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1904-2005），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
　　薛暮桥1918年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1945年，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实业厅厅长。1946年，兼任临沂山东大学经济系主任，讲授《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1947年，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顾问、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名誉主任，全国工商联高级顾问，中国统计学会、中国计划学会会长，中国价格学会第一、二届名誉会长，中国统计学会第一届会长、第二届名誉会长。
　　薛暮桥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年仅20岁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他亲眼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毅然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目睹许多共产党人生死关头仍孜孜不倦读书、追求革命真理，受到强烈震撼。他深刻地领悟到，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也不能虚度岁月。当时这个监狱共关押着三百多名政治犯，知识分子占多数。他们利用狱卒管理不严的条件，从狱外弄来很多进步书籍，相互交换传阅。他还结合读书，学习了英文和世界语。先后读了威尔士的《世界史纲》、《欧洲近代史》，并利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研究历史，懂得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几种方式，为以后研究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打下了基础。他还阅读了英文本的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懂得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如总统制、内阁制、各种选举制度等。薛暮桥读得最多的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苏联布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古典经济学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互相比较，加深理解。还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生物学、天文学的一些名著，丰富了他的世界观、宇宙观。在三年监牢生活中，他读的书比正规大学读的书还多。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1979年10月，薛暮桥去美国访问，在费城看到了《独立宣言》的原本，薛暮桥告诉美国教授们：“五十年前我就读了《独立宣言》，那时万万想不到五十年后会在这里读到它的原本。”教授们听了十分惊奇，问他是什么大学毕业，薛暮桥答：是“牢监大学”毕业的。
　　1932年出狱后不久，薛暮桥幸运地遇到了经济学的启蒙老师陈翰笙。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揭示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性。不久，日本的《改造》杂志翻译转载了这篇文章。他在担任《中国农村》首任主编期间，用巧妙的笔法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我党在国统区对青年开展启蒙教育的进步刊物。
　　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任省政府秘书长兼工商局长等，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同时，一个经济难题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他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他利用经济规律取得了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为保持山东解放区的物价稳定，他利用山东沿海盐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实行食盐专卖，不仅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支援抗日战争，并且利用食盐输出所得的敌区货币，换回当时解放区急需的各种物资，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并以此压低了敌区货币和根据地货币的比价。在金本位制的时代，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三十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期间，利用自己丰富的经济理论知识，兼任临沂山东大学经济系主任，经常去临沂山东大学讲课，主要是讲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问题。1942年参加整风运动时，他曾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和刘少奇的《人为什么犯错误》等著作，写了许多学习笔记，后来加以整理补充，用作讲课教材。这本教材曾由新华书店出版，书名为《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后来日本共产党把它译成日文，作为共产党员学习的课本，发行数量比在中国国内大得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薛暮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和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繁忙的工作中，仍不放弃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文革”前的十七年间，共发表过近30篇经济学论文，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1979年4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一书，正是其中部分文章的汇编。
　　“文革”中，作为“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薛暮桥虽被关进了“牛棚”，却表现得非常超然和乐观。在干校“劳动改造”时，分配他在夜间看护粮食，薛暮桥就利用这个时间构思“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每当黎明收工时，顾不上休息，连忙把夜晚思考的问题记录下来。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他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二稿，后来又在病中反复改写多次，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此书系统总结了解放以后二十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批评了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正确轨道，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初步的探索，一时之间引起巨大反响，并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日本《产经新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推荐这本书干部必读材料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全国各省紧急加印，发行达1000万册，创下了专业理论著作空前的纪录。
　　1980年，薛暮桥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虽已是耄耋之年，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社会经济现象，关注改革开放进程，并不断发表文章、著述，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与决策，提出一个老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如针对社会上保守思想回潮的思想倾向，1991年1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对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文中对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十个问题，联系实际进行分析，反对把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1980～1988年，相继出版了《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改革与理论上的突破》等四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成果的论文集。1990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将其汇集成为《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书，共收入1977-1990年间的论文、报告54篇。
　　薛暮桥的前半生，是在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苦难岁月里度过的，这激励他在青年时代就立志用所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去拯救祖国。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推演和运用中度过的，但他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书斋中的学者，他总是善于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这是他的主要治学特点。他常说：“搞政治经济学，一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而是不当‘风派’。”这也是他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