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山东大学副校长、全国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冯沅君先生是学林仰重的中国文学史专家，一级教授，又是名垂史册的中国新女性作家，曾蜚声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文坛。
　　冯沅君，原名淑兰，1900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小时候随着两个哥哥读过两年私塾，兄长们进入学堂后，她就失去了上学机会，只能靠大人们的指点读点诗文。
　　据冯友兰先生的回忆，说他妹妹从小就有两大特点。一，绝顶聪明。“1916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回家过暑假，沅君跟着我开始读书。那时候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师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学生，文风是学魏晋。我就在这一方面选些文章，叫她抄读。她真是绝顶聪明，只用了一个暑假，不但能读懂那些文章，而且还能摹拟那些文章，写出作品。”二，性格倔强。“有一天，沅君写大字，不知道先生说了句什么批评的话，沅君生了气，第二天就不去上学。母亲生气地说，不上学，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子里。她宁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学。母亲劝说解释，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先生也出来接她，她无论如何也不进门。”（《沅君幼年轶事》，《文史哲》1985年6期）
　　毕竟是亲兄妹，冯沅君嗣后的生活，证明了哥哥的观察和判断相当正确。
　　1917年，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立，冯沅君得到消息坚决要去报考，终于说服了母亲，去北京应考，秉性聪慧的她竟榜上有名。
　　女高师是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府，聚集着一批优秀教师。李大钊、胡适之、顾震福、陈钟凡、胡小石、陈衡哲、周作人、吴贻芳等，其中有专任有兼职，鲁迅、陈独秀等也到校作过讲演。他们或思想先进，高屋建瓴，或知识渊博，学有所长。名师出高徒，在先生的教诲和诱导下，冯沅君在女高师的刊物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不少诗词和论文。
　　1922年，冯沅君从女高师毕业，成绩优异，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上了该所的第一名女研究生。
　　1925年，冯沅君从北大研究生院毕业后，去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师生涯。
　　1924年春，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接连发表了淦女士的一组反对封建家长、旧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歌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四个短篇虽独立成篇，但犹如当今的电视系列剧，有着相同的主题：抵抗家长的包办婚姻，争取自由的爱情婚姻；相似的女主人内心解不开的情结——母爱和情人爱的无法调和。
　　这组异军突起的新小说刊出后，以其鲜明的反封建立场，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和热烈向往，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书写这组反映时代青年“公意”，喊出时代青年“呼声”的作者淦女士，就是正在读研究生的冯沅君（当时叫冯淑兰）。
　　1926年，四个短篇结集后取名《卷施》，编入鲁迅先生编辑的《乌合丛书》之六，由北新书局出版。1935年鲁迅先生把其中的《旅行》和《慈母》编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前言中作了很高的评价：
　　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的精粹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地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绝然两样的。
　　此后，冯沅君又把在《语丝》、《莽原》上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结集成《劫灰》；《春痕》是部书信体小说。
　　冯沅君写作的时间极其短暂，作品数量也不多，只有十几万字，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翻阅大陆、台湾、香港出版的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作家作品，都有对淦女士的介绍和对她作品的肯定性评论。
　　台湾文学史家陈敬之在他的《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中，用了整章论述淦女士和她的作品，他是这样说的：
　　她的小说所以受到青年读者的重视，是因为她有着比同时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胆量。敢于挣脱一切旧礼教的束缚，也敢于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目，赤裸裸的把女性的心理和隐秘，于小说中为之和盘托出。
　　他又指出淦女士作品之可贵处则在“历久弥新”。
　　虽然在“量”上并不算多，可是在“质”上却由于其别有风格，则虽然流传至于今日，犹能使作者体认到它的可读性和可信性。即以之与“五四”时代的其他女作家的任何伤口相较，亦没有什么逊色。这正是她的小说创作不同凡响处。（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
　　人过留了名，冯沅君单就小说创作这个领域看，也已名声显赫，活得辉煌了。然而，她是个文学史专家，写小说只是兴之所至的客串。
　　冯沅君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成就在古剧研究方面。《古优解》、《古剧说汇》是她的卓越的研究成果。
