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公一带，民间流传下来的传说和古迹比比皆是。据村民代代相传，丁公系指官至三公之位的丁瑶，丁公村因之而得名。
　　1982年春，邹平县图书馆文物组和苑城镇文化站的同志调查发现了丁公遗址。1985年5月，石羊村民在村北取土打坯，挖出了大量灰土堆积和陶片，已故的原苑城镇文化站站长言家信同志，及时地把这一情况向滨州地区文物主管部门作了汇报。滨州地区文物管理所闻讯立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因为工作的时间短暂，清理的位置也处在遗址的东南部边缘，再加上他们很快将重点转移到了离此不远的苑城西南北辛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所以在丁公遗址的收获不大。为了了解这一遗址的详细情况，1985年秋，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马良民先生带领两名本科生，对丁公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始知这是一处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文化内涵丰富且以龙山文化和商代遗存为主的古代遗址。因此，我们决定将其作为山东大学在鲁北地区的考古实习基地，以进行长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1987年秋和1989年秋，为了进一步揭示丁公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对丁公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清理出房址、灰坑、陶窑、水井和墓葬等各种遗迹，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该遗址早期堆积保存之好和文化内涵之丰富，即使是在史前文化遗址丰富的山东地区也并不多见，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对这一遗址进行全面的了解。
　　1990年开始的城子崖遗址第二轮发掘，确认了龙山城址和岳石城址的存在，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城子崖下层城墙的归属问题。同时，也促使我们下决心对丁公遗址做全面勘探，以了解遗址的准确范围、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和遗址内外有无重要遗迹等。当时，没有想过丁公也会有龙山城址的存在。
　　全面勘探需要相当数量的技术力量，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和能力，这也是丁公遗址已经发掘了三次而迟迟没有进行全面考古勘探的原因。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学海所长和佟佩华副所长的安排下，由9名技工组成的勘探队伍于1991年6、7月之交，对丁公遗址进行了为期13天的全面勘探。勘探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一条环绕遗址周围的“淤土沟”。这条“淤土沟”的埋藏极浅，并且宽度达50～60米。如果这一条“淤土沟”属于龙山文化，虽与城子崖的龙山城墙相比是差了许多，但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能够证实丁公遗址围濠的存在，或许表明它和城子崖的城墙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两个不同的层次和等级。因此，决定在下半年发掘丁公遗址时，从考古所借1～2名熟练技工来解剖这条“淤土沟”。
　　8月底，发掘工作如期进行，参加实习的是考古专业1988级本科生，由栾丰实和许宏、方辉带队，发掘位置选在遗址内的西北部。10月上旬，曾参加过宁家埠、后李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工作的省考古所技工刘洪山来到工地。这时，第一批探方大部分已经结束，不少同学开始转入第二批探方。我们选择遗址东部边缘一块比较方便的地方(这里是丁公和石羊两村土地的分界处)，布一条长10米、宽2米的东西方向探沟，对夏天探到的“淤土沟”进行解剖。
　　探沟横跨遗址内的文化堆积和“淤土沟”。据丁公村支书言思军讲，这里的文化层由于大规范的取土打坯活动而被挖掉了将近1米，以至揭去耕土层之后，暴露出来的全是龙山文化堆积。探沟东部是以大块白色淤土为主的花土，即钻探时所认为的“淤土沟”；西部则是灰黑色土，几乎全是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灰坑等遗迹，后来整理时发现龙山文化陶文的H1235，就是其中规模最大和最为规整的一个。
　　10月中旬，在济南举行的“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先生和一些学者来到丁公发掘现场。黄先生观看了每一个探方，与部分同学进行了简单交谈，对发掘工作表示满意。
　　这时，探沟的发掘深度已进行到1米有余。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西部的龙山文化灰坑等遗迹都直接打破或间接叠压花土堆积，而东部的花土越往深处范围越大，呈现向西倾斜的缓坡状，向东则伸出了探方之外，因探方东边就是树丛而无法向东扩方。花土堆积并不单一，其中有成层的大量细砂和其他土层，整个堆积比较坚硬，包含的遗物也极少。分析了层位关系和土层的结构之后，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1）花土堆积的时代不晚于龙山文化；（2）花土堆积中虽然有不少的大块淤土，但显然不是原生的淤土，因此，无法与“淤土沟”挂钩。
　　为了搞清楚“淤土沟”的性质，10月末，考古工作者又在地势开阔的遗址北部边缘布了南北向的第二条探沟。与第一条不同的是，这条探沟长达25米(最后延长至55米)，揭掉耕土之后，纵贯南北的花土堆积全都暴露了出来。11月2日，因雨而停工一天。为了便于观察，第二天一上工，就趁湿将探沟内的地层全部刮了一遍。一览无余的清新地层，南端四五米是灰黑色土，北端一二米是浅褐色土，中间约有二十米是黄白相杂的花土。经仔细比较后认定，这就是此前未曾敢想的龙山城墙。原来感到困惑和费解的宽度问题，也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此后，专门请学校和省内的部分专家、学者，对丁公遗址的龙山城墙进行了鉴定和指导，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对下一步的工作如何进行，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1992年1月，丁公龙山文化城址被评为1991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自1985年以来，丁公遗址先后做过七次发掘，揭露面积达2300多平方米，发现了大量各类遗迹，出土各种质料的文化遗物近六千件，其中多项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城址。丁公龙山城址有外内两圈，外圈平面略呈圆角方形，东西约350米，南北约310米，面积10余万平方米，城墙宽度20米左右，城外还有宽30余米的城濠。1996年秋的第七次发掘，在外圈北城墙中部发现了一座城门和一座木结构的排水设施。1993年进行的第六次发掘，在外城圈内又发现一座小一点的龙山早期城址，亦为方形，面积6万平方米左右，周围也有一圈城濠。
