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1904-2005）江苏无锡人。著名经济学家。30年代曾参与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农村》月刊。1946年曾在临沂山东大学讲授《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1949年以后，历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经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体改委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
　　八十年代初，有一部经济理论著作曾一度成为畅销书，短短一年时间竟十二次重印，印数高达265万册，并先后被译为英、法、日、西班牙等各国文字出版，这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为什么一部学术性著作会引起读者如此强烈的兴趣呢？一位外国记者说，因为“它是一个反映和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蓝本”，而对本书的作者，国外的媒体评价是，他“不是关在象牙塔内的学者而是参与制定实际经济政策的行动派”。
　　的确，薛暮桥不仅是一位注重实际的理论家，同时又是能够对我国经济建设提出有价值意见的少数理论家之一。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长期以来为我党的经济决策、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撰写了大量文章、著作。薛暮桥晚年曾说：“回顾我开始从事经济研究的岁月，我始终是直接、间接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之下，怀着坚定明确的政治目标，作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战士而工作和斗争。”“我一没有进过国内外什么名牌学府深造，二不是埋头书斋、闭门读书写作，而是专注于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最紧迫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农民土地问题，一面学习理论，一面参与实际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提高，逐步成熟起来。” 　　
　　1904年薛暮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因家境衰败，仅读完了三年初级师范便辍学考上了铁路实习生，在离杭州不远的笕桥车站工作。受大革命的影响，年轻的薛暮桥这时已开始探索革命道路并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参与领导铁路工人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由于叛徒告密，薛暮桥与几位同志一起被捕，关押在杭州市的“陆军监狱”。在狱中，他亲眼目睹许多共产党人生死关头仍孜孜不倦读书、追求革命真理，受到强烈震撼。他深刻地领悟到，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也不能虚度岁月。从此，每当晨曦微露，他便凑近窗口，借着一缕晨光读书。入夜，还在昏暗的灯光下艰难地辨认。当时这个监狱共关押着三百多名政治犯，知识分子占多数。他们利用狱卒管理不严的条件，从狱外弄来很多进步书籍，相互交换传阅。他还结合读书，学习了英文和世界语。先后读了威尔士的《世界史纲》《欧洲近代史》，并利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研究历史，懂得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几种方式，为以后研究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打下了基础。他还阅读了英文本的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懂得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如总统制、内阁制、各种选举制度等。
　　薛暮桥读得最多的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苏联布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古典经济学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互相比较，加深理解。还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生物学、天文学的一些名著，丰富了他的世界观、宇宙观。三年监牢生活中，他读的书比正规大学读的书还多。
　　1979年10月，薛暮桥去美国访问，在费城看到了《独立宣言》的原本，薛暮桥告诉美国教授们：“50年前我就读了《独立宣言》，那时万万想不到50年后会在这里读到它的原本。”教授们听了十分惊奇，问他是什么大学毕业，薛暮桥答：是“牢监大学”毕业的。 　　
　　1932年，经同学介绍，薛暮桥来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参加了由副所长陈翰笙（中共秘密党员）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研究生涯。
　　在陈翰笙指导下，薛暮桥从最初开始经济研究，就十分注重社会调查，注重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在自己的家乡无锡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后，写成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陈翰笙为其命名为《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送进步刊物《新创造》发表，不久，日本的《改造》杂志翻译转载了这篇文章。此后，他不断在农村做调查、写报告，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如何加速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1933至1934年，他去广西师范学院教农村经济和政治经济学，曾利用寒暑假带领学生到农村进行实地考察。1934年，他与经济学家陈翰笙等一起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主编了《中国农村》月刊，用巧妙的笔法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我党在国统区对青年开展启蒙教育的进步刊物。
　　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薛暮桥进行过长期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论证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1937年1月，他的《农村经济基本知识》和《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两书先后由新知书店出版，前者是以西方国家农村为研究对象的农业经济学，后者是介绍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当年日本学者米泽秀夫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为《支那农村经济概论》。
　　1942年，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由于给干部、战士讲授政治经济学的需要，他以膝盖和挎包当书桌，写出了通俗易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干部的理论学习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 　　1943年，薛暮桥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任省政府秘书长兼工商局长等，从事经济领导工作。根据自己丰富的经济理论知识，他利用经济规律取得了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为保持山东解放区的物价稳定，他利用山东沿海盐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实行食盐专卖，不仅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支援抗日战争，并且利用食盐输出所得的敌区货币，换回当时解放区急需的各种物资，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并以此压低了敌区货币和根据地货币的比价。
　　在这期间，薛暮桥经常去临沂山东大学讲课，主要是讲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问题。1942年参加整风运动时，他曾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和刘少奇的《人为什么犯错误》等著作，写了许多学习笔记，后来加以整理补充，用作讲课教材。这本教材曾由新华书店出版，书名为《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后来日本共产党把它译成日文，作为共产党员学习的课本，发行数量比在中国国内大得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薛暮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和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繁忙的工作中，仍不放弃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文革前的17年间，共发表过近30篇经济学论文，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1979年4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一书，正是其中部分文章的汇编。
　　“文革”中，作为“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薛暮桥虽被关进了“牛棚”，却表现得非常超然和乐观。在干校“劳动改造”时，分配他在夜间看护粮食，薛暮桥就利用这个时间构思“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每当黎明收工时，顾不上休息，连忙把夜晚思考的问题记录下来，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他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二稿，后来又在病中反复改写多次，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此书系统总结了解放以后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批评了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正确轨道，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初步的探索，一时之间引起巨大反响，并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1980年，薛暮桥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虽已是耄耋之年，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社会经济现象，关注改革开放进程，并不断发表文章、著述，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与决策，提出一个老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如针对社会上保守思想回潮的思想倾向，1991年1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对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文中对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问题，联系实际进行分析，反对把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1980年到1988年，相继出版了《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改革与理论上的突破》等四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成果的论文集，1990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将其汇集成为《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书，共收入1977—1990年间的论文、报告54篇。
　　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胡绳、陈锦华、马洪、孙尚清等理论界著名人士也到会祝贺。薛暮桥的前半生，是在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苦难岁月里度过的，这激励他在青年时代就立志用所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去拯救祖国。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推演和运用中度过的，但他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书斋中的学者，他总是善于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这是他的主要治学特点。他常说：“搞政治经济学，一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而是不当‘风派’。”这也是他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