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3年，编者注）是华岗校长诞辰100周年，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这位山东大学辉煌历史的创造者。
山东大学向以文史见长，华岗校长对这一特色的形成，功不可没。作为当年曾经亲聆教导的一个文科学生，谨以本文来表达对老校长的怀念。
华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40年代担任过共青团的省委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党的南方局宣传部长、上海工委书记，以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总编辑等一系列要职，蹲过5年国民党监狱，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华岗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的《社会发展史纲》和《辩证唯物论大纲》产生过广泛影响，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华岗在当校长以前，已经出版过《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有日文译本）、《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有日文译本）、《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有俄文译本）、《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五四运动史》等著作，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华岗思想敏锐，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刚直不阿，善于独立思考，是一位极富人格魅力的教育家。这些优秀品格，决定了他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的开拓型校长，能够引领大家阔步前进，把学校办成一所有自己特色的知名大学。
华岗任校长期间，正是新中国教育界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为了对原有各类大学进行整合，全国高校进行了一系列的并迁和院系调整。这种整合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显然有许多不合国情之处，但不可否认，也有应当给予肯定之处。就山东大学来看，整合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优势，原有的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和政治系（包含哲学、政治、经济三个专业）、艺术系等均被迁出，从一个文、理、工、医、农、艺术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仅有文、理两类的苏联式综合性大学，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某些学科尤其是文史两系却也增加了优势，教师队伍实力大增，为文史见长特色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整合后的山东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在全校各系中，不仅在教师总数上占据优势，而且在高级职称（教授、副教授）的人数和比例上优势更加突出。历史系高级职称15人，占全系教师数的43%，为全校之冠。中文系高级职称11人，占32%，仅次于历史系，与理科的生物系并列第二。应该指出，文史两系的这种优势正是在全国高校的并迁和调整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系15位教授、副教授中，有9位是在此期间新来的，其中包括郑鹤声、张维华、黄云眉、许思园、陈同燮、吴大琨、赵俪生等名师，占了全系高级职称教师的60%。中文系11位教授、副教授中有5位是新来的，其中包括高亨、高兰、殷孟伦、关德栋等名师，占了全系高级职称教师的45%。这么多名家教授云集山东大学，除了全国性的并迁调整这个因素之外，华岗校长个人的人格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吴大琨教授1951年在国外工作回来，就是因为“得知华岗同志在山东大学任校长”，“放弃了其他工作机会，而向组织上要求分配到青岛山东大学工作的”；[2]赵俪生教授也是“应华岗校长之邀”来到山大的。[3]（P226）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胸怀坦荡、品格高尚、具有极强凝聚力的校长，不仅新的人才吸引不来，原有的人才也会流失。1952年冬，全国性的高校整合基本告一段落。富有战略眼光的华岗校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如何办出山东大学自己特色的问题。这年11月，他把童第周、陆侃如两位副校长请来，共同商讨学校的发展重点和如何形成山东大学的特点。对于文科，“他们一致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整齐，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重点学科”。[1]（P231）时间证实了华岗校长的远见卓识。仅仅过了半年，1953年5月，中央高教部就下达了指示，要求各综合性大学研究发展重点与方向。同年6月，山东大学送呈了《关于我校理、文两科发展重点与方向》的报告。至此，文科以中文、历史为发展重点的战略决策正式敲定。
华岗校长为文史见长特色的形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许多知识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缺乏认识，华岗校长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全校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校建立了政治大课制度，华岗校长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讲的政治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不念报纸，不背本本，效果特好。每次他讲课，广播站前可容3000多人的广场总是挤得满满的，连青岛市的许多干部和中学教师也纷纷前来听讲，可谓盛况空前。这种动人的情景至今仍是许多当年在校的老山大人心中的美好回忆。
当时在全校掀起的这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文科教师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从而得以在许多研究领域走在了全国学术界的前列。为了推动文科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华岗校长以身作则，带头搞研究，上讲台，讲新的专业课，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他是中文系鲁迅研究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不仅参加讲课，还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在他的带动下，孙昌熙、刘泮溪等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鲁迅研究的专家。在他的推动下，历史系也开出了一系列新课，如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古代东方史、亚洲各国史等，其中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两门课不仅在全国高校中属于首创，还由此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华岗校长十分重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学术争鸣，使山大文史两系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正是华岗校长让童书业、王仲荦教授消除了顾虑，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赵俪生教授1951年在《历史教学》发表了论述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后，被山西大学赵宗复校长批评为有右倾错误，他去请教华岗校长。华校长仔细阅读之后，认为赵先生文章犯了粗疏的毛病，但还说不上是右倾错误，而批评他的文章却带有“左”倾虚无主义的毛病。双方各有精彩和失误，不是一方绝对正确，另一方绝对错误，建议赵俪生先生平心静气地写一篇答辩文章。赵俪生先生照此办理，批评文章和答辩文章同时刊出，争论遂告解决。对此，赵俪生先生十分佩服，认为华岗校长确实是“政治争论和学术争论中的一名老资格的舵手”。[3]（P231）
大学是知识分子群集之地，作为校长，能不能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能不能办好学校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华岗校长堪称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搞过许多政治运动，常常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三反五反运动时，学校某些指导运动的人一味强调防右，出现了逼、供、信等“左”的倾向，发生了医学院一位著名教授因被诬为女特务而服毒自杀的事件，华岗校长及时指出：“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有右要防右，有‘左’要反‘左’，当运动已出现大量‘左’的行动时，还要防右就必然造成损失”。他在全校党员大会上教育大家要爱护知识分子，他说“损失几万元也抵不了损失一个专家重要”。[4]（P236，228）来自齐鲁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张维华正是由于华岗校长的保护，才得以免遭被揪回原单位审查的厄运。由于华校长尊重与爱护知识分子，又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所以许多教师都愿意找他谈心，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历史系童书业教授每逢遇到想不通的问题精神紧张而睡不着觉的时候，常去找华校长，经过华校长一番开导之后，童先生便轻松愉快地回去了。
