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湖北浠水人。著名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其诗沉郁奇丽，具有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亦成就非凡，郭沫若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13年秋，14岁的闻一多以湖北省籍正取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4年开始担任《清华周刊》编辑，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1917年中等科毕业，是校内文学、美术、戏剧诸项活动的骨干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组织学生积极参加。1920年4月，他写了第一篇白话杂文《旅客式的学生》，批评清华师生的腐化气息，呼吁改良学校。9月，他发表第一首白话新诗《西岸》，始署名闻一多。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留学，先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后转学到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闻一多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后又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长、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闻一多是1930年来到国立青岛大学的。那年闻一多由于学术上的新旧矛盾刚从武汉大学辞职。这年夏天，他到上海寻找新的工作，在那里碰到了正为国立青岛大学聘请教员的杨振声。杨振声一见到闻一多，马上发出邀请。同时邀请的，还有梁实秋。闻一多不是山东人，不像杨振声那样对山东有那么深的情结，因此对到国立青岛大学起先有些犹豫。杨振声很会做工作，力言青岛胜地，景物宜人，劝闻一多不妨前去看看。当时正是暑假，梁实秋打算回北京省亲，于是两人相约去青岛一看究竟。在青岛的情形，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有许多记述。他们先是到一家店里，各买了一件宽袍大袖的和服，然后雇了两部马车观光海滨公园、汇泉浴场、炮台湾、湛山、第一公园、总督府等处。在青岛，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民风。给他们拉车的两个车夫都是山东大汉，对人彬彬有礼，路过山上居民接水的橡皮管时，尽管周围无人，也要把车停下来，把水管高高举起，让马车赶过去后再把水管放下来，以免马车轧着水管，一路上折腾三次，也不以为烦。所以，除了杨振声的热情邀请和青岛的风光外，山东人的质朴、诚实，让他们认定青岛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地方。于是，当杨振声设宴款待他们时，二人便一言而决，在席上畅快地答应接受青岛大学的聘书。在这期间，他不仅取得了许多学术研究上的突破，而且招收了臧克家这位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学生。
　　国立青岛大学是1930年9月21日正式成立并开学的，杨振声宣誓就任校长后，宣布聘任名单，闻一多被聘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下设中文、外文、教育三个系，中文系主任由闻一多兼任。闻一多到国立青岛大学，正是学校初创阶段。那年，国立青岛大学在北平、济南、青岛三处招收一年级新生，闻一多一进校，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招生阅卷。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与臧克家关系上最有名的故事，是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时数学虽然得了零分，但一首颇具人生感悟的短诗，打动了闻一多的心，破格把他录取了。同时，闻一多还引进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戎甫等。
　　在国立青岛大学，闻一多第一年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三门。这些课程虽然是闻一多所熟悉的，但为了讲好这些所必须进行的进一步研究，则对闻一多的治学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同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有了很大进步。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一多在武汉时即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工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的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需要理解整个的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借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义。”根据梁实秋的这一回忆，说明闻一多的唐代诗人列传始草于国立青岛大学，其成果可能就是手稿中的《全唐诗人小传》。该稿共9册，60余万字，收集了唐代406位诗人的材料，其中部分编成传记，其余多为分门别类摘录的原始资料。
　　在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手稿中，还有《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唐人遗书目录标注》、《唐人九种名著叙论》、《唐文别裁集》、《唐诗要略》、《唐诗校读举例》、《全唐诗辨证》、《唐风楼捃录》等。仅从这些篇名来看，就足以说明他的勤奋和深入。以上工作，当然不是全部在青岛进行的，但许多是在青岛时期便开了头。臧克家在《我的先生闻一多》中回忆道：“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的朋友也持笔画列成了目录，题名《杜甫交游录》。”
　　其次是《诗经》研究。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是在武汉大学开始的，但他学术成果的基础，则是在国立青岛大学奠定的。他的《诗经》研究很有创新之处，他特别注意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窥视中国文化源头时代人的心态变化，许多观点与传统的注经结论截然不同，后来得到郭沫若的高度评价。
　　比如《诗经》中有篇《芣苡》。“芣苡”就是车前草，这首诗，过去一直被解释为是劳动时唱的歌。闻一多想，车前草是很普通的植物，长得又不美，不值得歌颂，为什么要歌唱它呢。经过思考，他用现代社会学理论解开了答案，认为车前草是种多籽植物，因为上古时代女性最大的责任就是传宗接代，劳动时唱它，实际上是表达了女人多孩子的意思，因为只有多生孩子，自己在那个社会才有地位。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国立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山东大学为了纪念闻一多，1950年，将校内的闻一多故居命名为“一多楼”。1978年，将一多楼辟为“闻一多故居展室”，并在楼前建造花坛，正中竖立闻一多半身大理石雕像，座上刻着他的学生、著名诗人臧克家撰写的碑文。1985年，青岛市政府将闻一多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闻一多故居位于现在中国海洋大学东北角。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同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抨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激动地说：闻一多先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激起全国人民的同情。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1925年三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其中《澳门》、《香港》、《台湾》三首诗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善于在大胆的想象、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闻一多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自从1932年到清华任教后，开始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闻一多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闻一多的文章辑有《闻一多全集》共八卷四册，1948年由上海天明书店出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闻一多诗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