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臧克家出生于山东诸城县，他从小热爱古典诗词，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发表诗作。虽然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但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的诗歌作品在三十年代就以《烙印》、《罪恶的黑手》等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诗集而闻名于诗坛，他“一声一口血”地泣诉着旧社会的黑暗和农民的苦难，同时也发出了微弱的反抗的呼唤，并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抗战爆发后的5年时间，臧克家在国民党李宗仁部队任职。台儿庄战役期间，他多次到前线采访，之后便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所属几个军的军部做抗战宣传工作。然而，蒋介石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使臧克家等国统区的进步文人，在国民党部队中倍受排挤。那时候，郑曼正在第五战区下属汤恩伯部队一个高级将领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郑曼早就听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有位大名鼎鼎的诗人臧克家，而且早就喜欢上了他的那些现实主义诗歌作品。在那烽火狼烟的战乱年代，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走到了一起。当时，国民党特务已开始迫害国统区的进步人士。为了逃避灾难，他们决定前往重庆。于是，他们从河南出发，徒步走了半个中国，来到了西南重镇重庆。沿途的旅程艰辛而又危险，但命运使两个相爱的人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走过了一生最艰难的道路，并从此注定了他们一生一世相依为命的伴侣生涯。
1942年8月，臧克家和郑曼在重庆结婚，他们住在市郊农村一个农民的房子里。那时，生活是十分困难的。臧克家靠写作赚取稿费来维持生活，郑曼则在一个卫生实验院工作，直到迎来抗战的胜利。1946年，他们由重庆乘坐木船沿江而下，到达上海。在这个东亚第一大都会，臧克家仍以写作和帮一些报刊杂志编副刊为生，虽然清贫，总算安定了些，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向左走，向右走
第二年初夏的一天，一封寄自山东的信函打破了臧克家和郑曼平静的生活。原来，臧克家曾有过一次婚姻，两个儿子出生后一直放在老家。同前妻离婚时，两个孩子都不愿跟着前妻走，就一直跟着姑姑长大。如今，孩子们流浪到青岛，在一所“流亡中学”读书，生活无着落，靠摆小摊卖烟度日。
接到信后，臧克家夫妇夜不能寐。郑曼知道，克家的两个儿子已经十七、八岁了，正是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跟着“流亡中学”只能走向人民的反面。摆小摊卖香烟，对他们的成长也不利，应该把他们接到身边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可是她又想，这两个孩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到南方的大城市生活能习惯吗？我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来到上海，会听我这个只比他们大10岁的继母的话吗？而且，住房这么小，连张床都没有，孩子们来了睡哪儿呢？……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反复考虑，郑曼认为，再苦再累也要把两个孩子接来，她跟克家说：“一定要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然而，臧克家却有自己的忧虑。作为国统区内有名的进步诗人，臧克家写的许多讽刺诗，令国民党大为恼怒，被列为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的人物。当时，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常常要躲避特务的监视、跟踪与迫害，随时可能搬来搬去，孩子们来了会更不安全；其次，国统区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更加厉害，自己又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写作为生，经济也十分拮据，孩子来了，会更拖累妻子。
于是，臧克家断然回绝了郑曼的要求。不料，平日里温柔娴静的妻子竟有些激动起来：“你说的这些我早已想过了，困难确实很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自从这两个孩子出生以来，你这个做父亲的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你给他们寄的那一点点钱，他们需要的是良好的教育，是父母的爱心阿！你经常用革命的诗篇去教育青年，怎么能听任自己的儿子在什么‘流亡中学’接受 教育？如果有一天他们走向敌人的一边，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臧克家吃惊地望着侃侃而谈充满真情的妻子，半晌才说：“我何尝不想让孩子们走上正路，我只是担心你呵。你现在又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我，已经够累了，再加上两个孩子，你受得了吗？”郑曼淡淡地一笑：“我，你就不用担心了。还是快点写信，让孩子们早点动身吧。”
贤妻良母，砥砺前行
就这样，臧克家的两个儿子来到了上海，10多年来第一次生活在了父母身边，他们一家才算真正团圆了。
