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东大学作为名师云集的文史研究重镇，创造出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这些学术成就来自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黄云眉、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董治安等一大批学人的博学与钻研。他们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功底，纵横文史、博览贯通，在思想学术的长河里披沙拣金，纵使人生历程跌宕坎坷、历尽风霜，依然保持真诚的赤子之心，不仅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粲然可观的著述，还传承了砥砺问学、不懈追索的学术精神，闪烁着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人格光辉。哲人其萎，遗泽永存。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远去的先生的精神足迹，聆听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永远的回响，我们深深感受到山东大学“文史见长”四个字的精神分量和魅力。

崇尚博学

学识渊博对于山大文史学人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追求。学问的广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的深度。学术积累越是深厚，学术思量就越是深刻。学术的独创性是从广博的学术积累中产生的，由博返约，方能挥洒文字，发前人所未发。山大文史名家群体对知识的积蓄有一种偏执，他们敬仰学通古今、博学多识的大家，不惜花费时间进行大量阅读。陆侃如先生说：“研究国学的人，不能不同时懂得本国史地，不能不同时懂得世界文学。”（张可礼《陆侃如先生和他学术上的重要业绩》）孙昌熙先生说：“做学问必须有博学的基础，否则就不会有大成就。可以说，历来的大学者没有一个不是学识渊博的。中国如孔丘、荀况、顾炎武、王国维，西方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只有阅历丰富、知识广博，考察事物才容易把握整体、深入内部，研究问题才可能神思畅达，左右逢源，有所独创。”（孙昌熙《治学漫谈》）

山大文史名家群体，年轻时期大都有名师引路。杨向奎十分敬仰陈寅恪先生。他认为：“陈先生的博学，在近代中国史学家中实属罕见。”“他博闻强识，他的记忆力之强实在惊人，在旧中国胡适之和傅孟真曾经有一时垄断当时的学术界，但他们的专业在陈先生处也许只是常识。”（杨向奎《忆陈寅恪先生》）杨向奎师从顾颉刚先生，他认为顾颉刚是当之无愧的史学大师：“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3.有比较完整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顾先生在这几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杨向奎《师门记学》）学承章黄的殷孟伦先生十分敬佩黄侃的“扎硬寨、打死仗”的求学精神，“黄侃先生治学精研，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过。其熟习程度至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误。”（殷孟伦《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殷孟伦反对仅仅通过索引或辞书来“旁征博引”，主张从头到尾地读书，他说：“做学问，自己肚子里总要有那么几部不需要索引的书才行。”（王学典主编《群星璀璨——山东大学文史名家传略》）美术考古大家刘敦愿先生早年师从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先生，并做过丁山先生的助教，曾誊抄丁山先生长达6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他对丁山先生的教导牢记在心：“他教导我要老老实实地读书，要‘读书’知之，而不要‘翻书’知之。从先秦典籍读起，一本一本地读，一个字不落地读，因为一个字就是一个问题，秦汉是一句话一个问题，魏晋以下一段一个问题，唐宋以下往往是一篇说明一个问题了。他谆谆教导，先秦典籍是重点所在，祖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为人处世的根本，一刻也不能忘。”（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自序》）

山大文史名家群体是学识丰赡的一群学者，他们广泛涉猎、孜孜不倦，凭借自己勤奋苦学的心性和定力，养成了博闻强记、征引广博、抉发深微的学识。“八马同槽”之一的张维华教授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西交通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他曾经说：“有几部主要典籍烂熟于胸，将终身受用不尽。”（转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黄云眉教授说：“立下了根本，进求博学多闻，向纵深扩展，积蓄既久，胸中必将似有万顷波涛。写文章，将不期然而然地涣然如冰释泉涌，四通八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韩愈所云：‘浩乎其沛然矣’。”（转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殷孟伦教授十分推崇郭璞《尔雅序》中的一段话：“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他认为：“所谓‘博物不惑’，的确是研究‘训诂学’者应有的素养，也要在这样的素养基础上，才能正确地理解‘训诂学’。”（殷孟伦《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

