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人。著名诗人、学者。1930-1932年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海洋大学内，有一座被命名为“一多楼”的小楼。它的旁边，还耸立着一座闻一多的雕像。这些都寄托着人们对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先生之深切怀念。
　　1930年8月，闻一多先生应杨振声校长的邀请，来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在《死水》的第一篇诗上，他写着：“我爱青松和大海”。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记得第一堂作文，他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海”。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但我们很少在海滨碰到他，他常常在教室里，在文学院办公室里，作为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他的助手的陈梦家常常陪他在一起；下课或办公以后，他便常常带着他那蓬乱的头发、那身长衫，曳着一根手杖匆匆回到他的书房去，那里也是一个海——精神的海。
　　青岛虽然像诗一样，但是青岛时代的一多先生却没有诗。这没有，也不是绝对的，在这个时期的《诗刊》上，就刊出了一多先生的一篇长诗《奇迹》。《死水》之后，一多先生没有再出过诗集，这篇长诗也就在这个渺茫的人间流落了。
　　一多先生为什么没有诗呢？
　　我看，可以从下面三点上去找出原因来：
　　这个时期，一多先生对于诗的成就和要求都是很高的。这个要求，特别在艺术的水准上，但这不是说一多先生对于内容和意义一点也不管，他要“严肃”，这当然是对人生说的，可是这“严肃”又缺乏了具体的内涵。因为他要求过高，对于别人的东西就不大容易首肯。
　　一多先生这个态度，并不是对别人作品一律看不起的自我夸大，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的。我在他面前提起《红烛》，他马上显得不安起来，仿佛有一片红云从他的瘦脸上掠过去了。
　　对于过去作品的追悔，增加了他写作的谨慎。可是，在“谨慎”严格的监督之下，新的作品便难产了。《死水》在当时，无论如何是有了很高评价和影响的。一多先生自己也显得很爱他的这一本诗。这是一集精心的结构，无论在意义的严肃上，形式格律的创造上，以至于装订和图案的设计上。对于别人和一多先生个人，《死水》是一个高峰，怎样爬的更高些，而这个高峰又在其下呢？
　　显然，一多先生在“沉默”了。
　　还有，一些社会偏见也多多少少杀死了、至少是冰结了一多先生诗创作的兴头。在我跟着一多先生的那些日子里，总是劝说他、鼓励他、挑逗他的诗兴，他常是怅惘而又带点凄然的味道说：“已经有你们写了，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话虽然很简单，但我觉得它含着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是在听了一多先生的话以后，心里起了一种凄然的感觉。这时候，除了“一两个朋友的诗”以外，他简直和新诗绝缘了。当我很贸然也很勇敢地劝他再写诗的时候，他说了使我惊异的话：
　　“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
　　到这时，我才恍然于一多先生的不写诗还有这样一个苦衷在里面，我——恍然之后，跟着就来个凄然。
　　当然啰，一多先生新诗的绝产，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应该归结到他的生活上去。他爱海，他住在海滨上，但他并不去看海；他住在红楼上大院子里，但他并不去看庭园的花花草草；一间书房，几架子书，这才是他的生活和生命，这才是他的一切，也可以作为一切的说明。诗是离不开生活的，在生活萎缩的时候，诗它也萎缩了。《死水》之所以成为一件经得起磨练的艺术品，并不全在乎多种形式的试探，和“豆腐干”式（这是当时一般人给一多先生的诗型特别制造的一个名词）的严格，而是源于《死水》里另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一个诗人对于祖国的热爱，由于热爱而失望，由于失望而顿足捶胸；对于国外洗衣服的同胞同情，对于卖樱桃“老头儿”的怜悯，对于“天安门”外学生遭遇的不平，对于“一湾死水”未来的想法（“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变成什么世界！”），保证《死水》价值的是这一些，是诗人一多先生对生活的爱与憎，对祖国期望焦灼的一颗血淋淋的心！