作为继母，郑曼用她的温柔和贤惠，为这个四口之家编制着爱心和温暖：房间太小，她就在楼道上搭几块木版，隔成一个小房间，让孩子们暂且安身；她把他们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每天关心着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很快就打消了孩子们对继母的疑虑和隔阂。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千方百计地为大家改善生活。那时，郑曼在一个屠宰场的分征所做会计之类的事，下班后常带回一条牛尾来，精心烹制成“牛尾汤”，让大家打打牙祭；有个孩子得了一种病，晚上常常尿床，弄得被子又臊又臭，她总是默默地为他们晾晒、拆洗；两兄弟难免有吵架磕碰的时候，她从不发脾气，总是言传身教，使他们渐渐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1948年底，在白色恐怖中，为了躲避特务的抓捕，经地下党的安排，臧克家一人先行去了香港。郑曼便留在上海，带着两个孩子东躲西藏，逃避特务的迫害。不久，臧克家在香港身患疾病。郑曼得知消息后，决定赶去看护，于是妥善安排好两个儿子回到山东，并把他们展转送到了解放区，使两个孩子投身到华北大学这个革命的大家庭中，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非常岁月，相伴相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臧克家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党的安排下，臧克家和郑曼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1956年底，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臧克家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这时候，一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许多文艺界人士，如丁玲、艾青等被打成了“右派”。但幸运的是，臧克家夫妇却逃过了此回劫难。那时，臧克家也写了一些文章，对文坛极“左”现象进行批评。1957年，他接受创办《诗刊》并担任主编的重任。当时，有人曾拿出臧克家写的文章，说：“他写了这些文章，还不是‘右派’吗？”而这一时期，毛泽东正对诗词发生浓厚的兴趣，并邀请臧克家前往中南海畅谈诗词。正是毛泽东主席约他谈诗的事，无形之中 形成了对臧克家的保护。于是，有同志为他说话了：“主席正同他谈诗呢，他能是右派吗？”
毛泽东很欣赏臧克家在古典诗词方面的造诣和修养，臧克家也特别佩服主席学识渊博，尤其对主席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极为赞叹，他称主席为诗词大家。由于对古典诗词与新诗的观点相当接近，他们谈诗论词常能引起共鸣。由此，臧克家一手促成了毛泽东诗词作品在《诗刊》上的公开发表——这一历史至今成为《诗刊》的骄傲和自豪——而且，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又极大地促进了当时诗歌事业的发展。此后，臧克家又写了不少文章对毛泽东诗词进行讲解阐释
。
多年以后，每当提到与毛泽东主席的交情，臧克家老人就激动不已，他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功不可没、彪炳千秋的。虽然“文革”时期，他也未能幸免于难，60多岁的他也被赶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几年中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委屈，但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仍不改初衷。
岁月不老，诗人不老
1982年，为党的出版事业勤勤恳恳工作了30多年的老编辑郑曼，从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上退了下来。离休在家，她又继续陪伴臧克家，协助他创作和工作。她是一个典型的、非常革命的妇女。在家时是贤妻良母，过去在 单位也是一位事业上很有成就的女编辑家。她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儿女要求也很严格，她要求儿女们艰苦朴素，自己穿的服装都是一些涤卡之类的普通布料，而且还要求儿女们的下一代不要追求时髦。按小女儿郑苏伊的说法是：“从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所以我们的家风比较正，都是属于比较勤奋的踏踏实实工作的人，尤其是两个哥哥都很有成就，做人既诚实，为人正直，而且又都很朴素。这都是在父母的影响教育下形成的家风。”
如今，臧克家的两个儿子都已事业有成且子孙满堂了。大儿子臧乐源现居济南，已经67岁了，是山东大学伦理学教授，在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专家了，现已离休在家，但仍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二儿子臧乐安，66岁，系广电部国际台俄语部译审，在翻译俄语方面造诣颇高，曾译过“毛选”和历届全国人大、政协的 有关文献，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莫斯科记者站首任站长，如今也已离休，居住在北京，并仍对翻译工作爱不释手。对这两个儿子，臧克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一定不能忘记你们妈妈的恩情。没有妈妈，就没有你们的今天。”而两个儿子对妈妈郑曼的感激之情，也从一封信中真实的流露出来了：
“妈妈：
40多年来，您对我们关怀备至，从学习生活，到为人处世，使我们沿着人生正确的道路向前奔驰。亲爱的妈妈，谢谢您！
您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一片赤诚；您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妈妈，您是我们后辈们学习的榜样！
妈妈，在您70大寿之时，我们表示忠心的祝贺！祝您健康长寿，青春永驻！”
每当拿起这封祝寿信，饱经风霜的妈妈郑曼便湿润了眼睛，脸上浮起了幸福的笑容。
除两个儿子以外，臧克家和郑曼还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臧小平，在《文艺报》当记者；小女儿郑苏伊，1984年由作协安排其担任父亲的助手。
九十多岁的臧克家老人如今仍要坚持写作。除了散步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郑曼在陪老伴散步后，有时还喜欢打打太极拳。他们经常一起看电视，喜欢看体育节目，臧老过去最喜欢看女排的比赛，但生病以后，什么也不能看了——怕引起血液升高，不能太激动。
在臧老住院期间，郑曼每天24小时不离左右地守护着。当时同在住院的艾青曾开玩笑说：“臧克家有个好老婆啊！”协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也都说，自己年龄都这么大了，还这样尽心尽力地照顾老伴，真是太难得了。而这一切，臧克家老人都把它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还是小女儿郑苏伊说出了父亲心里的话：“爸爸是个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的人，但他总是和妈妈风雨同舟。50多年，他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是的，他们是岁月的伴侣。
岁月不老，诗人不老，爱心亦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