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廷冲（1917-1996），浙江省富阳县人，我国生化药理学的奠基人，著名生化药理学与毒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总后勤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生物膜和膜工程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生物大分子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国家酶工程开放实验室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药理学会生化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化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周廷冲教授1917年生于浙江省富阳县。1941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学系。先就业于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室，在中国药理学奠基人之一、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张昌绍教授指导下从事中药药理的研究。1945年赴英国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在J.H.Bum和OE.Bulbring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传出神经系统药的研究，1947年获药理学博士学位，并证实了5%CO2的混合气体能催化离子性药物透过标本的生物膜和不同刺激频率对箭毒的作用产生相应不同的影响。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酶化学实验室，在诺贝尔奖获得者J.B.Sumner教授指导下进行博士后酶学研究。1949年到波士顿麻省医院生物化学实验室，在诺贝尔奖获得者F.A.Lipman教授指导下进行酶杂交各种乙酰化反应的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被Lipman称赞谓：“您曾帮助我辨析中间代谢的迷津”。1950年回国，先到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任教研室主任兼华东生理研究所副所长，建立了药理学教研室和一系列教学体制。1953年调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始开展抗疟学、芥子气的预防和治疗等项研究。共发表论文127篇，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参编学术著作10余部。60年代后，他主持有机磷毒物生化机理研究，其中有七个项目处于同期国际领先地位。他主持研究的“梭曼和乙酰胆碱酯酶作用的生化机理”，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并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1996年10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周廷冲教授在山东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我们留下了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专业知识财富和科学技术财富，为我们奠定了做人和发展科学专业的基础，现将我们的亲身感受和对他的认识简述如下：

　　我在周教授到来不久（1950年）即进入药理学教研室，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从来没有想过从事药理学，只想毕业后做一位合格的医生。正在医院实习的我，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与李观海同学到药理学教研室报到。按学校军队管理养成的习惯：通知就是命令，立刻执行。所以，没有多考虑，更没有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就同李观海直奔药理学教研室。我们事先没见过周教授，更不认识周教授，“报告”容许进门后，只见一位学者风度长者端坐在椅子上正在看资料，猜想这就是教研室主任周廷冲教授。待我们说明来意后，就开始了“考试”。
　　他首先转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有机化学，让我们每人读一段讲给他听。我虽然在中学时期和大学开始一段学过英文，可是后来改学俄文，英文已经忘的差不多了，再者，那时学的并非专业英语，对专业词汇所知甚少，只好勉强读讲了一段。对此，周教授未说什么，第一题总算过关。然后他又在墙壁的小黑板上写了个“水”字，让我们讲一讲对“水”有何见解。这题使我们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水的意思非常宽广，究竟应该从何谈起呢？无奈，学医的我只好从医学的角度，谈水对人体生理学、生物化学以及临床治疗的需要和意义。谈完后只见他摇摇头，未表明应该谈什么，而我又不便反问。此题曾经长期闷在我心中，直到后来听他的几次学术报告，经常提到“H3O”，估计他要我谈的是“重水”。
