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腾汉（1900－1988），福建龙溪(今龙海)人，我国著名药物学家和化学家。20世纪30年代两度任山东大学化学系教授、主任，40年代致力于中草药剂及化学试剂的研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将极谱、光谱、色谱等现代技术应用于毒物、药物分析研究，主编有《化学试剂及其标准》等。他毕生致力于化学和药学的教学事业与科学研究工作，培养了几代药学专门人才。1951年后，他献身于军事医学领域药物化学研究工作，是中国军用毒剂化学检验研究的先驱者。他组织领导的军事医学重大科研成果“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保护”荣获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汤腾汉1900年生于印度尼西亚。1917年，考入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1918年考入南京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系，1920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化工系留学，后转药学院，1926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药学院，获国家颁发的药师证书。1929年，获德国柏林大学理科博士学位。1930～1935年，任山东大学教授，兼任化学系主任。1935年与人合作，在天津创建我国第一个化学制药厂。1935～1936年，任北洋大学工学院教授。1936～1938年，任山东大学化学系教授、主任，兼任理学院院长。1939～1946年，任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兼任药学系主任。1946～1951年，任同济大学教授。1946～1953年，兼任上海科发制药厂总工程师、厂长。1951～1958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药物系副主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1963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所长。1963～1969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0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多年的汤腾汉，抱着学成为国效力的愿望，风尘仆仆，来到风光秀丽的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并担任了化学系主任。他倾其所学，一展抱负，决心为祖国的化学教育，为山东大学化学系的建设贡献力量。
　　汤腾汉初到国立青岛大学时，正是化学系成立伊始，只有汤腾汉教授和王荣昭助教等几个人。在汤腾汉的主持下，以后又有傅鹰、胡铁生、王祖荫、王文中、陈之霖等教授和石坦因（德籍）、黎书常、黄冷溪等讲师任教。当时的化学系设备简陋，勉强能做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吹管分析。汤腾汉等人十分重视增置仪器设备和实验用的药品试剂，每年都有最新设备和化学纯试剂从国外进口，从而使山大化学系的设施始具名牌大学规模。
　　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基础理论学习，亲自讲授一二年级的重要基础课程。他主讲普通化学、有机化学、有机分析、药物化学等课程；倡议学校建立化学楼和科学馆，每年出版研究报告文集；倡议在化学系成立药科，把化学教育与药学教育较好地结合起来。
　　1933年，化学系迁入新落成的科学馆三楼，汤腾汉等人进行了改革，在化学系分设七个实验室和图书室、阅览室。为了师生学习研究方便，每位教授设一个研究室，以指导学生做研究课题，同时把校图书馆内有关化学专业用书和杂志集中在化学系内。为部分师生研究山东黏土的综合利用，还在校内设立了一个瓷窑厂，专门从博山聘请了一位技师带学生实际操作试制耐火制品和陶瓷。在这里，师生们作出了几百个数据，终于找出了原料合理配方。汤腾汉一向认为，应重视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特别重视培养学生联系实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和傅鹰等各位教授想方设法为师生创造了良好的化学实验场所和实验环境。课余时间，大部分学生在实验室里做自己的课题研究，汤腾汉和一些导师也经常在课余时去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
　　汤腾汉非常重视每年的学生实习，亲自为学生联系安排实习场所。他让学生通过学习调查选定毕业论文，这样做能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学生毕业后都能有相应的专长。为了活跃学术空气，使学生更好地提高学术水平，他经常带头在学校规定的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时作学术报告，他在校期间就报告了十多次，深受学生欢迎。在他的倡议下，每年都出版《山东大学化学试验报告》（化学文集）。他又发起成立“山大化学社”，对外开展有关化学、药物学技术咨询，接受校外委托化验和研究工作，还出版了《科学的青岛》、《科学的山东》两书，为研究山东、青岛的状况提供了科学依据。
　　1933年，在他的努力下，经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化学系附设药学专科。从此，汤腾汉教授把化学教育和药学教育较好地结合起来。在调查实践的基础上，他指导学生发表许多有关中草药的论文，如徐植琬的《益母草的化学研究》、赵幼祥的《威灵仙的化学研究》、曾在因的《川贝母的化学研究》、赵元祥的《酸枣仁的化学研究》、罗瑞麟的《斑蝥虫的化学研究》等，发掘利用了山东本地资源，开发了有实用价值的科研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化学系学生从山东收集20多种曲酒样品，由学生谢汝立、郭质良等经过分析比较，找到一种高效酵母，应用于酒精生产，其效力相当于当时德国著名的菌种。1937年，化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郭质良、勾福长二人均取得佳绩。郭质良的《山东曲酒之研究》论文荣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特种科研奖（奖金500元），勾福长的《制造骨胶之研究》论文荣获严特约纪念工业化学征文特等奖（奖金200元）。其论文在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国外刊物也进行了摘要介绍，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1935年，汤腾汉趁假期应邀到北洋大学工学院任教、讲学，除讲授普通化学外，还指导研究工作，完成了《华北煤炭低温蒸馏之研究》、《华北煤炭浸质及其焦性研究》、《植物油气相热裂之研究》等工作，影响极好。一年后，山东大学校长请他返校执教，并出任理学院院长。