　　陶窑。1989年进行的第三次发掘中，在遗址西北部发现3座龙山文化陶窑。其中保存较好的一座由窑室、窑箅、火道、火膛和工作面等五个部分组成。窑室呈圆形，直径1米左右，火道平面呈“北”字形。众所周知，龙山文化是以卓越的烧制陶器技术而著称于世的，但在前此发掘的数十处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过陶窑遗迹。因此，丁公龙山陶窑的发现就显得十分重要。
　　房址和墓葬。丁公遗址历次发掘中，发现不同时期的龙山房屋基址近百座，墓葬60余座。房址中既有地面式建筑，也有半地穴式建筑，前者一般较大，最大超过50平方米，后者多数较小，小者只有5、6平方米。墓葬多为小型墓葬，长度3米以上和宽度2米以上的中型墓葬仅发现一座，并有一椁一棺。
　　刻字陶片。1991年的发掘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就是在属于龙山文化的H1235内发现了一片刻字陶片。这是一块上大下小的四边形陶片，一面经磨光。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文字，排列得比较规整，左数第二行的第一字是一个带尾巴的人形，在甲骨文中有相似的文字。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得都较细，但清晰可见，在放大镜下细看，横画略宽，有小的崩碴，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片之上的。陶片是一大平底盆的一角，浅灰色泥质陶，陶胎较薄，背面有轮旋的痕迹，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关于这片刻字陶片，1992年春，经过相当多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观察和鉴定，绝大多数学者对其真实性给予肯定，但也有个别未见到实物的人持怀疑态度。至于陶文的性质和如何释读，则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或认为其与甲骨文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可以进行比较；或认为其属于古东夷族的文字；或认为这是一种走入歧途并未获得成功的文字。
　　此外，龙山文化的水井、窖穴，岳石文化的房屋基址和红烧土堆积，商代的大型房屋和各种形制的水井，东周时期的积蚌墓葬等，都是很重要的发现，对于了解和研究各个时期的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丁公遗址的发掘工作自198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6年，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有针对性的再进行一些发掘工作。通过这些年来的发掘和研究，对丁公遗址的价值和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已普遍出现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以往尽管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和边线王等龙山文化城址，因种种原因，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规律。即使是最早发现的城子崖城址，不少人怀疑其层位关系，认为它并不可靠。在城子崖遗址第二轮发掘确认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存在之后，丁公又通过主动发掘而发现属于龙山时期的城址，使我们终于认识到：城址在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出现，凡是那些规模较大（面积在10万平方米左右或其以上）、所处位置居中、交通便利和文化内涵丰富的中心遗址，都有可能是一处龙山文化城址。这种现象是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也与战争的日益频繁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后陆续发现了许多同一时期的城址。
　　其次，为龙山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龙山文化的聚落资料相对较少，特别是城址内的聚落资料更少。丁公遗址的发掘，揭露了几十座保存相对较好的房址，加上受到破坏的房址多达近百座，以及数量众多的灰坑、较为少见的陶窑、水井和局部道路等。这些房址及相关遗迹的发现，有助于我们从聚落形态的角度了解龙山文化城址内的聚落分布关系以及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变化等。
　　第三，丁公遗址出土了大量以陶器为主的各类文化遗物。通过对这些遗物的分析和研究，使我们对鲁西北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年代及区域性特征等基础性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以丁公遗址为代表，可以把鲁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划分为两大阶段六期，这样，就可以和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建立起一个可资比较的年代关系，为横向和纵向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龙山文化地方类型的划分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第四，龙山陶文的发现，说明龙山文化时期已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历史阶段的早期。海岱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刻划于陶器上的图像文字，这种文字已在较广的范围内出现。龙山文化多字陶文的出现，应是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适应，也是早期文字发展的必然。
　　通过对丁公遗址的研究，形成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考古》1989年第5期），《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考古》1992年第6期），《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五、六次发掘简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考古》1993年第4期），《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栾丰实：《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1992年1月12日《中国文物报》），栾丰实：《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文字》（1993年1月3日《中国文物报》），栾丰实：《丁公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第3期），栾丰实：《丁公遗址发掘记》、《山东重大考古发掘纪实》（齐鲁书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