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成仿吾在鄂豫皖分局旧址门前留影。

在《赤光》第50期上，成仿吾以“夏乘”署名发表文章《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猛进》（全文共5页，此为第1页）。

由成仿吾亲笔刻写的《赤光》第45期封面。

1930年在德国，成仿吾与同志们合影，左起依次为成仿吾、张崿、章文晋、郑忻的妻子。

编者按：《赤光》1924年2月创刊于巴黎，是中国共产党旅欧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前身是1922年8月创刊，由赵世炎、陈延年负责编辑的《少年》。《赤光》是中国共产主义者早年在海外创办的最负盛名的出版物之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曾亲自发起并参与编辑出版工作。《赤光》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将旅欧华工、华侨、留学生团结起来，培养了一批重要革命力量。这使《赤光》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位置。

《赤光》是手刻蜡纸油印的不定期刊物。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截至1930年3月共出版了55期。由于当时环境条件所限，《赤光》各期没能全部保存下来。目前现存于国内外的仅有22期。其中，1924至1925年共16期，1928年夏至1930年3月共6期，后面的6期是由成仿吾负责编印的。

成仿吾次女成其谦，在此文中追忆了父亲早期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

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老师和人大图书馆老师，从国家图书馆得到了《赤光》第45、48、54期的影印版图片；我儿媳赵明曦从法国国立海外档案馆寻得了《赤光》第50、53、55期的原版图片。在将近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6期珍贵的油印刊物的图片上，终于见到了父亲那熟悉的笔迹，还见到了他以“夏乘”为笔名写的2篇文章，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感慨万分。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政变大屠杀，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2100多人。当时我父亲就职的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各有数百名共产党人被捕，好友孙炳文和毕磊惨遭杀害，我父亲痛心疾首，悲愤万分！此时，革命文学队伍也发生了分化，有的投敌，有的隐退。在革命低潮白色恐怖中，我父亲写道：

啊，这是何等的运命——在这无涯的怅惘，曳着瞬刻的微明，抱着惨痛的凄情，我还要不住地奋进而遥往。

1927年10月，他去日本邀集了正在日本读书的李初黎、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人，他们坚决地放弃了学业，回国投入了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工作，成为创造社后期的生力军。

此时，我父亲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文章，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发展方向和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但同时，他感到了斗争的思想武器的不足，于1928年5月动身赴欧，他要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实现学习马克思理论的愿望。

途经莫斯科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开过，张闻天同志嘱他可去巴黎，说：“那里的党组织是了解你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已经结束，许多骨干已经回国，当时的党组织是“法国共产党中国语言支部”。我父亲来到巴黎，与杨秀峰、林铁在一起活动，不久由何肇绪、詹渭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我父亲承担起《赤光》的复刊重任。作为曾经的创造社作家，他具有丰富的办刊物经验，但在初始阶段条件有限，由他一人身兼编写、刻印和邮寄数职，经费也主要由自己承担，终于使已经停刊3年之久的《赤光》重新面世。

1929年春，我父亲带着《赤光》的编印工作移居柏林，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此时张崿同志任书记，我父亲任宣传委员，并兼任赤光社社长和总编辑。这个组的主要成员有廖承志、张崿、章文晋、谢维进、胡兰畦等人，他们都先后参与了《赤光》的撰稿、刻印、投递等工作，赤光社的力量大大加强，编辑条件也有了很多改善。

我父亲在柏林期间，到柏林大学政治学院听哲学课、自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德文著作。他还到德共办的共产主义夜大学习，认真地向当时德共宣传部长、德共理论家海尔曼·冬克学习和研讨马恩著作，在夜大甚至还有幸听过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课。我父亲还自学了俄语，这成为他已熟练掌握的日、英、德、法外的第5门外语。我父亲说:“在办《赤光》时，我学习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于是脑子中开始多了一些群众观点，多了一些辩证法。”

中国语言组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团体，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听课、自学、组织讨论，我父亲经常给大家作辅导。他们有严格的组织生活，两周一次。他们阅读、讨论文件、研究国内外形势，也谈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经常参加德共的活动和集会，发表演说。他还负责接待途经柏林的中共领导，如周恩来、瞿秋白、陆定一等同志，进行相关的工作。当时章文晋同志只有15岁，他说：成老不仅是我的马列老师，还是我学文化的老师。他说：“你还得学自然科学。”他为我补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还为我批改作业。中国语言组还为柏林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当时的成员刘公武回忆说：我们的领袖就是成仿吾，当时他化名夏乘，常为我们辅导。他不爱讲话，博学多才而不善言谈。他的德语真是好极了，他有外语天才，我们当时就说他一肚子学问不往外倒。

1929年8月，我父亲和廖承志、张崿同瞿秋白、陆定一同志一起，去法兰克福参加了第二次反帝大同盟大会，会上我父亲作了发言。1930年4月20日，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途经柏林时，在我父亲的寓所给中国语言组同志们作了两三个小时的讲话，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和苏区、白区的情况。这个谈话记录经我父亲整理译成德文，以《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为标题，发表在4月25日的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上。