　　最后又摆出第三个问题：“你们对药理学有无兴趣？”这题目同样使我难以回答，说实话当时我对药理学谈不上什么兴趣，又不好直讲。只好委婉地说：“我的药理学学的不够好，对其认识不深，现在还不好谈兴趣二字，将来干一时期后，可能会有兴趣”。未料，我的话音刚落，他接着就不耐烦地表态：“对药理没有兴趣，我保你们还回临床”！就这样一场考试结束了。可是我们没有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只好立刻向领导汇报。估计领导对我们的选派是经过认真考虑研究而提出的，可能周教授对我们的情况不太了解，大概是领导向周教授说明了情况，我们才又得到通知，第二次报到进入药理教研室的殿堂。
　　通过这次与周教授的接触，尽管是曲折的，却有几个印象深深地存入我的脑海：①周教授对人才的选用极其认真负责；②注重培养对该专业有兴趣的人，这样的人才对该学科有浓厚的事业心；③希望被培养的人有较好的外语和业务基础；④希望被培养的人能及时吸取和运用新的科学知识。回想起来，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能够有机会跟随周教授，做他的助手，在这样的导师指导下工作和成长，是幸运和难得的机会，真是三生有幸。
　　进教研室后，他对我们的要求同样非常严格。马上就给我一本Clark原版药理学。当时这是一本内容很新颖的药理专业书，周教授要我认真阅读，作好笔记，而且对我的笔记仔细地修改，并认真听取我的汇报，然后要求我向教研室全体同志作读书汇报。
　　我和李观海同学进室后，在提高理论的同时，周教授很注意培养我们的实验技术和操作的基本功，从洗涮仪器开始到实验结果的书写整理，每一个环节都不轻易放过。就如玻璃仪器的洗刷，完毕后悬挂在木架上晾干时，他常常把滴下来的水滴放到舌尖上尝尝味道，以检查冲洗是否彻底。配试剂离不开吸量管，对吸量管的运用正确与否，关系到试剂的质量。当我们应用吸量管时，他常常是两眼直盯着我们如何操作，此时我们心情紧张，往往是手指颤动。后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深深地体会到，实验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需做到一丝不苟，要仔细再仔细，准确再准确，否则，实验缺乏可靠性，难以得出准确的实验结果，对出现的问题不易查找原因。所以，“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是科学工作者的起码条件，周教授是难得的严师。
　　周教授的这种要求，对我是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这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可以和应该接受的，因为这是直率和诚恳的鞭策和督促。可是这对年龄较大甚至与他年龄相近的、那些从旧社会机关转过来的人员来说，在情感上常常有些吃不消。但是，事后他们还是心悦诚服。
　　周教授不但对工作和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在生活上也很简朴，时刻要我们注意节约。那时，一方面国家初建，急需物资和资金；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支援前方，这在他身上和家庭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身体和营养时刻挂在心上，知道我们的待遇是“供给制或包干制”，经济比较紧迫，再加实验工作不分假期和昼夜进行，体力消耗较大，所以每逢实验完成后有可以食用的动物，如鸽子、家兔和狗等，鼓励我们不要抛掉，要想办法烹调食用，他还经常带回家去为我们烹调加工。当工作告一段落，或者是节假日，他又鼓励我们一定要休息好，尽情地玩。每逢节日常组织联欢晚会，黄教授带领微生物教研室的同志们，与我们联合举行，并把家中好玩的如橡皮圈、扑克牌、留声机等一起搬来，与大家共同享乐。

　　黄翠芬教授曾经以“直腰做人梯，弯腰做人桥，甘当铺路石子的伯乐精神”，扶持和帮助年轻人申报和承担国家“863”科研计划，鼓励和希望年轻人超过自己。曾经在1994年荣获军事医学科学院首届“伯乐奖”，1996年又获全军优秀科技人才建设“伯乐奖”。周廷冲教授在尽快尽多地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同样不遗余力。他在山东的年代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拘一格地培养本专业所需要的人才。除了培养本教研室的人员外，还受国家、部队及地方的委托，办过多次高级及中级药理学师资班，结业后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祖国建设中的专业骨干或专家。同时接受来自西安医学院、云南医学院、沈阳药学院、山西医学院、江西医学院、青岛医学院、湖南医学院、济南军区卫生学校、平原省卫校、初建时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各地院校或科研单位派来的年龄大小不一、程度高低不齐、时间长短不同的进修生。他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和要求。沈阳医学院还曾派来一位教授学习周教授的生化药理学技术。周教授对这些师资班学员和进修生，都象对待本室的成员一样严格要求，结合实践提高理论和技术水平，并要他们象在自己单位一样的当家作主，认真负责。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工作及活动中常分不出哪些人是本单位工作人员，哪些人是学员或进修生。
