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史楼北侧的冯沅君、陆侃如雕像
如果用两个词汇来概括我自己心目中的学院，我愿意选择“厚重”和“影响”两词。我最早知道自己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她的前身山大中文系是因为一本字典。那是文革后期，我还在读小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种知识特别贫乏的时刻，我惊奇地听说，在当时的中国，除了那本妇孺皆知的《新华字典》之外，还有一本小字典是我们山东人自己编的，叫《学习字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74出版），它的编写者有一个集体的名字，叫做“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负责此事的人便是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后来大名鼎鼎的蒋维崧先生，曾任我们中文系的副主任。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学和院系能够独立编写自己的字典，但我相信能够有信心和胆量去做，并且有力量完成这样一件事情的院系，一定是一个厚重的集体。1980年我考入山大中文系读书，后来一直在这里工作，当长时间地面对一代代的先贤名师及其学术成就时，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厚重”二字的丰富内涵。
再说影响，来到这里，你会有一种感觉，你始终生活在鲜活的历史及其浓郁影响中。在这里，只要你清醒而认真地生活着，你多多少少都会感到，仿佛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始终伴随和影响着你，让你轻飘不得，张狂不得，也懈怠不得。工作以后，我走过许多地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每当人们话题转向各自的学校，便常常听到学界同人亲切地谈起我们。他们往往知道齐鲁大地上的这个学校及其中文系，而且津津乐道她的历史并高度认可她的成就，最让我们自豪、温暖同时也是压力重重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山大文史见长”或者“山大中文很好”。我们深切地感到，无论你意识与否，无论你承认与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竟是如此的巨大而深远……
那么，是什么促成这种厚重的积淀并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呢？这就进入我们想说的第二句话：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学院？可以总结的因素很多，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有三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重情义；尚风骨；尊学术。
先说情义。好的大学是由无数美妙的故事组成的，当我们用心去梳理我们自己学院的美妙故事时，发现其中最精彩、最吸引人也最具生命力的往往都是情义之歌。说起母校，我们的校友臧克家老人用了“一往情深”这个词。他说：“山大对我一往情深，我对她也是一往情深呢!”是的，尽管漫长的历史中也有种种不同的杂音，但重情，重义，一往情深，确实是我们学院最为重要的传统。去年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中国社科院闻黎明研究员来山大，专门访问了我们的学院，他对我说，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他的爷爷是我们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在山大校园散步的时候，我们谈了许多当年闻先生留在这里的故事，讲到那份著名的试卷“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故事；讲到诗情画意的“闻门二家”（陈梦家、臧克家）以及伴随他们的诸多悲欢离合；特别讲到了闻一多离开山大的原因以及在学潮风云中他黯然离别时的伤感。由此引来另外一段往事：在那种特殊的时刻，学生臧克家对校内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对老师闻一多的处境则很同情，因而“孤雁出群，没有参加这次学生闹的风潮”。大概是想到这段难得的“忘年交”以及学生“孤雁出群”的悲凉， 闻一多在愤而辞职离开青岛时，给自己喜欢的弟子臧克家写了一封信，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我在山大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也就很满意了。”古人说得好：“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常想，我们学院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山大中文之所以享有海内外的良好声誉，很关键的一点是因为有一股情感的活水，滋润了我们一百年。
再说风骨。何谓风骨，词典的解释是：骨气，刚正坚强的品格。我们所说的尚风骨，不仅是指崇尚这样一种品格，更是指愿为这种品格付出代价，以及付出代价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气、坦然和义无返顾。这一传统的突出代表是吕荧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第一任系主任。这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听过课的学生这样回忆他：“理论功底特别深厚，带着高度近视的眼镜，他的形象就像瞿秋白，很俊秀。”本来在那次的著名的批判大会上并没有吕荧先生的事，也没有安排他发言，甚至有好心的领导事先已经给他交过底了，然而在那种一边倒的氛围中，强烈的正义感还是促使他站了出来，顶着强大的压力，力排众议，喊出了直到今天依然令人震撼的声音。随后的事态发展众所周知，吕荧先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后来一再说，自己不后悔，既然选择了站起来，就愿意为此承担苦难。只是遗憾一点，作为学界“美在主观”派的代表人物，自己再也不能安心地遨游学术世界，再也不能静下心来研究自己钟爱的美学了。吕荧先生最后是在狱中去世的，在即将告别人间的时候，除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常常凝视着囚室外的几株白色茨菰花，自言自语：“真美呀，真美!”他是那样地热爱美和美的研究，那些美丽的白花无疑承载着他的寄托、期待和不死的梦想。不知道在那个告别的时刻，吕荧先生是否想到与他同样境遇的一位朋友的诗：“要开做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后来在埋葬他时，有心的同志将一朵被他揉皱了的小花放在他的胸前，伴他长眠。抗战年间，在极端艰苦的日子里，吕荧先生节衣缩食自费出版过一本书，他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人的花朵》，用它来称赞鲁迅、曹禺等他喜欢的作家作品，我们以为吕荧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人的花朵”。
