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两个词汇来概括我自己心目中的学院，我愿意选择“厚重”和“影响”两词。我最早知道自己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她的前身山大中文系是因为一本字典。那是文革后期，我还在读小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种知识特别贫乏的时刻，我惊奇地听说，在当时的中国，除了那本妇孺皆知的《新华字典》之外，还有一本小字典是我们山东人自己编的，叫《学习字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74出版），它的编写者有一个集体的名字，叫做“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负责此事的人便是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后来大名鼎鼎的蒋维崧先生，曾任我们中文系的副主任。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学和院系能够独立编写自己的字典，但我相信能够有信心和胆量去做，并且有力量完成这样一件事情的院系，一定是一个厚重的集体。1980年我考入山大中文系读书，后来一直在这里工作，当长时间地面对一代代的先贤名师及其学术成就时，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厚重”二字的丰富内涵。
　　再说影响，来到这里，你会有一种感觉，你始终生活在鲜活的历史及其浓郁影响中。在这里，只要你清醒而认真地生活着，你多多少少都会感到，仿佛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始终伴随和影响着你，让你轻飘不得，张狂不得，也懈怠不得。工作以后，我走过许多地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每当人们话题转向各自的学校，便常常听到学界同人亲切地谈起我们。他们往往知道齐鲁大地上的这个学校及其中文系，而且津津乐道她的历史并高度认可她的成就，最让我们自豪、温暖同时也是压力重重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山大文史见长”或者“山大中文很好”。我们深切地感到，无论你意识与否，无论你承认与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竟是如此的巨大而深远……
　　那么，是什么促成这种厚重的积淀并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呢？这就进入我们想说的第二句话：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学院？可以总结的因素很多，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有三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重情义；尚风骨；尊学术。
　　先说情义。好的大学是由无数美妙的故事组成的，当我们用心去梳理我们自己学院的美妙故事时，发现其中最精彩、最吸引人也最具生命力的往往都是情义之歌。说起母校，我们的校友臧克家老人用了“一往情深”这个词。他说：“山大对我一往情深，我对她也是一往情深呢!”是的，尽管漫长的历史中也有种种不同的杂音，但重情，重义，一往情深，确实是我们学院最为重要的传统。去年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中国社科院闻黎明研究员来山大，专门访问了我们的学院，他对我说，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他的爷爷是我们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在山大校园散步的时候，我们谈了许多当年闻先生留在这里的故事，讲到那份著名的试卷“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故事；讲到诗情画意的“闻门二家”（陈梦家、臧克家）以及伴随他们的诸多悲欢离合；特别讲到了闻一多离开山大的原因以及在学潮风云中他黯然离别时的伤感。由此引来另外一段往事：在那种特殊的时刻，学生臧克家对校内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对老师闻一多的处境则很同情，因而“孤雁出群，没有参加这次学生闹的风潮”。大概是想到这段难得的“忘年交”以及学生“孤雁出群”的悲凉， 闻一多在愤而辞职离开青岛时，给自己喜欢的弟子臧克家写了一封信，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我在山大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也就很满意了。”古人说得好：“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常想，我们学院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山大中文之所以享有海内外的良好声誉，很关键的一点是因为有一股情感的活水，滋润了我们一百年。
　　再说风骨。何谓风骨，词典的解释是：骨气，刚正坚强的品格。我们所说的尚风骨，不仅是指崇尚这样一种品格，更是指愿为这种品格付出代价，以及付出代价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气、坦然和义无返顾。这一传统的突出代表是吕荧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第一任系主任。这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听过课的学生这样回忆他：“理论功底特别深厚，带着高度近视的眼镜，他的形象就像瞿秋白，很俊秀。”本来在那次的著名的批判大会上并没有吕荧先生的事，也没有安排他发言，甚至有好心的领导事先已经给他交过底了，然而在那种一边倒的氛围中，强烈的正义感还是促使他站了出来，顶着强大的压力，力排众议，喊出了直到今天依然令人震撼的声音。随后的事态发展众所周知，吕荧先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后来一再说，自己不后悔，既然选择了站起来，就愿意为此承担苦难。只是遗憾一点，作为学界“美在主观”派的代表人物，自己再也不能安心地遨游学术世界，再也不能静下心来研究自己钟爱的美学了。吕荧先生最后是在狱中去世的，在即将告别人间的时候，除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常常凝视着囚室外的几株白色茨菰花，自言自语：“真美呀，真美!”他是那样地热爱美和美的研究，那些美丽的白花无疑承载着他的寄托、期待和不死的梦想。不知道在那个告别的时刻，吕荧先生是否想到与他同样境遇的一位朋友的诗：“要开做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后来在埋葬他时，有心的同志将一朵被他揉皱了的小花放在他的胸前，伴他长眠。抗战年间，在极端艰苦的日子里，吕荧先生节衣缩食自费出版过一本书，他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人的花朵》，用它来称赞鲁迅、曹禺等他喜欢的作家作品，我们以为吕荧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人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