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科技哲学界长期以来热议的关键话题之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积极回应重大时代课题，首倡“科技儒学”，深耕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十余载，使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渐入澄明之境。不久前，马来平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围绕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回应理论界及社会关切，为儒学正名，为科学与儒学根本上的相容性作出说明。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在全国带头研究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学者，那么您是怎么确定把“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这一领域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的？
马来平：我的学术研究始于“科学认识论”，1983年参加了由吉林大学舒炜光先生领衔、全国十几所综合性大学合作的“科学认识论”研究。其中，科学认识价值论部分，实际上是关于科技与社会的研究，所以在这一项目结束后，我的兴趣就转向了科技与社会的研究，就此出版了《科技与社会引论》和《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两本专著，后者获省社科二等奖。
科技与文化是科技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了一种“文化热”，我的研究随之集中到了“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在这一方面，我联合一批知名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出版了一套7册的《中国科技潮》丛书，其中包含我独立撰写的《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这套丛书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最终，在“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的研究方向落脚到了“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上。之所以选择近代西学东渐这一时期，是因为此时西方科学与儒学初次接触、平等交流，最能彰显各自的本质。这一时期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不仅是现代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开端，也深藏着现代科学与儒学关系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萌芽和源头。在现代，要处理好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必要重温这段历史；同时，进行西学东渐时期的科学与儒学研究，也是科技哲学等众多学科或研究领域新的理论生长点。
记者：十多年来，您关于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哪些主要进展？下一步有什么研究计划？
马来平：一是关于方法论。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了研究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的范围、界定了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二是关于科学与儒学的相容性。针对流行甚广的科学与儒学“相斥论”，我们从多角度、多侧面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并为其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三是关于儒学人文资源的现代价值。我们基于挖掘儒学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人文资源的目的，从儒学的“格物致知”观、“气”论、“理”的观念和“经世致用”精神等角度论证了儒学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现代价值。
四是开展了“东传科学与儒学的嬗变”系列研究。我带领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先后探究了明末以来儒学的多次转型，对各儒学流派与东传西方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度研究。
最后，开辟了科技儒学研究方向。基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概念，倡导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集中研究儒学的科技内涵和科技与儒学的互动关系。
记者：基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您开创性地提出了“科技儒学”这一哲学概念，能否扼要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马来平：2015年，我提出“科技儒学”这一概念的初衷是为“科技与儒学”这一研究领域冠名。科技与儒学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原则上，这些年我们所进行的关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以及理论视角的研究，都属于这个领域。其中，包括大量为世人所瞩目的问题。例如，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儒家是否应当负主要责任？17—18世纪传教士已进入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中国没有及时引进西方科学革命成果，儒学是否应当负主要责任？儒学长期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今天我们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儒学要占很大成分，那么，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成分是否有利于现代科技发展？换言之，儒学对于科技发展有什么现代价值，儒学包含哪些有利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人文资源？儒学有无认识传统？若有，是什么，如此等等。
我认为上述这些问题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该像政治儒学、社会儒学和生活儒学那样，把它们统称为科技儒学。科技儒学就是专门研究儒学的科技内涵，以及科技与儒学关系的一个研究领域。
记者：创新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而儒家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如何解释？
马来平：关于孔子“三畏”说中的“天命”，宋代邢昺解释说，“天命”指顺吉逆凶的客观趋势。朱熹解释说，“天命”指“天所赋之正理也”。就是说，“天命”主要指天经地义的伦理准则，其中也包含“天人合一”框架下所承认的自然客观规律。“大人”，邢昺解释说：“大人即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朱熹没有对“大人”做出解释，但他认为：“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就是说，不论“大人”是指当时的天子、诸侯还是圣人，之所以值得敬畏，乃是因为“大人”是“天命”的执行者。可见，“三畏”说的实质是主张君子应当敬畏天经地义的伦理准则、敬畏客观规律。常见有人把“三畏”说理解成主张听天由命、无条件地服从长官意志和盲目崇信孔孟之言，这是不符合孔子本意的。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论高官，还是平民，均应如此，并非要求平民一味服从长官。另外，在孔子那里，圣人是一种高于“君子”的理想人格，孔子反复坦诚地声明，他不是圣人，还达不到圣人的水准。他谦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不仅否认自己是圣人，还认为世人中能达到圣人标准的绝无仅有。至于后人尊他为圣人，那是另一回事，并不符合他的意愿。
总之，以孔子的“三畏”说为依据而断定儒家反对科技创新是不能成立的。
记者：科学家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儒家重视师道尊严，是否会不利于科学发展？
马来平：“师道尊严”说是由荀子正式提出的。儒家重视师道尊严的宗旨乃是尊师重教。孔子一贯主张先富后教的治国方略，认为国家一旦富裕了，就要把教育摆在首位。孔子到卫国，冉有为之驾车，孔子称赞卫国人丁兴旺，冉有问，人丁兴旺怎么办？孔子答：“富之。”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应当说，尊师重教是正确的，问题是儒家是否把“尊师”强调过头了呢？是否主张学生应该绝对服从老师，而把尊师置于求真目标之上了呢？若然，就会妨碍科技创新。从儒家的一贯立场看，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何为师？唐代大儒韩愈说得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老师之所以值得尊敬，乃是因为一位称职的老师，应当是在学识和道德上具有较高水准的人。在儒家看来，尊师，尊重的是他们所具有的较高水准的学识和道德，而不是对老师的人身依附。一部《论语》，涉及大量孔子与弟子的往来与问答，我们看到的是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弟子的勤学好问，以及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作为老师的孔子，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霸道，相反却是一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的君子形象。
师生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儒家的基本观点有二：一是携手闻道。《礼记》指出：“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学记》）教学过程是一种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过程。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在闻道这一人生目标上，是共同的、平等的，甚至在具体问题上，谁先闻道，谁就是师。所谓“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即便是孔子这样的人，也需要向包括学生在内的周围的人学习，所以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二是“当仁不让于师”。和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相媲美，孔子也有一句关于师生关系的名言：“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宋儒朱熹解释说：“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当然，这首先是指在道德问题上，儒家主张即使和老师意见不一致，只要意见是正确的，学生也应当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应屈从老师。不过，道德问题不是孤立的，求善与求真常常是交融在一起的。知与仁不是割裂的，而是常常交织在一起。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考察一个人犯的是什么错误就能知道他有没有仁德了。既然如此，错误与真理，仁与不仁，这两对范畴是有一定交叉关系的。因此，当仁不让于师，这一论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意味。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有改动）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2年第3期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