　　这些人的到来，是国家领导机关的信任和委托，可以说都是慕周教授之名而来，甚至周教授离开山东后，这种现象仍然持续了很多年，这不能不说是周教授给我们打下了深厚基础。至今这些人仍然关心着山东大学医学院，怀念着周廷冲教授，留恋着那段美好的时光。

　　巴甫洛夫是“条件反射”学说的创始人，他对大脑的功能和人的精神活动作了精辟地联系和阐述。在50年代初我国对此进行广泛地宣传和学习的时候，周教授一马当先，带头宣讲。后来对“组织疗法”、“睡眠疗法”、“封闭疗法”等也带领我们进行了探讨。并将辅酶A的研究方法和知识运用于这些方面。当时朝鲜战场上伤病员的救治急需血浆，他就发动大家研究代用品。在时间紧张和条件欠缺的情况下，仍然开动脑筋，结合实际带领我们作科研工作，并发表了如下论文和著作：（一）论文①phorylase of the Jack Bean：Its purification,Estimation and Properties.Archives Biochemistry,1950；26：1；②The Acetylation of coenzyme A Dependent,Acetyl Transfer Systems,Federation Proceedings,1950:9:160;③介绍酵素学，科学通报，1950：1（6）；④Separation of Acetyl Transfer Enzume in Pigeon Liver Extract.J Biol Chem,1952;196:89;⑤The Acetylation of D-Glucosamine by Pigeon Liver Extracts.J Biol Chem,1952;196:105;⑥辅酶A与组织疗法关系的研究，全国组织疗法座谈会会刊，1951：78—85；⑦大脑内Ach的测定，华东生理研究所汇刊；1952；⑧细胞学理学和酶化学的关系、中华新医学报，1952；2⑥：447—458（二）著作①主编：《医士药理学》，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②主编：《醋酸的代谢问题》，华东医务生活社，1952；③主编：《中级药理学及处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2；④参与主编：《药理学》中的第35章《酶与维生素及激素的关系》，北京药学会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51。除此之外，常常举行学术讲座，介绍世界有关科学知识的最新发展。
　　自从周教授离开山东后，药理学教研室在科学研究方面长期停滞不前，一来是设备和手段落后，二来是缺少有力的领导，无主攻方向和课题，“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乱碰一通，形不成系列，难以深入。80年代初，周教授曾有机会回教研室，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分析了我们的情况。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现代实验设备和手段在科学研究中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科研思路，在正确的科研思路的指引下，采用现代科研手段才能相得益彰。没有正确的科研思路，即便占有高精尖的仪器，也决不会有卓越的成果。历史证明，有些重大的发明是用常规手段或简单的仪器获得的。例如巴甫洛夫常用的方法是唾液计滴；Lipmann和Suthefiand 获得成功时的实验方法，也不是什么尖端的仪器，而他们的设想和见解却都是第一流的。”一席肺腑之言，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开导和帮助，使我们茅塞顿开。改变了我们等待和依赖条件改善的思想，在争取更新设备及手段的同时，首先从现实出发，发挥现有的设备和手段。并根据国内外的本专业发展情况与本单位的原有基础、特点和可能，确定主攻方向。后来教研室以“抗动脉粥样硬化药”为研究中心，创建调血脂、抗血小板、血流动力学、抗血凝合溶血栓、脑血管、药动学和抗炎免疫等实验室，就是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形成的。这些实验室各有侧重和特色，又相互配合、目标集中，所以，做出了一些成绩，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心血管药理学方面占有一席地位。
　　总之，无论周教授在山东期间或离开以后，都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周廷冲教授是一位赤诚报国的爱国主义者，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艰苦创业的顽强毅力，勇攀科学高峰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崇高品德，诚挚热情的工作作风，献身科学的高贵品质，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山东医学界和药理学界的骄傲，药理学教研室为曾有这样一位主任而幸运，我因有这样一位尊敬的恩师而自豪。我们一定要沿着周教授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