　　《古优解》是研究古优的。从狭义的角度看，似乎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是古代社会中“优”这类人的地位、职能、特点，本属于社会学的命题，然而，古优实与后世的戏曲有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说及古优乃戏曲的远源，但语焉不详。冯沅君借助她在留法期间获得的有关西方古代社会与中国古优同类的fou的材料，运用中西比照的方法，得出了“古优”是一种供君王贵人娱乐的奴隶的结论，并进而提示出古优与后世优伶的渊源关系。从而使王国维提出的论断提到了具体的论证，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些现象和疑问，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由此可见，《古优解》是一部古代社会学和戏曲史学的经典性的学术著作。
　　《古剧说汇》收入了冯沅君1936年到1945年10年间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考证文章。《古剧四考》和《古剧四考跋》，包括《勾栏考》、《路歧考》《才人考》和《做场考》，分别考证出了宋元时期的剧场、演员、剧作家及其社团和演出等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其中还对元杂剧的重要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钟嗣成等人的生卒年代作了新的考定。《说赚词》及的《说赚词跋》、《〈天宝遗事〉辑本题记》及其跋文，《金院本补说》及其跋文，分别考证了与元杂剧有直接关系的赚词、诸宫调、金元本的曲词、体制及其演变，以及作品、演唱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是就当时新发现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书，考证了元杂剧上演的各种角色的“穿关”（戏剧服饰）、“题目正名”的功用，以及元杂剧曲调的“联套”（即组合）的程式。这几组文章对所研讨的戏剧现象和问题，大都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诠释、说明，对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里已做出的和未做出的考证，做了详尽的补证和新证，丰富了对宋金元明戏曲及其演变的认识，对研究中国戏曲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沅君学术成就的另一方面是和陆侃如携手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他们联袂合作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诗史》。《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文学专史的力作。这部诗史以史为序，着重论述诗体的兴替和评论风格不同的重要诗人，展示出中国诗歌发展的面貌。根据两人的分工，冯沅君撰写了宋元明清诗史。这一部分，此前尚没有人作过研究，特别是第四编《散曲及其他》更是一片处女地，编篡具有拓荒的意义。冯沅君将当时尚不登大雅之堂的元明散曲及清代俗曲，当作中国诗歌的主流，而不论述元明清三代诗词，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以前不为学者重视的散曲、俗曲编入到了诗史中来，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1956年，经两位先生修改校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诗史》修订本。被评论界称为第一部有系统的诗歌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仍然被学术界所看重。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中国诗史》，1996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印制了精装本，199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作为20世纪经典学术史之一出版。
　　冯沅君陆侃如在五十年代中期，依据他们三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进行了较大辐度的修订，编著成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该书对中国文学的历史作出了新的分期，每期前面有“历史背景”和“文学概况”的综述，然后逐次分体评论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注意揭示前后的传承和差异基本上展示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这部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原则和所建构的框架，以及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体现了当时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水平的高度，因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后来新出的文学史著作，论述虽有所加详加深，但编纂的原则、模式，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1957年，两位先生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撰写了更为简约的《中国文学简史》，不仅在国内出版，还翻译成了英文和罗马尼亚文，把中国文学史介绍到了国外。
　　60年代，冯沅君受高教部的委托，和北京大学林庚先生合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主编的上编，196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沅君主编的下编因“文革”而搁浅，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时冯先生已逝世了五年。该书是学习中国诗歌的良师益友，被许多大学中文系选作教本，一直供不应求，至今已十多次印刷。该书获得了国家教委统编教材一等奖，是冯沅君先生赠送给后学的最后一份厚礼。
　　冯沅君先生从事大学教学工作半个世纪，步入新中国后的二十五年，一直在山东大学任教。她倾力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编写了多部有影响的教材，培养了数不清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全国知名学者教授。冯先生在中国教育事业上功勋卓著，名重学林，永远令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