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9日，是华岗同志诞生100周年；5月17日，是他逝世31周年。他从1924年参加革命工作算起，实际工作的时间只有26年，其余有5年在国民党监狱中，另外有17年在共和国监狱中，他在狱中总共度过了22年的“囚徒”生活。在大部分紧张而危险的革命生涯中，在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的奋斗中，在两次狱中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他给我们留下了数百万字可贵的思想遗产，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为科学和民主的理念而奋斗的大无畏精神。他独立的人格力量，以及他在理论上的真知灼见，表明他不愧是为真理而献身的英勇战士。
　　50年代前期，我有幸在华岗校长领导下工作了4年多。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能见到华岗校长。我在《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一文中，曾记载首次见到华岗同志给我们的感受是：“他学识渊博，年富力强，谈笑风生，平易近人。他中等身材，操着浙江乡音的官话，侃侃而谈，同时他却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资格老而不倚老卖老，造诣深而不自以为是。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华岗同志诞生100周年之际，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像华岗同志那样既有丰富的革命资历又是著名学者的高级干部任大学校长是不多的。他在山东大学执长6年中，全校师生齐心合力，由旧式大学逐渐向新型的综合大学过渡，使山东大学又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华岗同志功不可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东大学大多数师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知半解，有的一无所知。他用在广场上做报告的形式，先后系统讲授了《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两门课程。上台讲课从不带讲稿，只有一个提纲。讲起来则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他才思敏捷，口若悬河，一讲就是3小时。当时讲课地点在青岛山东大学广播站台阶前广场上，全校师生员工都席地而坐听课，青岛市几百名干部都排着队到山大听华岗的讲课，真是盛况空前。华岗就是用他扎实的理论修养，出口成章的才华，宣传马列主义，使广大师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新的理论，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提高了思想觉悟，从而使山东大学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时担任记录的是中文系韩长经先生和袁林小姐。他们聚精会神地速记，然后加班加点地整理，经常熬到深夜。记录整理稿由华岗校长认真审阅、修改，有些地方重写，最后定稿交校报《新山大》发表。我正是在这个时期，每周五下午，带着《新山大》全部清样，请华岗校长审阅，因而有幸经常见到他，并聆听他的教诲。当时印有华岗辅导报告的《新山大》，印量有好几千份，除满足本校师生学习外，青岛市、外地兄弟院校都纷纷要求订阅。山东大学形成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潮。
　　华岗同志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而且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1951年3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中央任命华岗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照顾到两校的特点和差异，华岗提出了“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合校方针。3月19日举行了合校庆祝大会，2500余名师生参加了大会，华岗校长作了《合校方案和山大前途》的报告，受到了山大师生的广泛欢迎。原华大彭康校长说这是“合校胜利，皆大欢喜”。这充分体现了华岗校长的领导才能和凝聚力。至此，山东大学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政治、艺术两个直属系，共五院十八系，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大学。
　　1951年两校合并时，在华岗校长直接领导下，在原校报《山大生活》和原华大校报《学习》的基础上，校报改名《新山大》创刊，不久办起了文科学报《文史哲》，以及《山东大学学报》（理科版）。两刊一报先后创刊，在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处于领先地位。1954年春，《文史哲》、学报和《新山大》创刊3周年，在青岛咖啡馆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到会200人。招待会费用不花公款，全部由华岗掏腰包，请吃了一顿西餐。晚上，经华岗校长同意，由我请青岛京剧团在山大大众礼堂组织了一台京剧晚会，剧团的招待费全由华岗一人出资，以节约公款开支。
　　华岗校长牢牢抓住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根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全国文教方针，结合学校实际，提出了“专业教学，培养师资，整顿纪律，提高质量”的整改重点，调整了专业设置，建立教学和科研组织，改革教学内容，请教授上教学第一线，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文史哲》于1951年5月创刊，最初为同人刊物，双月刊，后改为月刊，华岗任社长，陆侃如、吴富恒为副社长，杨向奎为主编，编委会由几位老教师兼任，如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吴大琨、殷焕先、卢振华、孙思白、刘泮溪、孙昌熙等。《文史哲》创办以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除校内师生的文章外，校外知名学者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罗尔纲、黄药眠、陈子展、齐思和、杨宽等，都写稿支持《文史哲》，从而奠定了山东大学的以文史见长的基础。由华岗首创的科学讨论会和一些专题学术讨论会，贯穿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当时还未提出“双百”方针）。每次学术讨论华岗都亲自参加，并鼓励大家各抒己见，不必强求一致。有一次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就有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和魏晋南北朝封建说三种不同意见，作为文史学家的华岗从不以权威自居，以势压人，而是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他也平易近人地谈了自己的西周封建说的一家之言，使这次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很大成功。《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写的长篇报道，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华岗就具有这种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他首先尊重他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做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华岗在山大期间，经历了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现在看来，高等学校要不要和社会上一样搞政治运动，可以研究和反思。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执行是不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伴随着“左”的思潮。华岗同志在运动中则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这也是他后来遭到非议和迫害的一个借口。思想改造运动中，华岗没有全盘否定知识分子，强调了自我改造，运动中没有出大的差错。华岗对三反五反运动依然低调处理。山东大学举办了一个“反浪费”展览会，华岗领着一批校部干部看预展。他肯定了反浪费的必要，但指出把某些图书的复制本和一些孤本线装书当作浪费而展出是不对的。医学院生化室陈慎昭教授，未经华岗批准，被某些人作为贪污嫌疑犯关在实验室“隔离”，她因而服氰化钾自杀。华岗在党的会议上对此作了严厉批评。张维华教授原在齐鲁大学任教，1951年齐大停办，调山大历史系教书。1952年三反运动中，齐鲁大学留守处派人到山东大学，说张有贪污嫌疑，拟将他带回济南接受审查批判，华岗校长硬是顶住了外来压力。他说：“张先生是山大教授，有问题可以在山大审查，不能送回济南。”审查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张教授对我谈起此事来声泪俱下。华岗就是这样对待和保护知识分子的。
　　1952年5月21日，三反运动后期，华岗同志在全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公开承认“发生了某些违反政策的事情”，并且要吸取“严重的教训”。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我们痛切认识在任何时候与任何工作，都应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害处。”“因为实事求是科学，应该贯彻运动始终。”并公开反对“左倾”幼稚病。这在当时需要多么大的胆识和勇气！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华岗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华岗本人，却在这“左”的浪潮中遭灭顶之灾！
　　作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华岗同志尊重科学，爱护人才，关心师生，平易近人。他认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生活也是清苦的，应该关心他们。对于一位海外归来的教授，他指示房产科帮他租一套西式住房，使他安心教学与研究。一个穷学生向他反映没钱买辞典，他自己给学生30元买书。我始终没有忘记，50年代前期华岗住在青岛龙江路40号，春节期间师生一字长蛇阵，从院内一直排到大门外，成百师生自觉排队给他拜年的情景。这样的好校长竟成为“阶下囚”，是令人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