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科学界，有一对至今被人称颂的科学家伉俪，他俩是同乡，是同学，又共同从事一个专业；一生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携手并进，老而弥坚，这就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和夫人叶毓芬教授。
    童第周出生于浙江鄞县，叶毓芬原籍浙江镇海，是相距不远的宁波同乡，青年时代都在宁波读中学，在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各项活动中，由相识到相知。1922年童第周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27年毕业后，由生物学家蔡堡推荐，到中央大学生物系任教。在童第周的鼓励和帮助下，叶毓芬勇敢地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也考进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一年以后转入中央大学生物系，两人朝夕相见，从相知到相恋。叶毓芬的大学学习生活费用，就是靠童第周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工作收入来解决的。
    1930年，童第周得到一次比利时留学的机会。去，还是不去？正在热恋中的一对青年男女一时踌躇不定。叶毓芬为了童第周的前途和祖国的科学事业，决心宁愿自己吃苦，毅然支持童第周出国深造。随之，他们一同回到宁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对新婚夫妇，从此天各一方。
    童第周远涉重洋，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大学，师从欧洲著名教授A·布拉舍和A·达克。他夜以继日，以精湛的技术，定位受精的方法，来证实蛙卵灰色新月和精子穿入点的关系，学术收获甚丰，而生活却十分清苦。他租住在一间狭小的门楼里，渴了喝白开水，饿了吃面包干，他虽然申请了奖学金，但迟迟未见结果。在国内，叶毓芬大学毕业前夕生了第一个女儿，暂住在蔡堡教授家里。那时候，毕业即失业，何况她又是有一个孩子的年轻妇女。当她怀着喜悦和忧愁的矛盾心情，把女儿诞生的消息告诉丈夫的时候，正好丈夫的来信也飞到她的手里，展信得知，丈夫那边同样遇到生活的更大困难。
    就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他们的老师蔡堡，好不容易给叶毓芬找到一份大学助教的职位。从此，叶毓芬在从事教学、养育孩子的同时，又挑起了资助丈夫的重担。她从有限的薪金中，一点一点地节省，把自己和女儿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水平，把积攒的钱全部寄给丈夫。怕他不够用，又变卖了结婚时亲友们赠送的首饰，挤时间写文章换取稿费，千方百计支持丈夫在国外攻读。
    海天相隔，夫妻情深。叶毓芬的全力支持深深感动了远在异国他乡的童第周。为了中华民族的荣誉，为了不辜负妻子的一片深情，童第周在胚胎学研究领域拼搏进击。1934年他以全新的理论观点，证明了对称面不完全决定于受精面，而决定于卵子内部的两侧对称结构状态，从而获得布鲁塞尔大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观点一直被研究此领域的论文引用至今）。喜讯传到上海，叶毓芬兴奋得彻夜难眠，她抱起心爱的女儿夙明，吻了一回又一回。
    获得突出成果的童第周令人刮目相看。师友们纷纷劝他留在国外工作，只要他同意，金钱、职位等都会得到满足。然而，童第周怀念阔别数年的祖国，想念含辛茹苦的妻子，还有那未曾谋面的女儿，他决心乘船回国。经过多日漂泊，在轮船徐徐靠岸时，他远远看见前来接他的妻女，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回国后，夫妇一同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山大奉命南迁。童第周带着妻子儿女在兵荒马乱中逃到四川，先后在内迁的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任教。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在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夫妇俩一直坚持科学实验。没有仪器，叶毓芬变卖了衣物，在旧货摊上买了一架双筒显微镜使用，没有专门实验室，就在学校附近的简陋小屋里搞实验。在四川宜宾李庄一个小镇，没电灯，白天就利用自然光，晚上点煤油灯，两人日以继夜，完成了鱼类卵子发育能力和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当时，英国的J·李约瑟（J·Needham）博士来华考察，见到如此条件下完成这样高水平的论文，连连赞叹“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他们的实验条件差，生活条件更差，有时只能靠举债过日子。儿子童孚中小学下课后一个人留在家里，想请保姆又没有钱。有一天，这孩子独自走出家门溜到江边，爬上无人看管的一只小船，当童第周夫妇急切地找到这里时，那小船正在激流中漂转着，幸好没有发生意外。有段时间，只好让转学过程中停学的大女儿夙明照看弟弟。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夫妻携手重返海滨城市青岛，一同在动物系任教（童第周兼动物系主任）。师生们原本以为可以在平静的环境中治学读书了，怎奈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挑起内战。1947年6月2日，山大师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浩大游行示威和签名抗议活动，童第周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在反动军警进行镇压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叶毓芬和丈夫形影相随。每天晚上，他们把孩子安置睡了，就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悄悄剪辑反动派不准发行的报纸上的有关报道，然后投寄到外地去，以公布真相，扩大影响，争取各地的支持。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童第周夫妇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1950年童第周兼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海洋研究所前身）主任。1951年任山大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兼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同年从青岛调到北京。他们精神振奋，不断在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童鱼”的诞生就是一个奇迹。每逢文昌鱼（实验用）产卵季节，夫妻俩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在实验室里几十天，观察、记录、解剖、实验，积累数据，探索奥秘。童第周的大部分科研成果，都凝结着叶毓芬的心血。有人统计，夫妇合作的科研论文，占童第周主要论文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被人誉为中国生物学界的“居里夫妇”。
    十年动乱期间，童第周曾被中科院中有的人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他们的爱情生活又一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有人强迫叶毓芬揭发检举童第周的所谓“问题”，叶毓芬横眉冷对，斩钉截铁地说：“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了解他，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对方厉声斥责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保童第周？！”叶毓芬从容回答说：“保就保吧，我了解他，才要保他。”每当叶毓芬在批斗会上或劳动现场远远看见丈夫瘦弱的身影，她的心就象刀割一样。年逾花甲的童老在“牛棚”中也十分挂念爱妻，他浮想联翩，在小纸上以“寄毓芬”为题写了诗句，互相慰勉。“放逐囚禁不须哀，人生自古多变幻；四十年来共欢居，也应自足慰心怀。且忆年年实验节，长夜工作共达旦；独居不堪寂寞时，重整旧作以自解。”
    半个世纪以来，童第周和叶毓芬很少分开过。1976年3月，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叶毓芬突然病逝，童第周万分悲痛，深感茫然。他俩共同工作的实验室只剩下童第周一个人了，但他睹物思人，一直保存着叶毓芬在世时使用的桌椅和实验用具，每天一上班都要将他们擦拭一遍，像是要等待妻子安祥地走来和自己一起做实验似的。
    大女儿童夙明对母亲的感情十分深厚，每一谈及自己的母亲，常有一丝遗憾。母亲在30年代就从名校复旦大学毕业，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工作了40余年，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论文40余篇（包括和父亲合作的论文），有相当的科研成果，论资历，论水平，早已应评为教授了，而母亲在去世时仍是个副教授。因为父亲是研究所的领导，母亲晋升职称的材料每报到他手里就被否定，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提及此事，童夙明既为母亲抱屈，又为父亲光明磊落的人格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