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1894～1955），学名洪达，字伯骏，号潜斋，别号浅哉，江苏武进人，电影戏剧理论家、剧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导演，中国电影的开拓者。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13年，移居青岛。1915年，创作剧本《卖梨人》。1916年，到美国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1919年，入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是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1922年，回国任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剧本《申屠氏》。1923年，上演第一部剧作《赵阎王》，自饰主角。1928年，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明星电影公司编导主任。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总书记。1934年，任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带领师生演出了话剧《寄生草》，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1935年，会同王统照、老舍等创办《避暑录话》。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二队队长。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戏剧科科长。1943年，到重庆任中央青年剧社编导。1946年后历任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外语系主任。1953年，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兼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一生创作编译了38部话剧，著有《洪深文集》、《洪深选集》等。
　　一、戏剧人生
　　1907年，洪深被父亲带到上海，先后就读于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当时这两所学校戏剧活动较为频繁。学校曾上演戏剧《冬青引》，洪深看了演出非常好奇，演员把陈旧的故事，幻化成发生在眼前的新事，使人身临其境。洪深从此迷上了戏剧，校内外每有演出，必先睹为快。洪深后来回忆说：“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看戏的，有时为了看戏犯过规，有时爬墙去看戏。”这些经历对他的人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悄悄地在他的心中播下投身戏剧的种子。
　　1912年，洪深考入清华学校，开始从事戏剧活动，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演出，展现出良好的戏剧天赋。洪深后来回忆清华演剧生活时说：“凡是学校里演戏，除了特别团体如某年级的级会，不容外人参加的以外，差不多每次有我的份。我又很高兴编剧，在清华四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我手。”1915年洪深发表了第一个剧本《卖梨人》。该剧用现实主义方法抨击了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同时是国内较早采取以剧本为脚本的演出形式，对现代戏剧的形成起积极推动作用。同年，洪深又创作了《贫民惨剧》，这一时期的演出、创作活动奠定了洪深一生戏剧、电影工作的主题基调，即反应基层民众生活，为民请命的主题。
　　1916年，洪深从清华大学毕业公费赴美留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烧磁，后到哈佛大学改修文学和戏剧。留学期间，洪深虽然专业是烧瓷工程，但却对文学、戏剧、小说非常热爱，经常去剧院欣赏戏剧，并创立了剧作《为之有室》、《回去》，在留学生当中获得很大反响。从理性的角度，洪深也不打算为了自己的爱好而放弃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是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案被处死这一家庭重大事件彻底改变了洪深人生轨迹，痛下决心改学戏剧。洪深曾很有感触地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一辈子决不做官；第二，我决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了基础的。”洪深经历无数次地辗转反思，放弃了实业救国梦想，坚定地迈上戏剧之路。
　　洪深在美期间成功地编、导、演出了英文剧《木兰从军》。1922年，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上海戏剧社排演主任。1930年后，洪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联”和“剧联”，结识了田汉、夏衍、茅盾、马彦祥等一大批戏剧界、文化界志同道合的朋友，逐渐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其作品内容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民众戏剧之路。从1930年开始他写了《农村三部曲》，包括《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三个剧本，受到戏剧界的好评。
　　抗日战争前夕，洪深回到上海创办《光明》半月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大学教职，先后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队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第一科科长。1939年到重庆。1946～1948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因支持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1948年底，被中国共产党派人营救至东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洪深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副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外交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二、电影先驱
