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立青岛大学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进步学生俞启威，杨翼心（杨希文）、李香亭（祖茂林）、李仲翔、王弢（王林）等发动成立了反日救国会，上街宣传，抵制日贷，唤醒市民，揭露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学们踊跃捐款，支援、慰劳前线抗日军队；许多同学平日对军训不屑理睬，但此时为了抗日救国则一反常态，每日两小时以上的军训，都认真听课、上操、打靶，学习军事技术，研究游击战术。学校还免费发给了制服。
     这期间，教育部多次下达反动训令，以“学生均应安心学业”为由，不准“来京请愿”，并饬令“各厅局长及各校校长切实负责制止”。 但是，青年学生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是不可抑制的。10月，上海五千学生首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对日宣战，收复失地。消息传来，群情振奋。同学们纷纷提出效法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反日救国会执委会及时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绝大多数执委同意把它交由全体学生教职员大会讨论决定。11月30日，反日救国会在大礼堂举行大会，学生二百多人全部参加，全校教职员近百人也出席大会。会上，同学们认识到，仅靠请愿决不能改变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对它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则是一个揭露，对全国人民是一次抗日宣传。所以，同学们坚决主张立即组织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12月2日早上，请愿团整队步行至火车站，一路高呼口号，顺利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请愿团一出发，校方就把消息电告南京政府。国民党当局通知济南、南京和津浦沿线严加戒备。火车到济南车站天已黄昏。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济南市市长闻承烈亲自带领军警在车站指挥，表面上是“热情款待”，实际上是监视防范。聚集到铁栅门外三五成群的群众，一再被军警驱散。有的同学要求出站吃饭，都有军警“监护”，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济南地下党组织已发动济南学生准备与青大采取联合行动，一道南下，因无法取得联系而未能实现。12月4日早晨请愿团到达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了大批人员在车站“接待”，并派军警严密封锁车站。请愿团整队出站，高呼着口号，游行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停下，这时口号呼得更加响亮，并向围观的群众发表演说，宣传请愿的目的：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收复失地。直到太阳偏西，由于请愿团事先没有与沪宁各校学生取得联系，这时只好随着国民党“接待”人员来到中央军校住下。
     5日，请愿团把同学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等处送请愿书，陈述意见和要求。由于沪、宁等地学生和青大学生的先后请愿和游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到中央军校大礼堂接见请愿的学生，说什么“现在日本太强盛，中国太软弱，我们准备不足。不能跟日本作战；要是自不量力，一旦打起来，日本在三月之内就可灭亡中国。”他除了大放这种亡国谬论之外，还用那套“三年之内如不收复失地，当割蒋某之头以谢天下” 的虚假诺言，来搪塞、欺骗激昂的青年学生。
     “听训”之后，请愿团中虽有同学一时受到蒙骗，抱有幻想，但大多数同学对蒋介石的亡国谬论极为不满。正当大家思想情绪动荡不定之际，突然接到从青岛寄来的一封匿名信，大意是：请愿团要尽快回校，否则学校将给予严厉处理。这封匿名信引起了思想混乱和不安。由于请愿团事先没有考虑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又未想到与各校联系，采取联合行动，便决定先去中山陵谒陵，然后回校。回到学校之后，学校只贴出一张给领队人杨翼心和集合出发时打铃的学生谢冶英各记过一次的布告。足见学生正义的爱国行动，是受到校内外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的。
     国立青岛大学这次南下的请愿活动，虽然由于没有经验，事先也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没有和外界尤其是没有和沪、宁、北平等地的学生取得联系，采取联合行动，所以还仅仅停留在为请愿而请愿的单纯爱国行动水平上。但是，它则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并为山东学生后来赴京请愿示威，掀起更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揭开了序幕。这在山东的革命运动史上应是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