尊学术，其实远远不止于尊重，更深处是一种敬畏，以及由敬畏所升华出的境界。昔为书生，今为书死，薪尽火传，视学术为生命。自从进入山大文学院，这样的故事听到的多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前我竟然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周来祥先生去世后，学校以最隆重的礼节为他送行，文学院师生深为感动。我最后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他做完大手术后不久，那天我和学院的书记到病房中看望他，我们曾经设想过可能出现的各种场景，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大病之中的周先生竟然在给一位博士生上课。病床上摆着论文，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因为是喉咙手术，他的声音非常的低沉和沙哑，但他的神态却是那样的认真和投入。那一天，见到我们，周先生用低低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谈到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引进以及抓住机遇、再创辉煌等等。他还特别告诉我，院里要的校庆110周年纪念文章他已经修改完毕，题目就叫《我的大学》，很快他会让女儿周文君发给我。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深情地寄语百年母校：“我们的山大是一个美丽的山大，人文的山大，是一个具有很深文化底蕴的山大，我们历来是‘文史见长’。”想起这难忘的一幕，我有一种深深的感慨，周先生也给我们上了最后的一课，这一课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尊严，什么是真正的精神魅力。梁启超先生有一句名言：“战士死在战场，学者死在讲座”，周来祥先生重病之中的这一幕最真切地诠释着这种情怀，它将永远留在我院师生的集体记忆中。
我常常沉浸于这些往事，感慨于这些故事，并把它们视为我们学院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因为故事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不是教科书，但胜似教科书，它以一种学生愿意接受的方式滋润、营养着他们，像知时节的好雨，润物细无声，并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生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色。有同事曾经略带自得地说过：同样的孩子，也许入校时分数还不如别的学院高，但经过几年的熏陶，咱们学院的学生就是不一样了。我清醒地知道，这话当然带有自夸和自我鼓励的成分，是否做到很难说，能否做到也难说。但说心里话，这确实是长久以来一代代学院师生内心深处最为热切的期待。然而期待的同时也伴随着沉甸甸的压力，那就是：当时代发展到今天，当百年文院的接力棒交到新一代人手上，我们应该怎样去办好这个有着如此历史和如此传统的学院呢？
想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也有各种的计划和规划。但最为渴望和迫切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聚天下名师；二是筑精神家园。大家都知道，山大历史上的两次辉煌都是以师资“集一时之盛”为突出标志的，是所谓：人才荟萃，大师云集。我们认为，这也应是我们学校走向第三次辉煌的鲜明标志。什么是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所以凝聚和造就一批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流学者是重中之重。近几年来，我们下大功夫努力引进国内学术领军人物和潜力巨大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一批享誉学术界的教授陆续从北京、上海、南京和深圳来到山大荣任我们的一级教授和齐鲁学者。这些学者的到来意义重大，他们的选择不仅大大地提升了我院的声誉，更为重要的是，先生们以其厚实的学术功底有效地强化着学院的学术实力。
再说精神家园的建设。自从大学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她就成为人们寄托着诸多期望的精神家园，所以著名的哈佛校训告谆谆告诫人们：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曾经写下不朽名篇《再别康桥》的诗人徐志摩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剑桥大学说：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我们另外一个目标，就是竭尽全力把我们的学院建设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用我们的教学、科研以及全部工作，建设一个让学生们感到亲切，愿意记住并且深深依恋的精神家园。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本令人一读难忘的书，题目叫《什么是教育》，他用极具情感的词汇描绘说，好的教育“就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们就是想努力建设这样一个地方，她具有强大的“推动和摇动”的力量，她能够不断地“唤醒”来到这里的有志青年，努力上进，艰苦奋斗，去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事业之梦。在送别今年毕业生的时候，我曾经对他们说：感谢命运，让我们来到这个学院，让我们共同拥有这样一个精神之家。在你最好的岁月里，天南地北的我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一门课程或专业，为了一段历史和人物，一同聆听，一同追寻，一同欢笑乃至一同落泪，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际遇啊。多少年后，沧海桑田，可能许多东西都变了，但这样的家园无疑会支撑我们一生、温暖我们一生！我们就是想建设这样一个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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