“五朵金花”的讨论为例。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文史哲》创刊不久就开始深度介入这方面的大讨论，大胆地发表有关争鸣文章，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响，其影响甚巨，极大地促进了相关探讨的深化和拓展，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五朵金花”的讨论，表面看似是一个“认识老中国”的问题，实则是一个“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亦即如何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合法性提供学理上的依据，它直接涉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普适性的估价和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抉择。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使现代化重新被提上日程。它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现代化叙事范式主导下的人文学术研究，经历了一次内部的转型，即由思想到学术的转向和过渡。为现代性的合法性作出辩护，构成“启蒙话语”的历史任务，它表现为一种由“思想”主导的时代精神。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现代性的学术规训便凸显出来，并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成为现代化叙事范式的主潮。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思想到学术的转向并非一种断裂，而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古典学术经由现代性的“过滤”和“反刍”，被开辟出新的意蕴，为现代化的来临准备了文化氛围和条件。这一时期，《文史哲》组织并刊发的“文化史研究笔谈”“魏晋玄学笔谈”，在某种意义上引领并伴随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文化热”的浪潮。整个80年代，新时期人文学术领域可谓是充满骚动和激荡，迸发出来的激情和思想张力，堪与“五四”时代相媲美。
当激情冷却之后，人文学术研究走向那种追求价值中立的、冷静客观的“小叙事”。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对“元叙事”的不信任，随着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日益深化，特别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掌握日趋娴熟，现代性规训越来越成为一种支配的力量。在现代性语境中，对于分科治学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带来的负面效应，人们鲜有批判性的反省姿态。海德格尔指出：“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这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同样表现在人文学术领域。鉴于学科视野的隔膜造成的支离，海德格尔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产生了，思却消失了”。这种吊诡正是现代性语境中的知识论规训带来的必然后果。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不思想”。对于科学本身而言，“不思想”并非其弱点，而是它的天职；但对于哲学及整个人文学术来说，“不思想”就是失职了。
多年来，《文史哲》在编辑实践中，为打破学科壁垒所作的努力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值得学界肯定和赞赏。《庄子·天下篇》有云：“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如此一来，“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正是荀子所批评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当然，古人有古人的问题，今人有今人的问题，但历史往往会在某个关节点上出现惊人的相似。不同学科的分工本身，既是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其陷入异化的开始。这是富有讽刺意味的。《文史哲》的旨趣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按学科划定畛域。之所以注重求其“通”而避免“隔”，说到底乃是源于对中国古典学术本身所固有特质的肯认和正视。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划分，而是文、史、哲难分彼此，科学、技术、艺术一体化。今天所谓的文学、史学、哲学，若追溯到先秦时期，其经典都是那些著作。这种聚焦本身，就足以表明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何其悠久而古老。
中国古典学术本身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这一突出特征决定了致力于对古典学术作出深度发掘和诠释的《文史哲》，必然选择高度贯通的视野和立场。另外，针对人文学术受到西学范畴的深刻影响，要消弥这一局限，就不能不作出某种积极的矫正，有时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些努力，都共同指向了对现代学科范式之局限性的克服和超越。有鉴于此，《文史哲》致力于编发那些专业期刊“不好发、不便发，感到比较棘手、学科归属感不强的稿子”。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也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常态。当学术的专门化达到极致之时，就愈加需要综合的工夫，正所谓“物极必反”。倘若“往而不返”，就有可能陷于偏颇而难以自拔。在专与博、分与合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乃是学术健康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学术研究走向健全的内在要求。“文史哲”的象征意味在于，它并不是三个学科的“凑合”，而是代表着人文学科不同视野的内在会通，它们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实质性地楔入同一个“问题域”，进而展开平等对话、视野交融、相互发明，以期得到意义的不断生成。因此，《文史哲》致力于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拒绝把思想同学术撅为两截的偏颇。
把古典文本“主题化”，从而“激活”其潜在的生命力，诱发出意义的新的可能性，以应答时代的“质询”，这一取向成为《文史哲》古典学研究成果的一种偏好。就此而言，古典学术的研究，未必一定是那种“冬烘式”的“钻故纸堆”，亦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立足于当代人的“此在”性的鲜明的“期待视野”，从而能够使古典思想在当下“活起来”，真正影响并融入今天人们的鲜活观念和行为之中。
“学术本土化”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性时代的来临。它并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口号，而是中国学术研究日益走向自信的表现。它的提出，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语境中实现的。由现代化叙事范式向本土化叙事范式的转变，其历史语境是中国文化自主性的确立和中国的历史性崛起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学术本土化”是以肯认“中国问题”的个案性为基本旨趣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立场”“中国视角”的独特性，日益得到学术界的正视和尊重。拿王学典教授的话说，就是要“把中国‘中国化’”，以颉颃人文学术层面上的西方话语霸权。美国汉学家柯文曾提出“中国中心观”，试图以此来克服费正清学派所建立的“冲击—回应”模式中残留的“欧洲中心论”的无意识（因为该模式下的中国依旧是一个受动角色），这无疑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毕竟在研究的立足点和视角选择上，实现了一次向中国本身复归的迁移。只有“回到事情本身”，才有可能使历史（包括思想史）以其本真性的状态“现身”。
由“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过渡，既是我们实现由宾格向主格的角色转变的反映，也是进一步促成这种转变的条件。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本土化问题的提出，也是补偏救弊的需要。随着新一轮“西学东渐”的涌起，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日趋深化，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也存在着被西方范式“格式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特质，消解了中国问题，无视了中国经验。无论对于中国实际抑或对于中国学术，这都是一种致命的妨碍。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自我殖民化情结造成了中国学者自主性的丢失。它使得我们不仅对现代性缺乏足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而且对“认识老中国”也缺乏“温情与敬意的了解”之态度。
“学术本土化”范式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学术自主性的自觉确立。从总体上说，它意味着中国学者开始把重心从迻译、绍介、模仿、凭借之类广义上的“高级学术报道”，逐步转移到以主格的身份处理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本和中国问题。这是我们重获文化自信的表现，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这一历史拐点在人文学术领域的客观要求。总之，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正在走出学术研究的“学徒期”。在这一背景下，“本土化”的诉求就不可避免地被提上学术研究的日程。这可以通过《文史哲》开设的一些栏目体现出来，例如“疑古与释古”“重估儒学价值”“公德私德之辨”“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贤能政治问题”“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等等。
表面看来，《编年》和《七十年》两书，似乎是在为《文史哲》自身立传；其实广义地说，这也是在为共和国70年的学术史立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文史哲》70载的风雨历程，既是共和国学术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及其嬗变的一个“全息元”。我们有理由说，《文史哲》没有辜负共和国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70年历史，它以其特有的学术方式参与并反映了这个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文史哲》的历史本身从一个侧面折射着共和国的心灵史，浓缩着时代精神的精华，积淀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丰富人文内涵。作为所有这一切的一个厚重缩影，《编年》和《七十年》两书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学术图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2年第11期第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