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执教两年，时间是1934年10月初至1936年7月末，为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所聘请。
　　虽然不久校长赵太侔辞职，教授老舍遂也辞教，但并未离开青岛。寓居黄县路12号的老舍，当起专业“写家”，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文博士》（初名《选民》）、《小人物自述》等大量文学佳作。而闭门写作的同时，他依然保持了与原山大同仁之间的密切联系，亦时有昔日学生登门造访，直到1937年8月11日，北平沦陷，青岛危机，才又重返济南齐鲁大学，结束了这段与山大的碧海情缘。
　　随后的8年抗战中，老舍由济南流亡到陪都重庆，1946年初又应邀去了美国讲学。那么，在此后十余年间，老舍与当年的山大师生、那些好友们，还有过联系和交往吗？这是一件几乎未见史料记载的事情，一个如今鲜为人知的谜。然而，笔者发现老舍佚信一封，却揭示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请看，这封1947年老舍致山大校长赵太侔书——　　
　　碧海情缘异国书
　　118 W.83 Street（83大街西街118号）
　　New York City（纽约）
　　U.S.A.（美国）
　　5 Sept.1947（1947年9月5日）

　　太侔校长：
　　谢谢信！
　　莘田每于周末来此，俟再来时，当代达遵旨。唯他之北大职务并未辞去，关系所在，恐一时不易离职他就。
　　关于英文教师，当为莘田随时留意，代为介绍。
　　弟明春能否回国，尚未可知。拙著“四世同堂”若有被选译可能，则须再留一年，此书甚长，非短期间可能译毕者。即使来春可以回国，家小尚在北碚，弟亦不知如何处理。全家赴沪转青，路费大有可观，必感困难；独身赴青，家小仍留北碚，亦欠妥善。
　　来春若能回国，且能全家赴青。弟至多只愿教课数小时；文学院长责任过重，非弟所敢担任。聘书璧还，一切俟见面妥为商议。院务不便久弛，祈及早于故人中选聘，为祷！
　　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敬祝
　　时祺！
　　弟 舒舍予

　　这是一份抄件，信上还有两行字，应为赵太侔收到信后的备注，字迹辨认不清，所书似为：“改中文系教授，两年后来待□□ 太侔□□”。
　　老舍这封佚信中，涉及到三个人：“太侔校长”、“莘田”和“仲纯”。
　　太侔校长，即山大校长赵太侔。历史上赵太侔曾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一次是抗战前1932年至1936年，另一次即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这一次。
　　莘田，即语言学家罗常培，北京大学教授，字莘田，号恬庵，满族，北京人，与老舍同庚，且为小学同窗、“发友”、莫逆之交。老舍1933年在济南写过一篇小说《歪毛儿》，罗常培说“他那个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部却是拿我做题材的”。抗战之中，罗常培在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4年应邀出访美国，此时也正在纽约，故而信中云“莘田每于周末来此”。
　　从这封佚信来看，此前赵太侔已致信老舍。虽然内情不详，但据此信可推知，内容大致有三：一是欲聘老舍为山大文学院院长，并已将文学院院长聘书随信寄上；二是也想聘请罗常培先生来山大，故转托老舍先生玉成其事；三是亦欲通过学界名人罗常培之推荐，为山大聘到高水平英语教师。可谓“一石三鸟”，太侔校长之用心，甚为良苦也。
　　当年抗战胜利之初，全国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纷纷争聘良师名教。赵太侔复出后，礼贤下士，每聘一位教师，必亲自登门恭请。当时应聘到校的即有：朱光潜、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丁山、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朱树屏等知名学者。短短两三年，山大由原5个学院8个系，扩充为8个学院16个系。
　　而惜乎，唯有老舍在国外，聘书是寄去的，此信中虽已应允可任中文系教授，但两年后老舍回国，情形已经大变，故未能应约。

　　君子之交赵太侔
　　赵太侔（1889年—1968年），山东益都人，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赵氏确乎是个奇人。与之交密的梁实秋说他，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可以和客人相对很久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测高深，佛亦奈何他不得。“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
　　另据云：赵太侔在济南的时候，鲁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由南京来，特意登门看望这位晚辈，岂料赵氏半晌无语，两人相对默然，唯静坐吸烟而已。令老丁出门后诧异莫名，大感费解。当年大感费解者，还有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老韩几次到青岛视察，颇感这位赵某人“架子太大”，毫不把本主席放在眼里，心中甚为不快，故在掏经费时也很不痛快。当年山大虽名为“国立”，但大部分经费出自本省。赵氏最终被迫辞职，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
　　老舍何时认识了赵太侔？此前两人有无交往呢？
　　关于这一点，至今未见史料。但可大体推断，当为两人同在济南的时候。
　　因为1930年老舍执教齐鲁大学之时，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为“北大、哥伦比亚”双料同学的赵太侔，时任“山东省立实验话剧院”院长兼任济南“省立一中”校长，同时还是教育厅秘书和“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两人大概就是这时候结识的，否则，不会有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后，便即刻给老舍送聘书，硬是把老舍从济南拉到了青岛。
　　那么，抗战中流亡到陪都重庆的老舍，是否与赵太侔还有交往呢？
　　答曰：也是有的。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总干事，赵太侔在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任编纂。两处都在重庆北碚，两人见面较易。而老舍抗战通信 1940年9月9日《致南泉文协诸友》中即有一则记载。 其云：“走到半路，遇到太侔先生，约他一同上山”、“我的鞋大，一步一用力，遂将脚掌磨破，可是，有太侔先生陪着我走，而且我知道市里会有些酒吃，也就忘了脚疼。”（舒济《老舍书信集》）
　　赵太侔比老舍整大10岁，老舍信中始终称他为“太侔先生”，可见对这位年长的戏剧家和教育家甚为尊敬。而从这信中透露出的消息看，老舍与“太侔先生”并非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是豪士之交浓如酒——两人乃是交情匪浅的“酒友”。
　　其实，老舍与赵太侔的酒友关系，大概早在青岛山大时代就开始了。这也就牵出老舍的另一位酒友，即此佚信末尾所云：“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古道侠肠仲纯兄
　　仲纯，即邓仲纯，名邓初，字仲纯，青岛山大校医务室主任。
　　老舍这位“仲纯兄”，虽名不见经传，但身世经历非凡，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书一笔的人物。陈独秀当年书赠他篆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略可见之。更重要的则是其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这大约是他成为老舍好友的主要原因。
　　邓仲纯，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家中排行居二，三弟邓以哲（字叔纯），四弟邓季宣。“两弹元勋”邓稼先即为邓以哲之长子。邓氏兄弟与陈独秀为怀宁同乡世交，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早年邓仲纯与邓以哲随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邓仲纯与陈独秀、苏曼殊和尚三人同住一间小房。回国后邓以哲进清华，后为著名哲学美学教授，与同济的宗白华时称“北邓南白”。邓仲纯与陈独秀同进北大，后又一起撒传单闹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从南京狱中释放，1938年8月初邓仲纯终于在重庆上石板街寻访到陈大哥，遂接陈氏一家到他所在的江津去住，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此后，邓仲纯便是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生兼通讯员，一直到陈独秀死，都得到邓仲纯、邓季宣兄弟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悉心照顾，丧事也是邓氏叔侄帮着江津县政府料理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年的山大好友“剑三先生”——山东省文化局长王统照，也曾派人赴京恭请老舍，希望他能重回“第二故乡”，再执教鞭于山东大学。
　　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1947年老舍致赵太侔佚信  
 
老舍在美国与罗常培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