童书业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史学家，他的学术范围十分宽泛，包括古史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历史理论探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国美术史研究、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研究等，著有《春秋左传研究》《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七子研究》《古代东方史纲要》《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唐宋绘画谈丛》、《中国瓷器史论丛》（与史学通合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等专著。其学生徐连城回忆说：“先生读书，注重精读，在精读基础上再求广博，选择具有代表、典型、水平高的书，读时逐字逐句思考，不是读一遍，而是重读好几遍，甚至十几遍，所读之书往往能背诵。结果是吸其精华，能从中融会贯通，读到别人所读不到，知别人所不能知，得别人所不能得，事半功倍。”（童教英《童书业传》）

《文史哲》自创刊之日就拿出一定篇幅介绍学者的治学之道。1951年创刊号刊载杨向奎《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1981年第1期刊载姜亮夫《根柢之学与博与专的道路——我的治学一得》。1981年第3期刊载程千帆《詹詹录——我的治学一得》。1983年第3期刊载缪钺《治学补谈》。1983年第6期刊载蔡尚思《我的一种治学方法》。1984年第1期刊载萧兵《三十年自学生涯》。1984年第5期刊载张岂之《治学浅议》。1985年第1期刊载霍松林《关于练基本功》。1985年第3期刊载吴调公《从“杂学旁搜”到“观于远近”》。1986年第3期刊载王运熙《读古书须明其义例》。1987年第1期刊载田余庆《刻苦钻研大胆探索》。1988年第4期刊载方立天《把握自我勤奋开拓》。1994年第3期刊载张岱年《如何研究国学》等等。这些介绍文史治学经验的文章朴实无华，凝结着治学的智慧和艰辛，与山大文史名家群体求真求实的治学品格形成呼应。

融会贯通

文史哲不分家，是山东大学的学术传统。山大文史名家专通结合、文史兼治，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涉猎范围不局限于某个专业，而是运用综合研究的方式，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多元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彰显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之学的学术气象。山大文史名家群体中不少人经历过跨学科、跨专业的学习，其学术道路也往往不是从一而终，他们对新知识、新学科、新思想极其敏感，也充满了热情。语言学家殷焕先教授自述：“我先是想搞文学，再是想搞经学，而后是搞语言学，并读了些历史书（我要感谢缪凤林、姚薇元、郑天挺诸历史老师），而后，终于守住语言专业了。”（殷焕先《记学——纪念马宗霍师、赵少咸师》）殷焕先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出版有《古文字学讲义》《反切释要》《汉字三论》等著作。罗常培先生这样评价殷焕先：“及门诸子中，孟非最为循谨，治学亦兼综南北雍之长。”（王学典主编《群星璀璨——山东大学文史名家传略》）

赵俪生教授对明清思想文化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边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顾炎武研究、蒲松龄研究等均有涉猎，早年还热衷于翻译和文学。他说：“我的治学，如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但也有一点好，好在于面子宽，看问题的眼光就不限于一隅。”（王学典主编《群星璀璨——山东大学文史名家传略》）这显然是学人的自谦。赵俪生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他在诸多领域“成一家之言”，出版有《史学新探》《逻辑学教程》《中国土地制度史》《寄陇居论文集》《学海暮聘》《顾亭林与王山史》《日知录导读》《篱槿堂自叙》等专著。他与夫人高昭一合著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他在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名著选编、中国通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课程。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说：“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陈无畏《父执赵俪生先生》，《文史知识》编辑部编《远去的先生》）高昭一先生曾在回忆录说赵俪生先生每次上课都“如临大敌”，课后累得浑身是汗。蓝翎曾忆及当年听赵俪生先生讲课后，兴奋不已，忘乎所以，两手平伸，双目前视，模仿赵俪生先生讲课的神态，大声直呼：“回到康德那里去吧！”（转引自蒋海升《历尽劫波风骨在——赵俪生先生近况》）

杨向奎先生不仅在经学、史学、哲学上著述宏富，而且还涉足理论物理学，长期保持旺盛的学术创造力。1977年所著《论时间和空间》《熵与引力》印出征求意见本。1981年，杨向奎先生应邀去美国Michigan大学进行历史和物理方面的研究，其间曾将《熵与引力》的英文本提交给乔治敦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们讨论，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1997年发表《未来的理论物理学：量子与熵》。他主张，21世纪的理论物理应致力保持自然本身的和谐，以及天人之际的和谐，也就是维护一个富有生机的宇宙。他呼吁科学家与哲学家携起手来，向“天人之学”回归，创造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世界。（见杨向奎《杨向奎集》）

