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1917～2007），原名赵甡，字俪生，曾用笔名冯夷，山东安丘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后专于历史研究，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奠基人；晚年致力于先秦文化研究。在山东大学期间，他除了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通史”外，还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文史学的新探索》、《山东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顾炎武传略》等学术专著，培养了一批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学者。他与夫人高昭一合著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他为山东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繁荣作出了贡献，与老一代山大人一起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赵俪生1917年6月14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东村，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举人。1934年，他从青岛胶济铁路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外语系，上了一星期以后，又转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掌过门旗，进行过演讲，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他还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他先到山西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后到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跟着游击队打游击，曾写过一篇《在王老婆山上》，以“冯夷”为笔名登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后又辗转到晋南，在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和后来改编的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当指导员。后因患恶性疟疾到西安治疗。以后就一直在陕西乾州中学、西安高中、扶轮中学、雍兴工业职业学校等校讲授英语、国语、历史等课程，课余研究中国历史。赵俪生试写了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博得胡适的赞誉，这是赵俪生的第一篇发表的论文。1946年底，赵先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夏，被傅斯年推荐到河南大学任教，受聘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讲授《明清思想史》。嵇文甫先生在这一方面给了赵俪生很大很多的鼓励。赵俪生深有体会地说，嵇文甫先生是我一生受益最深的两位老师(另一位是山东王献唐先生)之一，如果把学问的长进比作没水的深浅的话，在他的指导下，“一年前我是泡在漫到脚脖的水里，那么，一年后，我已经泡到齐腰的水里了”。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后，赵先生重返解放区，到当时设在正定的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任研究员，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
　　1949年济南解放后，赵俪生被派到济南市军管会工作，后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1950年秋到长春，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同年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在清华读书时，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就给赵先生以深刻的影响。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后，赵先生应邀来山大工作，深得华岗校长的厚爱，华岗给赵先生以思想理论上的指导，使赵先生在学术界扶摇直上。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期是赵先生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时期。他是当时历史系有名的“八大金刚”(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陈同燮、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之一。他担任《文史哲》的编委并先后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22篇，甚至有时一年就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达4篇。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历史系以健全“基础课”为工作重点。1952年课程改革时，大家商议要开设专业课。为了配合当时政治形势，与刚盛开的“五朵金花”（即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研究相匹配，山大历史系确定新开三门专业课“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分别由张维华、童书业、赵俪生先生担任。于是，赵先生就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结缘。三五年之内，他发表了十余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论文，并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
　　1957年夏，赵先生奉调到兰州大学任教。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教课、写作的权利，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不久，兰大的文科下马，赵先生被并入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之后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农场接受“改造”。在那一片戈壁荒野，他经常挨骂、挨打、罚跪，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工暇时他也总是一个人读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1961年兰大文科恢复，赵先生又回到了兰大历史系。1963年，学校给赵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1970年兰大革委会动员正当盛年的赵先生办理了退职手续。1972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过问，赵先生得以复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先生所谓“右派”问题获得彻底改正，他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堂和学术园地，焕发出了第二次学术青春。1991年离休。2007年11月27日10时20分在兰州逝世，享年91岁。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构成了赵先生学术大厦的主体框架，成为赵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三个重点。
　　赵先生是解放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最早开设了农民战争史课程，他与夫人高昭一合著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著。赵先生还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学生，其中以孙祚民、孙达人最为知名。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两个学派的代表，使农民战争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成为一门显学。赵先生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拓荒、奠基的作用，一些研究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最早判定农民政权依然是封建政权”，高举历史主义这面大旗对农民政权的性质作了科学的界定。赵先生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第一个专题是农民的身份；第二个专题是起义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第三个专题是农民起义与多民族关系间的关系；第四个专题是宗教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先生所提炼概括并率先指出的这几个专题，成为此后该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种“学术范式”。
　　他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是该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这方面，赵先生的贡献之一，就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用简单、流畅的语言将土地制度私有由浅化到深化缓慢的演进过程勾勒出来。在对土地制度史的分析论述中，他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会削足适履，要灵活运用才行。赵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解剖中国井田制的一把钥匙。他指出，“亚细亚”的全部特征在井田制的历史上并不完备，即有一些特征是没有的，如水利。这是赵先生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独创，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赵先生正是从经典著作中得到启示，对史料悉心料理，对中国经济史的每一个关节精心检查，对周代半公社所有制的井田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半国家所有制的均田制度、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地主(相对)土地所有制找到了准确的解释。
　　赵先生在思想文化史这一研究领域也有显著成绩。早年自明清思想史入手，并理宋明理学，晚年从《周易》入手探讨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他在陕西乾州中学教书时，写了《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继之，他又写了《王山史年谱》和《张蒿庵年谱》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赵先生发表《朱熹与王守仁之比较的探索》、《王阳明和他灼学派》等论文，对这两位以往被一骂到底的思想文化人物予以一定的肯定。关于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头，赵先生认为，把《诗》、《书》、《易》串联，就可以找到，而这三者又是不平衡的。《尚书》只是条令；《诗》中有生动而丰富的民俗；《易》虽还不是哲学本身，但已经是哲学的胞胎了。而任何一种文化都要以哲学为其轴心，所以《易》最重要。因为，“儒家精研人道，精研人的内在的自我完善，但在宇宙问题和辩证思维方面，相对不足;道家提倡天人之道，频繁地阐发对立的观念，但在人际关系和现实社会方面，采消极态度，办法不足。这两者通过什么来体现融合呢？是《周易》”。他说：“向‘内’和向‘外’综合，是一种互补；儒家和道家的综合、天人之间的综合，又是一种互补。补来补去，中华文化不就日益壮大了吗?”
　　20世纪50年代以后，赵先生坚持对明清之际一代宗师顾炎武的研究，出版了《顾炎武传略》、《顾亭林新传》、《日知录导读》，刊出了《顾炎武经世济用的史学理沦和社会实践》等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顾炎武研究权威。
　　赵先生不是穷一经治一史的专家，而是对西北之学、地方史、边疆史、蒲松龄研究等皆有涉猎。他对西北之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五凉史、西辽史、蒙古在西域诸汗王史、帖木儿汗国史等。他除与夫人高昭一先生合作出版了《历史上山东农民起义》一书外，还先后研究过齐鲁名士管仲、辛弃疾、王渔洋、孔尚任等。在蒲松龄的研究方面，更是别具一格。他以人性异化的观点，剖析蒲松龄笔下被社会所扭曲了的妇女的反常心态，既新颖又透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