　　除了戏剧导演、演出、创作成就外，洪深在影坛的业绩也同样引人注目。1925年洪深加入郑正秋等创立的“明星公司”。同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申屠氏》，受到时任国会议员沈钧儒的好评。洪深还编导了《冯大少爷》、《四月里底的蔷薇处处开》、《爱情与黄金》等十多部影片。到1937年“抗战爆发”，洪深一直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导，他编导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洪深早期编导的电影并未取得特别成就，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上，他仍然展现了自己的特色。从动作的运用和内心活动的刻画，到情节结构和人物个性的处理，洪深的编导技巧都得到了同时代影人的推崇。
　　由于当时影坛的些许污浊陋习受到社会的鄙视，洪深的电影活动同样不为人们理解，面对种种质疑和规劝，他更坚定了在电影界做一番事业的决心。洪深曾申辩：“第一，我以为做影戏，是正当职业，在电影界劳心劳力混口饭吃，也同人力车夫，跑了一身大汗，赚两角小洋车钱一样，不是什么可耻的事；第二，凡是道德人格名誉，乃是个人的事，与职业没有多大关系的，试问政界、商界，不论什么界，什么职业，那里会没有几个败类，我大胆说一句，电影界里，就有败类，成分也未见比政界商界高许多，不过不幸社会对于电影界，格外的苛求，格外的注意罢了。”
　　洪深等认为提升电影界声望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出高质量的电影演员，于是在1925年夏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影演员培训机构——“中华电影学校”，并担任校长。学校由于资金、人员等原因只办了一批，但培养出了胡蝶等一批三四十年代家喻户晓的明星演员。作为中国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学校，它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1934年洪深回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他教课之外仍从事戏剧研究和电影创作活动，参加了青岛著名的京剧票社——和声社。他还带领校内外的一些师生，由他导演和主持演出了著名话剧《寄生草》。这一时期，洪深在电影剧本创作上也达到了事业的高峰。
　　在青岛期间，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正规的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该剧通过一个寓居青岛的封建官僚家庭的没落，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劫后桃花》的上映在中国影坛上引起很大反响，被誉为历史的照“妖镜”，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历史，揭露了清朝遗老等这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的汉奸的无耻嘴脸，对宣传抗日起了很大作用。《劫后桃花》等优秀电影剧本，为中国电影艺术首创了文学剧本的样式，尽了开拓者的责任。胡蝶在回忆录上说：“洪深是美国留学生，中外文学造诣都很深，他丰富的生活阅历、熟练的创作技巧使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劫后桃花》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洪深一生创作了38个电影剧本，其中有26个剧本被电影公司摄制成影片。他还导演过9部电影，还撰写了大量电影理论著作，如《现代戏剧导论》、《洪深戏剧论文集》、《编剧二十八问》、《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术语词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等，为中国现代电影艺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艺术追求
　　洪深对生活充满激情，崇尚正义，从事戏剧、电影创作总是力图揭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人性的美好，惩恶扬善，以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来改造社会人生。但自从父亲因宋教仁案被杀、经历世态炎凉后，洪深对社会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政治产生了仇恨和厌恶，决定除了戏剧外还通过电影来实现做另一个易卜生的理想。他一生都是在为社会进步而奋斗。
　　首先，洪深信奉“为人生”的艺术观。他说：“从古以来，戏剧总是用来传播鼓吹一个部落或一个集团的理想、主张、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的。”“而愈是在社会有剧烈变革的时期，戏剧的影响大众的行为的作用，便愈是强大”，“戏剧永远是为了影响人类的行为而作的”。因此，出于教育世人、改造人生和社会的意图，他非常强调作者写作的目的。他说：“作者写作的目的，应当永远是解答现代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写作的目的应该永远是解答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剧作者必须做一个指导人生的“工程师”。
　　其次，洪深认为追求真实是戏剧的首要目标。他认为戏剧的取材，就是人生，戏剧是充分地描写人生的艺术，要使“观众对于台上之事物不起疑问也”。洪深强调作者写作要立足于现实生活，从个人的生活感受出发，描写真实的人生。戏剧只有通过真实的生活画面才能增强剧作感染观众的力量，实现“切实有益”的教育目的。此外，洪深还非常重视人物性格的真实刻画，应从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中挖掘戏剧性，表现其社会意义。他认为“人物是戏剧的生命”，人物应该是一个真正“活的有血气的人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刻画人物一定要反映其时代烙印，带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精神，并且能够为观众所相信、接受。
　　洪深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先驱、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一生紧跟时代发展潮流，追求真理，追求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试图为改造社会和人生。在艺术上，他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力求创造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作品。他的艺术实践推动了中国戏剧、电影事业的发展。他的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为中国电影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