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会馆是1864年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私立学校，1876年改称“文会馆”，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1882年纽约长老会总部批准以tengchow College（登州学院）为学校英文名称，以“文会馆”作为中文名称。文会馆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型大学，为中国早期高等学堂输送了大批师资力量。
　　1864年1月，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狄考文携其新婚妻子抵达登州，进行传教活动。但在传教过程中，他亲身领略了成年人的“敌视”情绪，从而萌生了培养儿童的想法。在其妻的协助下，狄考文租了座废弃的寺院，办起了蒙养学堂。第一期只招到六名学生，都是贫农子弟。狄考文不仅免去了学生的学费，还提供衣履、靴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及归家路费。这六名学生，除一人读过一年私塾，其余皆“不知读书为何事”者。学堂是启蒙性质的，狄考文聘请了一位受洗入教的中国儒师教授经学，他亲自教常识、算术，他的妻子教授地理、音乐，还请了一位中国老妇人“司厨”。
　　蒙养学堂的学制为六年，由于学生流动性大，真正学完全部课程的人很少。至1872年，九年间共招收85人，“学满6年者仅4人”。不过这时学堂已有了一些声誉，在校学生已达22人，为学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狄考文下决心提高学校层次，他为已毕业的学生又设计了4年课程。到1876年，学生邹立文、李青山、李秉义3人完成了全部10年的课程。狄考文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将学堂定名为文会馆，宣布邹立文等三人为该馆的首届毕业生。
　　文会馆分备科和正科，读书九年。由狄考文亲自编写课本，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圣经、国学、英文；狄考文的妻子则讲授历史、地理、音乐等。文会馆大学部的课程主要有两大类：圣道文学、天化格算。具体是：四书五经、策论经义、中国史记、万国通鉴、福音合参、天道溯源、省身指掌、救世之妙、是非学、心灵学、富国策、圆锥曲线、微积分、天文学、代数学、地理学、地理志、地石学、测量学、数学、化学、乐法、体操。在教学实验设备方面，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铣床、电镀设备、磨光机、螺丝机，化学药品、瓦斯灯、烧焊用具、各种电池、显微镜、望远镜等一应俱全。当时在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处设备这么先进、齐全的学校。也正是在登州文会馆时期，狄考文和教师邹立文合作，最早将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
　　为了加强学校管理，文会馆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让学生遵守，像礼拜制度、斋舍制度、讲堂制度、放假制度，以及一些禁令（包括禁烟、禁鸦片、禁酒、禁谎诈等）和赏罚条款等。同时，文会馆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考试分为日、季、年试。日试为口试，教习暗记分数；季考为笔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学理”领悟情况；年考以数学、代数、五经为主，不及格罚令复学。正斋学生逐一通过六年的所有课程的考试，颁发列有所学课程的毕业文凭。
　　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狄考文决定进一步提高办学层次，办一所大学。1881年，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总部提交了把文会馆建设成为正式大学的计划书。其内容包括：登州文会馆扩建为大学，定名山东书院；在基督教影响下，对学生施以充分的中西学教育；所有课程都用中文教授；设立大学预科；逐步实现学生自备学费，尽快培养一批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中国籍教师；学校向中心地区迁移。1882年，美国纽约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文会馆为大学，并增派传教士帮助办学。学校规模又有了新的扩大。文会馆正斋学生，既可以从备斋学生中擢入，也可以从莱州、青州等地的教会中学毕业生中选取。
　　1897年9月5日，美国传教士路思义和妻子伊丽莎白斯受美国基督教差会长老会的派遣来到中国，路思义在文会馆担任物理教师。1897年至1900年间，正是中国大乱的年头。先是德国人占领胶澳（青岛），继则一百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全国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绪在滋长。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兴起，所有在华的外国人惶惶不可终日，文会馆的课也上不下去了。在登州的传教士纷纷去烟台转朝鲜汉城避难。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移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中的大学班合并，更名广文学堂。1917年，广文学堂和青州的神学院迁济南，正式组成为济南齐鲁大学，下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1929年，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法令，大学要在政府立案，不准开设神学院，神学院独立，称齐鲁神学院。
　　在中国传统教育根深蒂固的氛围下，登州文会馆一开始就采用了现代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在办学目的、方向和体制上冲破了传统教育的藩篱，使西方新的教学方法得以在山东立足，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有资格走上高等学府讲堂的能够用中国语言讲授自然科学的教师。
　　自1864年到1904年，登州文会馆办学40年，聘请的外国教习是很少的。除三任监督狄考文、赫士、柏尔根外，仅聘过三个外国人为正式教习。学校教授自然科学的教习主要由本校毕业生担任。前后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有20人之多。文会馆办学40年，培养出的正式毕业生仅200余人，人数虽少，但却对山东乃至全国的新式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的主张，实行变法办洋学堂，聘任北美基督教新教长老会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并授权他选聘刘永锡、于志圣、仲伟仪、王长庆、棊鸿奎、连英煌、朱葆堔等八名登州文会馆毕业生任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西学教习，还聘请多位汉学教习，共同创办了京师大学堂。
　　1901年初，慈禧发布实行“变法上谕”。当年旧历七月，下令废除八股。8月2日，又下令把各地书院都改为学堂，并要各省都设大学堂。山东巡抚袁世凯知道办洋学堂很重要，清军修械所的技师都是狄考文培训出来的，他还参观过登州文会馆的现代实验室并与校长狄考文和赫士私交甚深，恳请狄考文和赫士帮他创办山东大学堂。校长赫士博士亲自挂帅，率领文会馆教习张丰年(化学)、刘永锡(化学)、王锡恩(天算物理)、仲伟仪(汉学)、刘光照、王执中、姜渔渭、刘玉峰、周文远、李光鼎、罗绳引(汉学)，并挑选文会馆毕业的学生冯志谦、郭中印、连志舵、李星奎、王振祥、郭风翰、赵策安、张正道等人，还有赫士夫人富知弥和文约翰、维礼美森等美籍教习四人，沿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条规，采用文会馆的课本、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于1901年10月，在济南泺源书院创办山东大学堂。可见，登州文会馆在山东大学堂的初创阶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山东大学堂创办后，清政府谕令全国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于是，全国各省都遵照清廷严令，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的经验，争聘文会馆毕业的学生为教习。当年，除贵州外全国各省的大学堂，上海、天津等地官办的格致院、南洋公学、北洋师范、江南大学以及保定、奉天、云南的武备学堂，各省官办的师范、方言、法政、农业等学堂都聘请文会馆毕业生前去任教习。如李天相、宋景清、朱堡琛、陆之平、周云路、冯文修等任山西大学堂教习；朱学儒、生格敬、邵次明、王仰之、周益训、陶立等任云南大学堂教习。因各省办大学需要的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有限，且多在教会学校里任职，后来连文会馆肄业的学生也都被聘去。当年，慈禧太后还曾嘉奖袁世凯和赫士博士，并授命赫士替清廷制定全国的办学规划、方针、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
　　登州文会馆作为一所教会学校，能够长期存在并传播和介绍西方近代科学，并且有所发展，以至于发展成为著名的齐鲁大学。这种办学实践本身，就有力地冲击和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使清末教育改革得以率先在山东顺利进行，继而遍及全国。正如于中旻博士在《狄考文与中国哈佛大学》和《翼报》中称：“对于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文会馆贡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