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立青岛大学诞生到国立山东大学因战争之故而迁出青岛这一段历史时期（三十年代），闻一多、梁实秋、老舍等一批文人大家在青岛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教授、研究与创作活动，他们赋予了这座近代开埠以来素无多少文化根基的城市以博大和深邃。   

 闻一多：给城市注入诗意

　　诗人、学者、斗士是三种身份，在闻一多身上结合成一个人。1930年，应杨振声之聘，闻一多来到青岛，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期间，破格录取臧克家入读，显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识。1932年，他从青岛转赴清华大学任教。两年之间，他以浪漫诗人和古典文学史学者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为青岛注入了诗意。
　　在青岛，他留下的唯一诗作是《奇迹》，1931年写成。这是一部带有文学与自我共同觉醒价值的作品，有一种神光内敛的唯美格调。当时他已经很久不写诗了，所以徐志摩说“闻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出了‘奇迹’”。
　　在青岛的闻一多，虽然依旧是新月派主将，但已开始告别唯美的耽溺，在领受唯美奇迹的同时告别了唯美时代。格律是“戴着脚镣跳舞”，他卸下了脚镣，乃至放弃了舞蹈，转而沉潜于古典文学研究，探索着《诗经》、《楚辞》和唐诗的奥秘。
　　“沉潜”是青岛时期闻一多的主要精神特征，他实现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转换。

梁实秋：重启莎学东方之门

 　　梁实秋是和闻一多一起来青岛的，不过离开得较晚，多待了两年。
　　他是跨青大与山大两个时期的人物，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他与闻一多及其助手陈梦家、沈从文、女诗人方令孺、孙大雨等同为新月派人物，使青岛一时演为新月派的桥头堡，处于各种文学与历史目光的交汇点上。也正因此，鲁迅戏言青岛是“梁实秋教授传道的圣境”。可推演的时空中，新月派青岛也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这时的新月派是一种余辉状态，长日将近之际的缅想隐现于海平面上。
　　不过，梁实秋的青岛功行主要并不体现在新月一维，人们更多感念的是另一件事：1930年，应胡适之约，在鱼山路33号寓所着手传译莎士比亚，重启莎学的东方之门。在性情上，他与青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吻合，淡远而优雅。这也是1932年闻一多告别，而他不忍离去的一个原因。他看重青岛的“君子国”品质，谓此“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地方是天下无二的理想安居之所，如是说：“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忆青岛》）
　　晚年，他让女儿专程来青岛寻访旧迹，特意取回了一瓶青岛海沙，念念不忘青岛和青岛的故人们。当年，大学教授们善饮酒，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托古为名，号称“酒中八仙”，演绎出一段意气风发的旖旎往事。其中，他与杨振声、闻一多、赵太侔和女诗人方令儒是这圈子的铁杆成员，另外三位游弋其中，大致不出以下人物：外文系教授赵少侯、理学院院长黄际遇、会计主任刘本钊、秘书长陈季超和校医邓仲纯，首任教务长张道藩起初也是这圈子中的一员。关于此事，梁实秋有述：
　　……于是呼朋聚欢，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忆青岛》）   

赵少侯：以翻译家身份出现

　　1930年8月国立青岛大学甫一诞生，赵少侯即来校任教，直到1937年春，是几乎贯穿战前大学全程的一个人物。七年之间，他习惯了青岛的生活，如果不是1937年春天的校园风波，也舍不得离开青岛。他有很深的法语造诣，所开设的法文课很受欢迎，包括老舍也忍不住要跟着学，而且还要按时交作业。
　　在青岛，赵少侯开启了他的跨语言传译之路，开始以一名翻译家的身份出现。他的第一批译作有《迷眼的沙子》、《山大王》和《恨世者》等，后来逐渐将《羊脂球》、《项链》、《伪君子》、《海的沉默》以及《最后一课》等著名法语文学作品译成了中文。
　　他在青岛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小说方面，1936年与老舍合著书信体长篇小说《天书代存》，然未完即辍；再者，就是1935年夏作为《避暑录话》十二同仁之一而进行的散文写作，有《无题》、《旧都避暑记》、《傻瓜》等刊出。由此，我们也看到了文人雅集的一幕，臧克家回忆道：
　　青岛有个颇有点名望的餐馆，名叫“厚德福”，据说梁实秋先生就是它的股东之一，我们在这儿聚过餐。文友中，赵少侯先生酒量最大，家中酒罐子一个又一个。老舍先生也能喝几杯，他酒量不大，但划起拳来却感情充沛，声如洪钟。
　　这是岛上文人生活的一个片段，说的正是1935年夏季共创《避暑录话》的光景，他们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讨论文稿。在文人宴饮中，那特殊年月的“避暑”真言诞生了。   

