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山东兖州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冯沅君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冯沅君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严谨态度，注重从基本的训释古义、稽考史实做起，力求掌握最充分、最详实的文献资料，通过审慎的分析，搞清与所要解释、评论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事实。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参与主编的面向21世纪高校重点教材《中国文学史》，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教育部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王士禛全集》，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奖二等奖；古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获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袁世硕教授的文学史研究融合国学训诂考证和现代美学理论批评为一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南，独辟蹊径，对《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几部古典文学名著，作出了独到而深切的诠释，并从中提升出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使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初步建构了文学史学的体系，获得学术界的认同，被推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高等学校重点编写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的第一位首席专家。2008年获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09年获山东大学育才功勋奖，2010年被评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
　　1988年，袁世硕教授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由齐鲁书社会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蒲松龄交游为纲，对蒲松龄的生平事迹作了具体细致的考察；下编对蒲松龄的诗词、杂著和几种《聊斋志异》的版本做了详略不同的考察。
　　关于蒲松龄一生的事迹，尽管我们已经可以勾画出其崖略，知其大半生在舌耕笔耘中度过，古稀之年方才撤帐回家。然而这对于把握一位文学家的性格、情趣、人品、气质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上编将蒲松龄一生交游尤其是与《聊斋志异》创作有关的细节内情一一揭示出来，于是，一位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作家形象站在了我们面前。人们可以对蒲松龄有一种更亲切、更直接、更具体的认识和了解，而与文学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正是作家的这种个性，由此对《聊斋志异》的创作研究便有可能进入到一种细致入微的切身体验之中。这正是当前蒲松龄研究中所最急需的，这也是《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
　　《聊斋志异•娇娜》篇，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异性之间的友情，蒲松龄还发出了“色授魂予，尤胜于颠倒衣裳”的感叹。当我们知道蒲松龄与孙蕙之妾顾青霞曾有数年交往之后，对此也就不难理解了。蒲松龄同情顾青霞的寂寞境遇，爱怜其能吟诵古诗，颇有风雅情致，心中自然而然地萌生了爱悦之情，进而丰富了蒲松龄对男女情感的体验：男女之爱并非仅有“颠倒衣裳”的一面，《娇娜》中孔生对于娇娜非同一般的情感内涵，也就不难理解了。一篇考证性的文字，却解决了如此重要的文学创作难题，足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
　　对尚不明确的蒲松龄生平事迹进一步予以确认，是《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的又一重要学术价值。如从其挚友张笃庆的诗作，可知他年方及冠便已开始《聊斋志异》的创作；从他在西铺毕家坐馆三十年的生活状况，可知其何以能够坚持《聊斋志异》的创作直至年逾花甲方才辍笔；从他与诗坛领袖、朝廷显宦王士禛的交往始末，可知两位文学家之间的真实情况等等。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蒲松龄的了解，也基本上搞清了他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
　　蒲松龄曾作《陈淑卿小像题辞》一文，有的研究者据此认定陈淑卿为蒲松龄患难中遇合之如夫人，并勾画出二人从相恋到死别的一段情史。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不少人撰文指出陈淑卿并非蒲松龄之妾。《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与丰泉乡王氏》一文从笺释《题辞》入手，广征博引，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题辞》所写不是蒲松龄本人之事。这段笺释根据《题辞》中“游龙之人，宛同洛水；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四句，参之以曹植《洛神赋》、《旧唐书•高祖窦皇后传》，得出陈淑卿夫婿乃王姓之说。又根据“伯鸾将婚，兵方兴于白水；文姬未嫁，乱始起于黄巾”四句，进而论定陈淑卿“因乱成婚”，至迟不应晚于顺治四年（1647），而此时蒲松龄年方八岁。这样一来，蒲松龄与陈淑卿的所谓“恋爱悲剧”，便成了子虚乌有之事，人们也就不必再借此发挥，去牵强附会地分析《聊斋志异》中的某些作品了。但这并不是说《题辞》与《聊斋志异》没有丝毫联系。《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进而指出，从《题辞》可以发现，蒲松龄的爱情婚姻观念比较解放，不严格拘泥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是抱有一种现实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的心胸。这就与《聊斋志异》中那些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挂上了钩。
　　对蒲松龄卷帙浩繁的诗文、杂著以及《聊斋志异》的版本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其人及其著作情况，使《聊斋志异》的原貌尽可能得以恢复，是《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第三个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关于蒲松龄的诗词，考述的主要目的在于借以了解蒲松龄的生平事迹、为人处世的表现、诸种思想观念，以及《聊斋志异》的创作情况。例如，蒲松龄晚年所作《老翁行》诗，同其俚曲《墙头记》情节基本一致；《侠女行》诗与《聊斋志异•侠女》篇虽然题目相近，但意义却全然不同。袁世硕教授由此论道，之所以诗词与小说创作相互联系的事例较少，是因为在蒲松龄的观念中，诗歌和小说的体裁、功用均有所不同，取材、做法也不一样。但从其诗作中，我们却可以寻找到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时的苦恼和欣慰。这些考述，对窥知《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蒲松龄的杂著虽非文学作品，但《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将其按照编著的时序排列起来，发现了蒲松龄一生思想和著述旨趣的变迁：在他年逾花甲之后，著作之旨意、内容性质和读者对象，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其杂著本身的研究。
　　对《聊斋志异》的几种早期抄本和传世不广的早期刊本，袁世硕教授作了较为具体的考察，基本上搞清楚了它们各自的年代、篇章存佚、抄主情况，以及与作者原稿（仅存半部）相比较在内容文字上的差异。这既有助于探明作者原稿全部的情况，也为重新整理出一部《聊斋志异》的定本打下了基础。袁世硕教授在进行了严密而全面的考察后认为，应当重视康熙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在校勘方面的价值，克服特别倚重铸雪斋抄本的偏向，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做法。这对于整理出一部最接近手稿本、无文字上之讹误的《聊斋志异》定本，无疑是一个带有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
　　《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在国内外同行专家中获得了极大赞誉，国内的《文学遗产》、《文史哲》、上海《社会科学》等几家刊物，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动态》和《东方》书评杂志以及美国的《亚洲学会学报》均发表了长篇书评，称他的研究是“填补了以往研究的很多空白或者不够详实的地方……”，“是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