他太爱自己的国家了，因为他在外国太多痛苦的经受；他太爱自己的同胞了，因为他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有火气”、有热情、有正义感的人民同情者。这一点，并没有能够使他见谅，反被加上了这样派、那样派的头衔。起初，一多先生虽然没有讲到这一点，我猜出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可是，我们也该给社会人们的观感以原谅，一多先生那时候的“朋友圈子”和“文艺圈子”，使人们从这方面想的可能性太大了。其实，我很清楚。一多先生对于胡适和徐志摩，就对我说了很多话，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多牢骚。一多先生对于《新月》月刊的态度和徐志摩生活态度，始终是：严肃，认真，刻苦，努力去追求的。但是，当个人生活不能够和时代沟通，不能够和多数人连结的时候，思想变成了没有血肉的东西，热情也只有落空了。何况一多先生生活过来的时代是多么轰轰烈烈，和一多先生同时代的文艺巨人又是如何地随着时代改变了自己，站在人民的前头举起了文艺大旗——这是事实，直到一多先生临牺牲前两三年，才追认了的，这追认是多么勇敢，多么雄壮，多么悲痛，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
　　在动荡的大时代里，一多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在整个中国急剧蜕变的时候，一多先生在唱着：“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闻一多先生书桌》，见《死水》末篇结句），虽然一多先生要的不是“咫尺之内的和平”，到底四堵墙壁把他和世界隔绝了。因而，在他的思想失掉了具体内容的时候，他的人也就成了找不到出口的一座火山，因而，他也就没有诗了。
　　海滨时代的一多先生虽然没有诗，但却没有脱离开诗。他是包围在诗气氛里的。他在研究杜甫，日以继夜地工作着，“目不窥园”地工作着。他给我们讲唐诗，讲英诗，除了杜甫，他对孟郊很推崇；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对诗和对生活的态度。他给我们讲雪莱，讲拜伦，讲济慈，讲斯华德，讲柯勒滋和白朗宁，对于最后两位，特别是白朗宁，他仿佛有着更多喜爱似的，对于克普林，一多先生没有给我们讲过，但他有他的一部大诗集，他也许喜欢他，或者喜欢过他？
　　在“名著选读”的讲义上，选了一篇阮大铖的诗，一多先生对这篇诗似乎颇有好感，这使我有点惊异。至今我还记得他讲到“始悟夜来身，宿此千峰上”的那种兴致盎然的样子。
　　他也给我们讲龚定庵的诗，但不是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颖豪壮的作品，而是“唯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的壮志消磨，专伺眼波的爱情诗。从个人对诗的爱好与编选标准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和艺术观点来。
　　一多先生虽然自己不写诗了，但对于别人的诗还是喜欢读的。梦家的诗，也是原稿最先的读者和鉴赏人，我有时去找一多先生，他很高兴地在拉抽屉，一面说：“梦家写了篇诗，很好。”以后，他便抽出了他的“红锡包”，让我也吸上一支，以后，便读着，谈着，屋子里一片诗的空气在荡漾了。
　　我的《洋车夫》和《失眠》，给他拿去发表了，这是我正式发表诗的一个开头。以后，我的《老哥哥》《神女》《贩鱼郎》《像粒砂》……都经他看过。我怀着一篇新作走向他那座红楼去的时候，怯懦，希望，轻微跳着的一颗心，那情景是多么美好啊。
　　一多先生时常向我提出“诗无达话”这句老话来。一篇诗，不拘死在一个意义上，叫每个读者凭着自己的才智去领悟出一个境界来。领悟的可能性越大，这诗的价值也就越高。一篇顶好的诗，仿佛是一个最大的“函数”。一多先生有一次拿了梦家的一篇诗——《萤火》来做例子，他说：“深夜里，这点萤火，一闪一闪的，你说这是萤火吗？但它也可以是盏小灯，一点爱情，一个希望……。”
　　虽然海滨两年，一多先生没有诗，但一多先生的精神却是一个大海，在极端严肃而静穆的状态下，他无声地容受着、润育着、酝酿着。
　　一多先生，这个大海，他在等待着一个大时代的风暴的到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