沈从文：“小说是在青岛酝酿的”

　　青岛对于沈从文来说意义非凡，特别是在构建文学精神和稳定心理世界方面，他完成了一个自我救赎与自我超越的过程。
　　他是1931年抵达的，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做讲师。此前，他在上海过得很郁闷，到了青岛也面临着精神孤独，不过致其一度堕入痛苦深渊的并非地域因素，而是好友胡也频和徐志摩的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几乎被打垮了，日日独坐海岸，沉思着“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幸有自然之赐，纯净的山海灵光有救赎和洗礼的作用，引导他走出了精神危机，生活与创作都进入了一个理想时期。
　　两年间，他陆续写出了几十篇作品，其中包括三篇传记：《记胡也频》、《记丁玲女士》和《从文自传》。小说方面，尤以《八骏图》为代表，写的是八位教授的故事，基本情节就出自他所居住的福山路3号教授宿舍，表现了道德形象与世俗情欲的冲突，意在揭露虚伪而返归真实，其中难免要暴露一些隐私的，这可惹怒了一些人。另外，有《月下小景》、《都市一妇人》、《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小说问世。他的代表作《边城》写的是湘西的故事，风俗纯正，一部诗性小说充满着对人性本真的赞美。
　　言及作品与青岛的关系，他说，小说是在青岛酝酿的，翠翠这一形象的原型与崂山北九水遇见的一位清纯少女有关，其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所记 “崂山前小女孩恰如一个翠翠”是同一个意思。
　　沈从文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苏州姑娘张兆和走到了一起。那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表白成为流传一时的爱情口禅。
　　这是青岛记忆中的一段欢乐颂。   

 陈梦家：梦幻在青岛起航

　　陈梦家是以一位诗意助教的身份出现在大学校园中的。
　　1932年3月，自中央大学毕业后，他追随恩师闻一多来青大任助教。
　　作为新月的后起之秀，如所言“我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孩子”，宗教家庭背景给他带来了影响，他怀着圣徒般的虔诚热情投入到了创作之中，在青岛陆续写出了《在蕴藻滨的战场上》、《一个兵的墓铭》、《老人》、《哀息》、《海》、《小诗》等作品，基本摆脱了格律的窠臼。虽然青岛岁月很短暂，然意义深远，他从迷惘走向了坚定，不仅个人诗风发生了积极转变，也给新月派带来了崭新语言，在新月派运动的余音中唤起了一种可回转的青春状态。
　　他的学术生涯也是从青岛开始的，后渐成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大家。在青岛，他还翻译并解读了所罗门王所作的《歌中之歌》（即《圣经•雅歌》），为之深深陶醉。早晨，听见不远处福音堂的钟声，会想起童年父亲给他讲耶稣的时光，因为“我是一个受洗的孩子。”1932年7月告别青岛之后，对这一段诗意的岁月，他作出了追述：
　　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我与古卷上的贤明诗人／在孤灯下听他们的诗歌：像我／所在的青岛一样，有时间长风／怒涛在山谷间奔腾，那是热情；／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它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往日》）

洪深：与青岛结缘甚早

　　洪深是中国现代戏剧上的一位路标式的人物，在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转型过程中具有筚路蓝缕之功，“话剧”一名即肇创于他。同时，他也是中国电影的开山者之一，在早期电影创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洪深与青岛结缘甚早，深刻性在于其家族直接经历了青岛历史的复杂变故。1913年，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案而举家避来青岛，初居中山路，后在崂山南九水筑庐卜居，别墅名观川台。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观川台也随之沦入敌手，洪家被迫返回市内居住。
　　告别八年之后，洪深重返青岛，1934年加盟山东大学，出任外文系主任。由于他的到来，山大的戏剧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指导学生排演了英国戏剧家台维斯的三幕喜剧《寄生草》，全市公演获得成功。同时，他还参加了设于三江会馆的票友组织——和声社的活动。
　　1934年，感愤祖产被日人霸占之事，他写出《我的失地》。转年，又以此为本，写出了《劫后桃花》，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正规的电影文学剧本，表现的是晚清遗老在青岛的家族生活与历史畸变，内中隐含着自己的家族记忆。
　　1935年，由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投拍的同名电影在青岛拍摄，青岛湾、汇泉湾、海滨公园、八大关、太平角、沙子口、火车站、总督府旧址等多处景观被摄入了镜头，内景主要取自汇泉路上的玛丽达尼•列夫斯基别墅。当时洪深本人就在青岛，亲临现场指导。这次拍摄活动，拉开了青岛为电影拍摄胜地的序幕。
　　1942年，根据老舍作品《二马》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太平角一路上的英国总领事署别墅拍摄内景。
　　洪深故居位于福山路1号，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建筑造型和装饰上带有某些新艺术色彩，是青岛的文化名人故居之中景观价值很突出的一座。   