为了普及提高文科的学术研究并与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华岗校长牵头创办了《文史哲》杂志，最初是一个同仁刊物，由华校长任社长，杨向奎教授任主编，华校长以自己的稿费收入作为办刊基金。在华校长的带领下，文史两系的教授们积极写稿，参与编、审、校、发行，不拿稿酬。刊物很快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从1953年起正式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华岗校长是为《文史哲》写稿最多的人，《文史哲》的每期稿件他都要亲自审定。他还亲自帮助老教授和青年教师修改文章，历史系老教授郑鹤声写了一篇《试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的长文，是解放后较早地研究孙中山的文章，郑先生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孙中山没有把握，就去找华岗校长，华校长热情地肯定了文章材料丰富，同时又指出观点不够明确，重点不够突出。然后亲自帮他从观点到写法作了较大修改后发表在《文史哲》上，该文后来被民革中央的刊物转载，作为民革成员的学习材料。[5]华岗校长十分重视提携青年，鼓励学术争鸣。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文史哲》发表了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合写的评论《红楼梦》研究、对某些著名红学家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文章。基于同样的理念，《文史哲》还倡导发表了一系列开拓新领域、提出新观点的文章，诸如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鲁迅研究问题等，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踊跃向《文史哲》投稿，开展争鸣，在相当长时间内《文史哲》成为引领学术潮流的论坛，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新中国学术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的这些新潮文章自然不可能达到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平，它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们和后来极左年代的批判文章不同，它们是学者们在学习、探索和前进过程中的局限，应当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由于华岗校长高瞻远瞩、坚强有力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山东大学文科，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踏实严谨、开拓求新的优良学风，形成了以文史见长的特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山大人曾自豪地把这个时期称为山东大学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P2）
当时，中文系群星璀璨，有号称“四大金刚”的以冯、陆、高、萧为代表的一群著名教授，他们在文学、语言学的诸多方面各领风骚。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久负盛名，他们合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部定教材之一，《中国古典文学史简编》被译成英、俄、捷等文字出版，他们合写的《中国诗史》曾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高亨教授是当时少数几位著名的先秦文史专家和文字训诂学家之一，他的《周易古经今注》等论著早在40年代就闻名于世，60年代曾得到毛泽东的“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赞赏之语。[6]（P596）萧涤非教授以《杜甫研究》著称，他与郭沫若是杜甫评价中两种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对学术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评价的态度，在学术界受到高度的尊敬和广泛的认同。殷孟伦教授以精于古汉语、古文字和训诂学著称；殷焕先教授以现代汉语语言学和音韵学见长；高兰教授的朗诵诗享有盛名；关德栋教授是著名的满族文化语言研究专家，对敦煌学和俗文学也颇有研究；孙昌熙、刘泮溪是当年颇具实力的副教授，鲁迅研究专家。
历史系人才济济，名流云集，是当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实力最强的系之一，有以“八大教授”为代表的一群名师。杨向奎教授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领域的成就为学术界所公认；童书业教授的春秋史研究至今仍属顶尖水平，他的手工业商业史研究具有开拓性，绘画史研究也独具特色；王仲荦教授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中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魏晋隋唐史研究领域和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同处领先地位，有“南唐北王”之美誉；赵俪生教授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后来代表农民战争史研究两种对立观点的孙祚民和孙达人恰好同是他的弟子，他对土地制度史和明史也有精深的研究；张维华教授在中外关系史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以功力深厚、富有创见著称；郑鹤声教授在古籍版本目录学、中西交通史和中国近代史等领域有重要建树；许思园教授学贯中西，除世界中世纪史外，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诗论方面均有独特见解；黄云眉教授以治明史著称；吴大琨教授以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史见长；陈同燮教授是世界史名师。当时还有卢振华、徐绪典、韩连琪、孙思白和华山等副教授、教员已经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显露头角。
华岗校长领导的山东大学，在大力发展理科的同时，充分意识到人文学科的价值和作用，给我们留下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人文学术传统。我们的前辈名师们视学术如生命，具有对学问不懈追求的可贵精神；他们甘耐寂寞、潜心学问、厚积薄发，拒绝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他们紧跟时代步伐，敏锐而不保守，有着强烈的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学术追求；他们崇尚学术自由，以论辩求真知，反对哗众取宠、门户之见。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够创作出众多的在各个学术领域处于前沿的精品，为后人留下如此丰富的传世佳作。唯其如此，传承了这种优秀传统的山大后辈学子才能够不断地脱颖而出，成为新的学术带头人。唯其如此，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的特色才能够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追寻已往的足迹，是为了思索今日之路径。历史的辉煌只能代表过去，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创立新的业绩。21世纪初的山东大学已经又是一片天地。由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而成的新山大，办学条件已大为改观，从师生规模、教学设施到资金投入，都远远超过了当年华岗校长领导的山东大学。新的山大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新的山大人如何继续保持和发扬山大以文史见长的特色？如何与时俱进，开拓和培育新的更多的为学术界所认同的特色学科？人们正翘首以待。
参考文献：
[1] 山东大学校史（1901-1996）[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
[2] 吴大琨.沉痛悼念华岗同志[N].山东大学（校报），1980-05-28.
[3] 赵俪生文集：第5卷[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4] 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M].赵俪生文集：第5卷[M].吕慧鹃.华岗同志，山大人怀念您[N].山东大学（校报），1980-05-28.
[5] 郑鹤声.我对华岗校长的回忆[N].山东大学（校报），1980-06-10.
[6]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