肯下笨功夫

山大文史名家群体学风严谨，反对急功近利，肯下笨功夫，甘当“书呆子”，把学术当作乐事。童书业说：“我以为有志之士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中，‘越应该走小路’，走无用的路。原因是中国现在所缺乏的并不是专做‘概论’‘大纲’的大学问家，而是专研究小题目的切实工作者。也不是专讲出路和致用的‘大经世家’，而是不问出路，不求致用的‘书呆子’！”（童书业《童书业杂著辑存》）山大文史专家群体以“书呆子”自居的不在少数。他们默默无闻埋头搞研究，不事张扬，不愿自夸。萧涤非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说：“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

山大文史名家群体注重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集第一手材料，坚持以史证史，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孙昌熙说：“学术研究的起点是从搜集和掌握材料开始的。良厨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材料，研究就成空谈。搜集材料要力求详尽，第一手材料、第二手材料、正反面材料，都要搜集，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孙昌熙《治学漫谈》）刘祚昌教授为了写《美国战史》，花费精力将斯特伦斯基著《林肯传》译成中文。“为了写这本书，我前前后后搜集的材料整整装满了一个中等大小的木箱。”（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郑鹤声说：“收集材料，为研究历史的先决问题，材料愈丰富，则所得结论愈正确。”他认为，“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1951年5月，郑鹤声参加了南京市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参加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1958年郑鹤声撰成《史料学》，作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讲义。他还与郑一合撰了《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共五册。这套书着手于20世纪30年代，从1980年起陆续出版，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为了搜集资料，郑鹤声到福建等地实地考察、访问遗址，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太仓图书馆和福建省立图书馆搜集各种史籍所载郑和下西洋资料，托人向各处摘抄有关文献，又亲自入云南采访郑和家世资料，其间发现了在南京静海寺的郑和下西洋残碑。（见郑鹤声《我是怎样研究郑和的》）

业精于勤

山大文史名家群体大都善于写笔记、做卡片。陆侃如先生在所读过的书籍扉页上，用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索引，如《唐语林》的索引共58条。（见张可礼《陆侃如先生和他学术上的重要业绩》）明史研究专家黄冕堂教授将他的治学方法概括为：“理论与史料并重，原著与近著并重，精读与博览并重，勤学苦练，循序渐进。”他说：“读书要随时记笔记，抄资料，作速记，撰缩写等。做笔记必须细心、耐心，有的片言只语孤立看意义不大，但集腋成裘便成了珍稀。”（黄冕堂《明史学记》）冯沅君先生装订成册的笔记有《媛庐读词》《媛庐读曲》《己卯从录》《涪滨余录》《辽海杂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写于抗战时期，有的写于解放战争时期任教东北大学时。据袁世硕回忆，“这是先生一生中生活最不安定的一个时期，辗转流徙，备尝奔波之苦。而先生如此勤奋，孜孜不倦地读书，广泛阅览，读古籍，也读近人论著，而且凡有价值、可备参考的资料、意见，乃至古今人物的精到语录，一一记录下来，重要的甚至逐章逐节地摘录，长达数千言。”（袁世硕《冯沅君先生的治学精神》，文史哲编辑部编《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冯沅君治学态度十分谨严，“她从不在学术上搞主观臆断，从不只抓到点滴的材料就大作其文章，言之无据，随意云云，也从不凭着一条孤证便对所要探讨的问题下定论，对于不能下定论的总是只作约略的推断，或者明确存疑。”（袁世硕《袁世硕文集》第五册）陆侃如回忆，冯沅君病危时神志不太清楚，但仍日夜挂念给研究生讲古典文学，误把隔壁的护士办公室当作古典文学教研室，一走进去，便大声讲课。（陆侃如《陆侃如文存》）