老舍：书写“黄金时代”

　　文学史素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指的是六位取得了最高文学成就的现代文学巨匠。其中，除老舍之外，其他诸位与青岛未发生实质性的直接联系。鲁迅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多次提及青岛，1934年10月9日夜复萧军信，寄荒岛书店转，行迹上曾船行过境，并未上岸。巴金曾在1932年9月短暂逗留青岛一周，住沈从文寓所，在其小说《砂丁》序言中提到过这次游历。其他诸位均未在三十年代青岛的人文记忆中出现过，郭沫若和曹禺曾于五十年代在八大关休养过，茅盾笔下偶尔提及青岛。
　　1934年9月到1937年8月，在青岛的三年是老舍的黄金时代，其中前两年在山大任教，最后一年辞职为职业写家。其文学创作活动蔚然大观，就体裁之多样、主题之深刻与品质之纯粹而言都是空前绝后的。戏剧之外，几乎他的所有体裁的代表作均出自青岛，长篇小说有《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有《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有《樱海集》和《蛤藻集》，文学创作经验有《老牛破车》，旧体诗有《诗三律》，新体诗有《礼物》，散文有《五月的青岛》和《想北平》。由于《骆驼祥子》的诞生，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重大突破，真正实现了对城市贫民主的真正关注和博大同情。
　　作为老舍黄金时代的家，作为《骆驼祥子》的诞生地，黄县路12号小楼伴随着这一切。这是以现代文学史为景深的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场所，今已辟为骆驼祥子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以现代文学名著命名的博物馆。

 台静农：青岛燃灯岁月

　　台静农曾被称为“中国新文学的燃灯者”之一，以其厚重、质朴的乡土文学显名，深得鲁迅赏识，言其“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1936年秋，他来到山东大学文学院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住黄县路与恒山路路口一幢小楼（今黄县路19号），开始了青岛燃灯岁月。
　　台静农还是一名书法家和金石学家，对青岛及周边地区的相关遗产自然也会有敏感关注，通过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了解到被誉为“隶楷极则”的天柱山郑文公碑，遂趋身远游，考察了那里的摩崖石刻，品怀北朝书风，心神超逸有所得，后来还发表了《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论文。
　　年仅三十四岁的台静农，一袭长衫，颇有些古雅风度。他与当时已辞去山大教席的老舍一见如故，常相聚饮，那沉郁中的洒脱劲令人感动，觥筹交错之际，老舍会乘兴来上一段二簧清唱，一旁的台静农则闭目击节，已然忘忧了。几年后，他写下了《我与老舍与酒》一文，感念良多。
　　1947年秋，台静农身在台湾，某日忽然得到友人带来的问候：两瓶苦老酒（即墨老酒）。饮之，恍若隔世，为一种魂牵梦绕的真滋味出神，唤醒了“对于青岛的怀想”：
　　 ……我仅能藉此怀想昔年在青岛作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气昏然，照着各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谈酒》）
　　印象派画家不曾这样勾勒一幅海上酒家图，色彩氤氲，心神浩大。想当年，与老舍、颜实甫和叶石荪等友人宴饮于岛上，多少豪气尽在其中。那是学者们所共有的一段惬意时光。

王统照：本埠文学的拓荒者

　　在前述多位客居青岛的学者眼中，王统照就是青岛人，他也常尽地主之谊，在观海二路寓所热情款待老舍等友人，契阔谈宴，给出三十年代风雨中的一幕温馨图景。
　　自1927年举家迁来青岛以后，他的寓所观海楼就成为青岛新文学力量的聚集之处，也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为青岛开辟新文学道路的拓荒者。1929年，他主导创办了岛上最早的文学期刊《青潮》，1933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山雨》。三十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年轻作家如臧克家、吴伯萧、王亚平、杜宇、孟超等人均深得其惠。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1年初，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郭绍虞等12人发起成立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的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在三十年代，虽说尚未加盟山大，但他与前述大部分学者相识相知，是贯通校园内外的一个关键人物，实质性参与了青岛现代文化平台的建设。1946年2月，山大在青岛复校，他应聘出任中文系主任。
　　1934年3月29日，王统照写下《青岛素描》一文，对居住地的历史、建筑与风光做了一番刻画，并以“东方花园”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