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1902-1979），字肖鸿，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胶体与界面化学的主要奠基人，杰出的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献身科学和教育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对发展表面化学基础理论和培养化学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2年1月，傅鹰出生于北京。1919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22年赴美国留学深造，就读于密歇根大学研究院，从事硅胶自溶液中的吸附现象及液体对固体润湿热的研究。1928年，在密歇根（Michigan）大学研究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1929-1931年，曾任东北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1931-1934年，任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系教授。1934-1939年，任重庆大学教授。1939-1944年，任厦门大学教授、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1944-1945年，任重庆大学教授和重庆动力油脂厂实验室主任。1945-1950年，再度赴美国，任密歇根大学研究员，继续在密歇根大学开展界面吸附现象及溶液吸附热力学的研究。1950年8月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52-1954年，任北京石油学院教授。1954-197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并任室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2年4月，傅鹰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79年9月7日逝世于北京。
　　傅鹰执教化学讲坛整整半个世纪。为国家培养了几代化学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傅鹰执教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时，傅鹰给一年级学生讲过无机化学、分析化学，还为三年级学讲过物理化学课。傅先生学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初学之易懂易会，复学之回味无穷。一位30年代初在国立青岛大学受教于傅鹰的学生曾说过：“吾辈学生受傅先生春风雨露，得益匪浅。”当时，国立山东大学的名教授济济，化学系有汤腾汉、傅鹰、陈之霖教授等。这些教授，都很重视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联系解决问题能力。傅鹰教授常亲临实验室指导学生做课题实验。1933年下半年，傅鹰就指导勾福长进行活性炭制备和吸附作用的研究，脱色性好和吸附毒气最多的活性炭可用于制造防毒面具和制糖工业中的脱色剂。这项研究曾得到研究防毒面具人员的赞许和兵工总署的好评。
　　傅鹰教授虽离开了山东大学，但他一直关注着山东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傅鹰教授的早期研究生柳正辉、王果庭、陈宗淇、杨孔章、沈钟先后分配到山东大学。傅鹰教授曾对他的研究生说：“希望你们做工作母机，到各高等学校去任教，为了使你们在工作开始时，能继续相互帮助，打开局面，奠定基础，要相对集中分配。”这些学生没有辜负傅鹰教授的期望，他们在山东大学建立了胶体与界面化学研究室。得知1958年山东大学化学系建立了胶体化学教研室，傅鹰教授非常高兴。傅鹰教授参与了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我国“1963-1972年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吸收山东大学胶化教研室承担了十年规划的课题——活性炭的吸附。为了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山东大学建立了溶液吸附和气体吸附实验室，带动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如今，“胶体化学研究室”发展成为现在的“胶体与界面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我国胶体与界面化学基础与应用研究的重要基地，胶体化学在山东大学开花结果，代代相传。
　　1963年，山东大学邀请傅鹰教授来讲学。他为化学系师生作了有关胶化化学与工农业生产的学术报告。他特别指出：胶体与界面化学，渗透到工业、农业各个方面，有关广泛的应用，虽然以胶体命名的工业系统少见，但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无不涉及胶体与界面问题。他十分关心山东大学实验室的建设，参观了山大化学系的无机、分析、有机、物化及胶化实验室，仔细询问了物理化学和胶体化学的实验内容，边看、边问，看得认真，问得具体。他对陪同参观的人员说：“教学实验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提高质量，严格要求。这样，才能训练学生动手、观测、查阅、思维等各方面的能力，从而使学生提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训练。”傅鹰为山东大学化学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傅鹰把“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科学作为严肃的首要任务”。他是最早主张把高等学校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学者之一。早在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工作时，他就指导他的学生进行科学研究。他曾上书学校和教育部门的领导，申明胶体科学是利国利民的科学，建议在我国发展这一学科。1954年，在学校和教育部的支持下，傅鹰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亲任室主任。他认为，高等学校教师的神圣任务就是培养人才。他先抓教学，培养教学骨干。他招收研究生，亲自为青年教师上课，指导建设实验室。通过他们去培养大量本科生。
　　在教育上，傅鹰有其独特的严谨的教育理念。1955年9月，傅鹰教授在《化学通报》上，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与共鸣的《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是献给学校当局的。他就什么是研究、对待研究的态度和如何提倡研究发表了“供领导参考”的看法，恳请领导“本着言者无罪的精神，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傅鹰在其第二部曲中，指出“学校当局创造了有利条件之后，研究之能否顺利地展开，首先要看导师们对待研究的态度”。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全应当体会，时代已经变了。现时中国化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建立我们的化学，从前那一套应当铲除了。”傅鹰以师长的身份，把第三部曲献给下一代。他充满挚爱、信任和希望，深情地嘱咐他的学生：“你们应当认清你们的责任。我们的祖国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和我们的科学水平有极重要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化学水平，而提高化学水平的责任主要是在你们的肩上。现在我们将这些抱负和理想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允许你们使我们失望，因为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在做学问中，傅鹰教授博采众家之长，吸取前人经验，对自己编著的教材也进行不断补充，做到精益求精，最终出版《大学普通化学》和《化学热力学导论》等书。
