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校刊《新山大》做编辑、记者，有幸近距离聆听华岗校长在大学路校园中心广场讲政治大课。那时，每到周六（隔周）下午，中心广场便人山人海，除了山大师生、家属外，青岛市的机关干部、中学教师、工商业者、文教系统的人士，都踊跃前来听讲。石阶上，树荫下，草坪上，处处坐满了拿着笔记本边听边记的人们，用曾呈奎先生的话说“那场面很大了”，成为大学路校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1950年1月，华岗首开讲座
华岗这位老革命家、马列主义理论家，于青岛解放不久的1949年9月20日，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华岗夫人谈滨若同志告诉我，“老华”所乘船只原定在上海靠岸，准备从上海去北京，由中央安排工作，因国民党不断派飞机轰炸，船只好驶来青岛。他的老朋友，青岛市军管会主任向明热情地接待了“老华”。当时，华岗的肠出血病正在发作，呼吸系统也有症状，需要医养。向明“爱才如命”，一再向华岗建议：“你先留在青岛养病，山东文教界很缺干部，你还是留下来吧，中央的手续我去办。”
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养病。向明即指示驻山东大学军管会代表罗竹风等人前去探望华岗，征求他对办好山大的意见。之后，他先后担任了山大校委会主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刚解放不久的山东大学，正处在由旧大学向新型大学转变的时期。华岗高瞻远瞩，紧紧抓住政治思想教育这一关键环节，亲自登台讲政治大课，让师生员工认清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1950年1月7日，华岗首开讲座，他以《怎样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共同纲领〉》为题，讲了近四个小时，既有理论深度，又密切联系实际，甚至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位老教授听后说了八个字的心里话:“如沐春风，如饮甘霖”。校刊在报道这次政治大课时描述:“大众礼堂、学生会及大众音乐团办公室均拥挤不堪，窗外与走廊都挤满了听众。到会人数之多，为本校有史以来所未有”。
华岗在讲授《共同纲领》之后，又接连讲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义论》，其间，还在这里做了多次形势报告。1953年3月开始系统讲授《辩证唯物论》，直至1954年12月。华岗在回顾这段情景时说：“为了动员启发和解答问题，并且也为了督促自己学习，我接受了学习委员会所分配的任务，大约每隔两星期或三星期对大家做一次学习报告。其间，因我患病或进行时事政策学习，曾经中断一个时期，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下来了。”
几小时讲座出口成“论文”
华岗给人们的印象是儒雅、睿智、端庄、有条理。他曾在国民党监狱中饱受折磨，身体健康状况欠佳。一次听报告时，保健科的一位大夫悄悄告诉我，华校长来之前在家里打了一针兴奋剂。但只要一坐在讲桌前，便声音铿锵，有板有眼，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听众。华岗讲大课没有讲稿，手里只拿着写有简单提纲的小纸片，完全根据自己的思路来讲，常是几个小时讲下来，记录者不用什么加工，就复原成为材料准确、逻辑严密、语言精炼，甚至连一些“引文”都一字不差的论文。
每次讲完，记录者（固定的几位文史系高年级学生、机关干部）都连夜加班整理，第二天上班后就通过其秘书王启新送华校长审改，曾经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校长熟知办报流程，不管怎样忙，总是抽时间尽快审改，并及时让秘书送回校刊编辑室。稿一到，我们几个编辑便一起忙活起来，要确保在当期的《新山大》上刊出。学校印刷厂是手工检字，从检字、排版到印刷，虽每个环节都争分夺秒，中午不休息，加班到深夜，但每讲三四万字的工作量（4-6个版），还是要两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印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作为广受读者期待的华校长讲稿，一直都能在同期《新山大》刊出，按时送（寄）到校内外广大读者手里。校刊《新山大》虽是校内报纸，但订户遍及全国。1955年6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将华岗讲稿集结，出版了《辩证唯物论大纲》。
市委市政府干部领听课券
大课办公室设在政治辅导处宣传科，负责大课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宣传科长徐经泽成了大忙人。他说，每逢华校长讲课之时，青岛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就来电话说，全体市委、市府的干部都去听课，请尽可能留一点地方，后来因人数无法控制，他们内部采用了发听课券的办法。
同时，济南《大众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等都会派记者来，我们负责接待安排住宿。学校招待所相当简陋，就是学生宿舍，一张大床。政治大课讲完后，记者们都要留下住几天，等当期《新山大》印出拿到手以后，他们才买火车票赶回去，然后全版登出。因为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记录，也只好用这个办法。后来得知，不仅这三家报纸，其他一些报刊也纷纷转载，如《文汇报》当时虽是四开小报，也增版刊出每次讲稿。山大的教职工谁被留在办公室值班，不能去听讲的话，是很不情愿的。
华岗讲政治大课，在校内外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翻看了当年的一次《国立山东大学总结》，其中对此评价说：“从大课开展以来，山大马上活跃起来，面目为之一新，成绩是极其显著的。”很多教师、干部自发给校刊写稿，畅谈他们的学习心得，我们先后编发了这类稿件六十余篇。副校长、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从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开创了培育鱼类新品种的先例，他在《生物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深感：“生物科学的发展与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分不开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重新修订了他们过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60多年一闪而过，历史的烟尘并没有淹没老山大人对当年华岗讲大课的记忆，至今大家一谈起山大，都会清楚地描述当年听课的盛况和收获。大学路中心校园广场（现海大水产馆前）被称为“传播马列主义的‘圣地’”，成为校园的一大文化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