在我父亲租住的寓所里，存放着同志们收集的书籍、文件，也订购了不少报纸，同志们时常来这里学习和看报纸。后来，廖承志同志曾向我母亲张琳讲述了当时发生在这里的一段有趣的事情。他说，有一天他去我父亲那里看文件和报纸，我父亲正忙着手头的工作，见到廖承志同志进来，看了他一眼，说：“来了。”廖承志同志说：“来啦！”然后我父亲又埋头工作起来。到了中午，他们一起出去吃了点东西，回来后又接着各忙各的。直到廖承志同志起身打算离开，我父亲说：“走了？”廖承志同志回答：“走啦！”就这样，工作一整天，我父亲就只与廖承志同志说了两句话。我父亲就是这样，看上去少言寡语，工作起来是个全神贯注、严谨不苟、深度投入的人。

赤光社曾明示：“《赤光》是旅欧中国革命群众的传音机，宣传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供给革命群众以阶级斗争的武器…革命的事业，是群众共同的事业…”这应该是《赤光》的精神和宗旨。我父亲说：“我们自己写一些文章，多是介绍形势的，编有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还翻译和摘录《共产国际通信》的一些材料。”“我们和国内的党组织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国内有联系，通信也是通过德国共产党转的。”在各期《赤光》中，都没有“赤光社”的具体地址，只提供了不固定的、不断变化的“本刊通讯地址”，每出一期，由大家秘密分头邮寄到世界各地。这也说明当时的西欧革命环境的险恶状况。

《赤光》的流传范围以西欧为主，旅居欧洲的学生、华工和华侨是其主要阅读群体，但通过邮寄的方式，《赤光》在国内外都有流传。我父亲曾回忆说：“每期几十份，有时百把份，因为没有登记，是秘密地散发和邮寄的。它发行的份数虽然不多，但许多国家都有。如古巴的华侨就来信要，寄去的比较多。”存放在法国艾克斯-普罗旺斯市的法国国立海外档案舘的3期《赤光》原件，是我父亲在德国时期负责编印的第50、53、55期。可以推断它们大致分别出版于 1929年 8月、1929年12月、1930年3月。这3期《赤光》的原件来历颇为传奇，它们来自遥远的越南，然后于1930年12月辗转到了法国。这再次证明了《赤光》流传的广泛性。

蒋杰同志的文章，专门对上述我父亲负责在德国编辑的第50、53、55期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和评论。文章指出：在内容上，这三期《赤光》发表的文章主题多元，载体多样，兼具时效性与理论性，涵盖时评、专论、译文、名著摘录、格言、诗歌、通信及大量国内外简讯，还摘录了部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聚焦国内事件，而不失全球视野。文章理论性强，分析深刻。作者认为，此时以我父亲为代表的写作群体，已具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且已经利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他们能够大量使用外文资料。我父亲以“夏乘”署名的两篇文章《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猛进》和《德国赔款问题的概要》，数据丰富，说服力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采用了德文、英文、俄文的资料。

《赤光》不仅为读者提供前述各类文章和消息，还向读者推荐、代售马列主义中文书籍，并推售一系列的“赤光社小丛书”。在《赤光》第55期里，编者热情地号召读者：“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到赤光去！”“本社新到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文书籍多种，兹特介绍於下…”并在下面列出了13本马列中文书籍。在这期《赤光》中，在“请读赤光社小丛书”的下面，列出了4本丛书，其中包括瞿秋白的《中国大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等3本书，编者并提示“爱读诸君，函索即寄”。在第50期，刊登了“赤光与读者问答”的问卷，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并热情呼吁读者：“爱读赤光的诸君！革命的红光已照澈了全世界，起来，参加这最后的战争！齐来努力革命的工作！”《赤光》从精神和物质上也得到了读者们的深切同情和大力支持，他们订阅、投稿、反映情况，甚至捐物支援。我父亲说过：李德全的弟弟和我们关系不错，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给了我们一台中文打字机，《赤光》就改成打印的了。

《共产党宣言》是我父亲研究最细、钻研最深的一本书。他对同志们说，他一生通读《共产党宣言》不下五十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1929年初，我父亲接到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的来信，要他从德文翻译《共产党宣言》，莫斯科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次翻译使他成为将《共产党宣言》德文版译为中文的第一人，这也是他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我父亲回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译出后，我找了德共中央，请一个德共产党员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带往莫斯科。由于和森已调回国内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牺牲，这译稿也就丢失了。”

考虑到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和要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的心愿，我父亲于1931年7月31日以船员的身份自马赛乘法轮“包岛斯号”，35天后，于9月4日抵达上海。他先是在上海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秘密报纸的编辑工作。10月底，张闻天同志代表临时党中央派遣他去鄂豫皖根据地，加强那里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我父亲与同行的徐以新、宋侃夫、任丙黄等5位同志，途经徐州、开封、郑州、信阳，由信阳区委的交通护送，徒步闯过敌人密集布防的碉堡和地主武装民团的层层封锁，于1931年11月7日，终于到达了鄂豫皖根据地首府新集。从此，我父亲成为红军队伍的一员，如他心愿，真正投入到我党苏区艰苦卓绝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去锻炼、成长，真正从文化人成为了党的革命战士！（作者系成仿吾次女）

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5年第4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