考证功夫深

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离不开文献爬梳、求实考信。山大文史名家群体十分重视文献资料，精心考辨旧史。面对残存的史料、遗迹浩如烟海的文献，山大文史学人群体以一种文化使命感埋头于考据求证，每一个深邃的见解和认识都来之不易，可谓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历史学家张维华告诫他的研究生“今后不可再走乾嘉考据的老路，但应具有乾嘉学者求实的精神。”（张维华《张维华自传》）黄云眉十分强调考证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考证并不是编纂历史的附带工作，而是一项专门工作。他建议：“在统一的目的、同一的计划下，来设立一个集体考证的工作机构，处理考证的旧产，垦殖考证的新地，使它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的新史的资料宝库。”（黄云眉《考证在史学上的地位》）黄云眉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史学杂稿订存》《史学杂稿续存》《明史考证》《古今伪书考补证》《鲒埼亭文集选注》《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等。他在1931年所著《古今伪书考补证》中指出，其学术追求是“求真而已，非求胜也。”（王学典主编《群星璀璨——山东大学文史名家传略》）1934年他在《读<广论语骈枝·微子篇>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写道：“窃谓古书浩如烟海，吾人在今日万不能耗精力之全部以穷老钻研其间，而古代社会政治学术等之演变动态，吾人又亟待有甚酌群籍厘订严密之新史，为重映于吾人眼前，予吾人以确切之明瞭。”（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

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的晚年入室弟子，作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大家，王仲荦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与武汉大学唐昌孺并称为“南王北唐”（王负责南朝部分，唐负责北朝部分）。出版有《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魏晋南北朝史》等著作。其中做了大量材料搜集工作。他这样描述研究过程：“写《北周六典》，不仅要搜集有关北周的资料，因为北周是仿《周礼》六官的，《周礼》的研究，幸亏有一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但是《周礼》以外，《左传》《国语》等著作，有关周官部分，都得搜集；除了周官以外，北周还采用汉魏官制很多，还得找出它的娘家来，看着四十万字一部小书，触及面非常广，这就不得不投入很多的劳动进去了。”（王仲荦《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杨向奎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传统，非常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致力于发掘长期遭冷落的文书、档案资料，20世纪60年代先后两次赴曲阜对孔府档案进行选编研究，形成《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共二十四册，五百多万字。杨向奎经常坚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杨先生仍然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便起床工作。”（徐鸿修《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山大文史学者十分善于积累。黄云眉在1951年第2期《文史哲》上撰文《考证在史学上地位》，谈到自己的学术积累：“自从1939年开始考证《明史》，到现在已过了十年，花了我不少辛勤，才点点滴滴地积累了三十万言，却只及全书一半。”

真理愈辩愈明

山大文史名家群体学者以学术为公器，富有怀疑精神，以批判的态度审视学术问题，不仅勇于扫除俗儒陋识，而且还有革自己命的勇气。赵俪生教授提出“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他甚至认为：“考据对比起宋、明思辨哲学和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来，是一种思维能力的堕落，一种理性上的严重衰退。”（赵俪生《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金景芳先生这样描述赵俪生的性格：“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论学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当其与友人纵论天下事，热情奔放，不可羁勒，盖其天性然也。”（王学典主编《群星璀璨——山东大学文史名家传略》）牟世金总结读书法是“友、敌、师”三字。他说：“我近年读书，已成怪癖，打开书本，就如临大敌。”“以书为敌，正是要使读一点，消化一点；学到一点，化一点为自己所有。”“只有像对待敌人那样，攻而破之，才能察其虚实，辨其真伪，识其精华而补其不足。”（牟世金《我的读书法》）历史学家华山对聚讼纷纭的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4年第1期发表《论泰州学派：与侯外庐先生商榷》一文，对王艮、何心隐、李贽的评价提出不同观点。

《文史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刊的首家高校文科学报，1956年第9期《文史哲》刊发《高亨先生来信》，来信写道：“我看到王乃扬先生的文章，非常高兴！我的《诗经引论》中是有些缺点和错误，王先生提出宝贵的意见，如对于《小雅·伐木》《宾之初筵》两篇的分析，我怀着衷心感谢的心情来接受他的批评，但也有些不同意的地方。”1977年第4期《文史哲》刊载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针对杜甫后期“轻儒重法”的观点，从1400多首诗中找出反证。刘大杰引杜甫《壮游》一诗“渡浙想秦皇”，提出“表明他对于秦皇……的景慕之情”。陆侃如说：“在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杜甫讲到三百三十多个历史人物；讲得次数比较多的有司马相如二十次，扬雄十七次，王粲十四次，宋玉十三次，阮籍十一次，陶渊明十次，等等。可是讲到秦始皇的却只有这次，而且还只有五个字。这怎么证明他对秦始皇的‘景慕’呢？”（陆侃如《陆侃如文存》）这种列举，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算不上什么，而在当年，却是极为艰辛的学术劳作。刘大杰回信表示同意陆侃如的观点，体现了学者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价值的尊重。

（作者系山大法学院校友，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5年第12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