　　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傅鹰提出先招收研究生，同北京大学苏联专家组长、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主任诺沃德拉诺夫教授一起，从53届化学系毕业生中一次就招收了13名研究生。他一方面继续在他擅长的表面化学领域，指导部分教师和研究生研究不同的吸附模型和热力学，深入探讨吸附质、吸附剂和溶剂复杂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开展国内尚属空白的许多胶体体系的研究，如高分子溶液的物理化学、缔合胶体的物理化学、分散体的流变学、乳状液与泡沫的稳定性、水面不溶物膜等。他始终以发展的思想治学，不断追踪科学发展的步伐，以先进、新颖的理论和科学事例来充实教学内容。在20世纪50年代，他讲授普通化学时，就为学生介绍晶体对称性、化学热力学原理、物质波动性、催化理论、势能曲线和共振论等内容，这在当时国内外都是很罕见的。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傅鹰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在实验和习题上都丝毫不得马虎。傅鹰教授还很注重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学风，傅鹰针对长期存在于化学界某些人身上的轻实验重理论的风气，特别强调实验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辩证地对待科学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关系，认为“任何人全承认理论是必要的，倘若这种理论是从实验的结果出发，有预示的作用，有指导的作用，使我们对于现象了解得更深入一步。没有理论，实验就可能变成盲动，劳而无功，进步迟缓，或根本不能进步。但是无论如何，理论即使是最好的理论也不能代替实验。而我们的学生中有很可观的一部分正犯了以理论代实验的错误。我们有责任来纠正这种错误”。为此，在课堂上经常用翔实的实验数据来论证理论产生的实验基础、精确程度以及适用范围；课后，他还亲自到实验室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和严格认真地指导学生上实验课，仔细观察和分析每一个实验现象。因此，无论在教材中，还是在课堂上，他经常用翔实的实验数据来论证科学理论，使学生深刻理解科学理论必须基于可靠的实验数据。
　　傅鹰一贯强调协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化学家太少而任务又如此之多，所以合作是很重要的。”在校内，他提倡开展系内、系间的合作研究；在校外，他热情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兼任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密切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联系。在讨论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时，他再次强调：高校教师必须搞科研，这是提高师资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不做研究，就只能教学生达到似懂而不可能达到真懂的地步。傅鹰教授的这些可贵的教育理念，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乃至全国的教育中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傅鹰是我国少数有突出贡献的物理化学家之一，尤其在胶体和表面化学的研究上有着很深的造诣，是我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是我国化学教育的一代宗师。傅鹰在国内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果。傅鹰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吴宪合作，研究了鸡蛋清蛋白溶液的表面化学性质。在1930年他们共同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等电点时的表面张力最低。这在国际上是蛋白质界面化学方面最早的论文之一。1957年，他为了探索化学在生命科学中的作用，和植物学家汤佩松合作，开展了生命起源课题的研究。用火花放电法首次由简单的无机物H2S合成了含硫氨基酸，证实了他们提出的“在地球原始状态下的还原气体中，作为蛋白质和酶或辅酶中一个重要成分的含硫氨基酸，可以不借助任何生物的参与，由火花放电的辐射能直接产生”的看法。这是从化学角度研究生命起源的先驱工作之一。
　　早在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傅鹰师从巴特尔教授，主攻表面现象和吸附作用，旁及多种胶体体系。他潜心研究，取得了系统而有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傅鹰1929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曾对著名的“特劳贝(Traube）规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傅鹰用硅胶从溶液中的吸附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吸附量随溶质的碳链增加而减少。在巴特尔的指导下，傅鹰还进行了液体对固体润湿热的研究，并首次测定了四种不同的二元液体混合物对固体的润湿热。在1929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指出：润湿热是总表面能变化而不是自由表面能变化的量度，度量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应是粘附张力。且他以充分的实验数据断定，不能完全依靠润湿热的大小作为判断固体对液体吸附程度的指标，并于1929年首创了利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热化学方法。在当时这是一项首创性的研究成果，比著名的BET气体吸附法要早八年。
　　1944～1950年，傅鹰第二次赴美期间，以他所擅长的热力学为工具，继续开展吸附作用的研究。他发现了溶液中多分子层吸附现象，将著名的BET多层吸附公式，由气相中的吸附合理地推广到应用于溶液中的吸附，并提出了计算活度系数的方法。其研究成果仍居于当时国际同类研究的前列，都被写入了各国的胶体和表面化学专著之中。
　　傅鹰襟怀坦荡，为人刚正不阿。1957年，他曾坦率地对党在知识分子和科学教育工作中某些“左”的政策、对一些基层党组织和个别党员的错误作法提出过尖锐、中肯的批评，对此毛主席曾给予充分的肯定。1962年3月，傅鹰应邀出席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他又对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偏差等陈述了肺腑之言，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关切，紧接着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因为傅鹰的磊落耿介，他曾被毛泽东“钦点”过两次。也正因为这两次“钦点”，他在“反右”斗争中竟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按照龚育之的说法，“反右”中，“傅鹰因为有过毛的这番话，定，不但先生没得幸免于这一场灾难”。而据北大化学系的教师回忆，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傅鹰给予充分肯有被错划为右派，北大的教授们也都因此而幸免”。
　　2002年，傅鹰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致函北大：“傅鹰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拥护党的领导，以主人翁的态度向党进言献策，是党的真挚诤友。他刚正不阿，在逆境中仍坚持真理，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傅鹰先生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