　　在汤腾汉的主持下，山大化学系取得了显著成果，教学科研成绩辉煌，更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山大化学系享誉全国。
　　“七七”事变后，山东大学内迁。他因铁路中断，又身患疾病，不得已先到印尼治疗休养，但千岛之国的美丽风光遮不住战争的阴云，他内心与苦难的祖国息息相通，病愈后立即筹划回国。他冒着种种危险，携妻女经香港、越南入滇、川，辗转三月有余，于1939年抵达成都，任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其后兼任药学系主任，同时在四川大学及川康农工学院兼课，教学任务十分繁重。
　　汤腾汉教授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药学家和化学家，还是一位药学实业家。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旧中国，化学制药和化学试剂的生产几乎是一片空白，就是普通的药品和化学分析试剂制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汤腾汉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决心改变这种现状，创办企业，把科研成果转化到生产方面去。
　　1935年，他会同胡铁生、王文中教授和化学系学生赵幼祥、赵元祥、陈富春发起筹集资金，购置设备，在天津成立了“永生化学制药公司”。1935年夏，适值汤腾汉任教五年后休假一年之际，他便赴天津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胡铁生教授担任经理负责具体工作。一年内就用自己研究的成果，生产出质量较高均符合标准规格的化学制品和试剂数十种。永生化学制药公司是我国唯一的国人资本、国产原料，产品完全国货，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这个化工公司在“七七”事变后，把仪器设备运至成都并重建了永生化工厂，于1940年投产正式经营。除在天津永生制药厂生产的产品外，又增加了葡萄糖酸钙、麻醉用乙醚、注射用葡萄糖、肝精片等产品，以及化学药品和试剂数百种，供医疗、教学和工厂急需。当时的国民党卫生署看到西南各省医疗和化学药品奇缺，由其出资合营，将永生制药厂扩大生产，令永生制药厂在重庆建立“中央制药厂”。汤腾汉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这时蓉渝两厂的技术骨干全是山大的校友和毕业生。随着经营扩大，两厂的产品种类大量增加，均符合《中华药典》规定的标准。其产品销往我国西南和西北等省市。抗战胜利后，“中央制药厂”迁至上海。全国解放后，中央制药厂、平津永生制药厂全部交给国家，汤腾汉除担任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教授外，仍在继续指导制药厂技术工作。药厂的建立，为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作了示范，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医药人才。
　　1951年10月，他应邀参加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曾于1963～1969年任副院长，从此，长期在国防医学科研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
　　1951年，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汤腾汉深知国防建设是国家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环，没有国防就谈不到建设，他满怀激情，应邀参加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系的筹建工作，亲自指导开展药物分析研究。该系在短时间内便建立起光谱分析、仪器分析、非水滴定、纸层析等方法，应用于化学毒物和药物的分析测定，为轻工业部和卫生部门解决乙醚、铋化合物生产、砷剂检测等实际问题。1955年底，他参加军事医学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考察，回来后，即参加组建药理毒理研究所工作，并担任所长。他对所里的学科配置、人员培训、研究规划、规章制度等方面无一不亲自部署，并组织了第一代神经性毒剂中毒治疗复方的研制，指导了对国外军用毒剂、火箭推进剂、抗毒药物、复方制剂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主持“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课题并取得突出成绩，荣获首次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是中国军用毒剂化学检验研究的先驱。
　　汤腾汉一生重视学术刊物，把它当作培养专业人才的园地，倾注了很多心血。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受命主编《中国药学会会志》，三年中连续出版了三卷，收载专著、研究论文。“文化大革命”前十余年间，他曾不顾科研任务和领导工作的繁忙，应聘担任《药学学报》编委、主编。1958年，在他的倡导下，创办和主编了《药学文摘》（现名《国外医学药学分册》），为药学工作者掌握本专业国外学术动向，汲取新知识、新技术提供了方便。他作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特约编审，认真审定和评阅了一批药物化学专著和高等院校教材。由于他博学多才，诲人不倦，被学生和同行誉为“活字典”。
　　汤腾汉曾具有中国和印尼双重国籍。他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献身于祖国的药学教育和科研，促进民族制药工业，为军事医学科研工作呕心沥血，默默奉献，是一位令人崇敬的爱国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