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在春光明媚的北京，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胜利召开。会议期间，一位政协委员突患脑溢血，病情十分严重。邓小平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得知后，非常关心，亲自指示，要求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抢救，并责成卫生部门尽快出版他所关心的三部专著，以便让他亲眼看到自己一生心血铸成的科研成果为人民所接受。他就是我国卓越的医学家、新中国耳鼻咽喉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山东大学的耳鼻咽喉专家孙鸿泉教授。
　　孙鸿泉教授出生于鲁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932年在潍坊广文中学毕业后，他立志学医，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从此开始了他的医学事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孙鸿泉教授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加入到救治来华助战的苏联空军伤员工作中。在与苏联军医和空军伤员的交往中，年轻的孙鸿泉大夫一方面看到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临床医生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祖国医学事业的落后。抗战结束后，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卓越表现，齐鲁大学保送孙鸿泉赴美留学深造。孙鸿泉十分珍视这难得的机会，先后游学于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最后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孙鸿泉完成了海外学业，严拒台湾当局的邀请，毅然回国，踏上了开创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征程。
　　孙鸿泉教授在其倾注毕生精力的医学事业上，刻苦钻研，开拓创新。早在1942年，他就与郎健寰教授合作，成功地在中国开展了第一例全喉切除手术，并首次训练无喉病人用食管发音讲话，开国内之先河。
　　内耳开窗术，是孙鸿泉教授率先在国内开展的用于恢复病人听力的一项精细而复杂的手术。他把这种手术方法独创性地应用于临床而且不断改进，取得显著效果，为国内开展听力重建起了奠基作用。
　　饱满的工作热情、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使孙鸿泉教授在50年代又成功开展了一系列国内前人从未施行的外科手术，在头面部疾病治疗方面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手术主要有鼻部脑膨出手术、舌癌根治术、中耳癌的手术治疗、面神经移植术等17项之多。这些成功的范例均被收入由他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我国首部《耳鼻咽喉科手术学》中，成为该专业的经典著作。他还主编了《耳科学》、《耳鼻咽喉科学》等医学院校教材和《医学百科全书·耳鼻咽喉科分卷》。
　　60年代，在孙鸿泉教授的领导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再一次填补国内空白。他和他的助手经过一个夏天的反复试验，终于把一只狗的喉成功地移植到另一只狗的身上。当喉移植成功后狗发出第一声汪汪叫时，孙教授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国内第一例成功的喉移植手术。
　　孙鸿泉教授不但是杰出的临床医生，也是一位在山东大学执掌教鞭、育人满天下的教师、学者。1951年，卫生部指定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为全国进修基地，委托孙鸿泉教授举办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其后每年举办1-2期，直到60年代初期。1953年，在孙鸿泉教授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原山东医学院开设了国内首届耳鼻咽喉科学四年制本科专业班，共招生59人。无论是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还是专业班，他总是亲自制定培训和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他亲自传授各种疑难复杂手术技巧，倡导先在尸颅模型上训练后才用于临床的教学方法。其严格精细的教学作风和耐心的执教态度造就了大批耳鼻咽喉科专业人才。
　　孙教授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爱护以及救死扶伤的责任感，每次手术时他都严密考虑手术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作出最妥善的手术方案，因而他的手术成功率很高。他常说：“医生的手术刀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在庸医手里就会变成屠刀草菅人命。”“文革”期间，孙教授遭受迫害，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他丰富的临床经验却使病人和年轻医生受益匪浅。有一次，一位病人因失音来医院就诊，几位医生认为是喉癌。孙教授那时尚被“监督使用”，在门诊值班，一位医生让他看看。他看过后便肯定地说：“不是癌，是接触性溃疡，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病例，国际上只报告过20例。”当时一些医生颇不以为然，后经几个医院多次检查及活检果然证明他的诊断完全正确。一名7岁的女孩，因气管食管瘘在外省市几家大医院经历4次手术未愈，孙教授冲破阻力，“冒险”组织诊治，一次为她手术治愈。
　　孙教授一生兢兢业业，公而忘私，把工作当成生命的第一需要。在他生命的最后18个月中，有14个月是出差在外带病工作的。这是他对待科学、对待党和人民事业最令人难忘、敬佩的奉献。孙鸿泉教授故去多年了，但他留下的科学成果，特别是工作中的创新意识和敬业精神，已成为山东大学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