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1902-1979)，浙江宁波人。著名生物学家。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从1934年起，先后几次在山东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历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中国生物界的“居里夫妇”
　　童第周、叶毓芬1926年相识。他俩既是浙江同乡，又同在宁波读过书，从相识到相知。在童第周的鼓励和帮助下，叶毓芬勇敢地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俩人成了先后的同学，又从相知到相恋。1930年，28岁的童第周大学毕业，担任了助教，有了一份固定收入。叶毓芬的大学生活费用从此才算有了基本保障。此时，童第周得到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去，还是不去？一对正在热恋中的青年，一时踌躇不定。叶毓芬为了童第周的前途和祖国的科学事业，毅然支持童第周出国深造。决定作出后，他们一同回到宁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对新婚夫妇，从此劳燕分飞。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大学，童第周的留学生活十分清苦。他租住了一间狭小的阁楼，渴了喝白开水，饿了吃面包干。他虽然申请了奖学金，但迟迟未见结果。在国内，妻子叶毓芬大学毕业前夕又生下了第一个女儿。那时，毕业即失业，何况她又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
　　就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多亏他们的老师蔡堡教授的热忱帮助，好不容易给叶毓芬找到一个大学助教的职位。从此，叶毓芬在从事教学，养育孩子的同时，又挑起了资助丈夫的重担。她从很少的薪金中，一点儿一点儿地节省，把自己和女儿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水平，把积攒下来的钱全部寄给童第周。这还不够用，她又变卖了结婚时亲友赠送的首饰，挤时间写文章换取稿费，千方百计支持丈夫在国外攻读。
　　海天相隔，夫妻情深。叶毓芬的全力支持，使童第周深为感动。为了中华民族的荣誉，为了答谢妻子的深情厚谊，童第周在生物学的天地里拼搏进击。1934年，他终于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科学实验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喜讯传来，叶毓芬兴奋极了，她抱起心爱的女儿，吻了一回又一回。
　　就在这时，有人劝童第周留在国外工作。只要他同意，金钱、地位等都会得到满足。然而，童第周怀念阔别多年的祖国，想念含辛茹苦的妻子，还有那未曾见面的女儿。他毅然乘船回国。在码头上，当远远看见前来迎接他的妻子和女儿时，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回国后，夫妇一同到山东大学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山大奉命南迁。童第周带着妻子儿女在兵荒马乱中逃到四川，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坚持科学实验。没有仪器，叶毓芬变卖了衣物，又到处借亲求友，在旧货摊上买了架双筒显微镜；没有实验室，就在学校临时借住的小屋里搞实验。生活上更是捉襟见肘，不得不靠借债过日子。孩子太小，请保姆又没有钱，只好把4岁的儿子童孚中独自留在家里。有一天，这孩子独自走出家门，溜到江边，爬上一只无人照看的小船里。当童第周夫妇急切地找见时，那小船正在激流中飘转着，幸好没有发生意外。没办法了，只好忍痛让正在上学的大女儿童夙明临时休学，在家里照看弟弟。
　　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童第周任理学院动物系主任，叶毓芬在同系任教。山大学生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于1947年6月2日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和签名运动。童第周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了名，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叶毓芬和丈夫形影相随。每天晚上，他们把孩子安置睡了，就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悄悄剪辑被反动派封锁了的报道，然后投邮寄发出去，以争取全国各地的声援。
　　解放后，童第周夫妇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他们精神振奋，并肩战斗，在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童鱼”的诞生，就是一个奇迹。每逢文昌鱼产卵季节，夫妇俩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在实验室里几十天，观察、记录、解剖、实验、积累数据、探索奥秘。童第周的大部分科研成果，都凝结着叶毓芬的心血。有人统计，夫妇俩合作的科研论文，占童第周主要论文的60%以上。他们被誉为中国生物界的“居里夫妇”。
　　十年动乱时期，童第周夫妇曾被一些人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他们的爱情生活又一次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有人强迫叶毓芬揭发检举童第周，叶毓芬横眉冷对、斩钉截铁地说：“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了解他，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对方厉声斥责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保童第周？”叶毓芬从容地回答：“说保就保吧，我了解他，才要保他！”每当叶毓芬在批斗会上、劳动现场远远看见丈夫瘦弱的身影，她的心就像刀割一样。
　　半个世纪以来，童第周和叶毓芬夫妇很少分开过。1976年1月，叶毓芬突然病逝，童第周万分悲痛，深感茫然。实验室里只剩下童第周一个人了，但他一直保存着叶毓芬使用过的桌椅和实验用具，每天都要仔细地擦拭一遍，像是等待着妻子安详地走来和自己一起做实验似的。
　　大女儿童夙明每当谈及自己的母亲叶毓芬的时候，都感到有一丝遗憾。母亲在30年代初就从复旦大学毕业，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有相当的科研成果，论资历，论水平，早已应该被评为教授了，而母亲到去世时仍是个副教授。因为父亲身兼研究所的领导，母亲晋升职称的材料报到他手里就被否定了，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提及此事，童夙明既为母亲抱屈，又为父亲光明磊落的人格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