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钺(1902--1982)，原名宗武，字健庵。河南罗山县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是河南省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长期从事党所领导的革命工作。1940年开始历史研究。先后任云南大学讲师、副教授。1947年任临沂山东大学教授。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系主任。

就地枪决令

     1927年11月，中共豫南特委决定在罗山搞暴动。1928年春节，尚钺肩负使命回到了家乡。因为县城里有一些企图霸占尚钺财产继承权的亲戚，他们为勒索钱财，就勾结地方的国民党军队，没几天就逮捕了尚钺。

     国民党省党部知道抓住尚钺的消息后，给县党部发来“就地枪决”的电报。而电报局的张局长恰好是尚钺父亲生前好友，便马上通知了尚钺的伯父尚衡浦，让他花钱营救。

     尚衡浦是县里的大绅士，又是医生，还是罗山县红十字会会长。花了2000多块钱设宴请客，请来了国民党军队的旅长、营长等一些重要人物。酒席一结束，伯父马上就把尚钺领走了，告诉他当夜务必离开罗山县，因为电报局的张叔叔已把电报压了一天一夜，不能再拖了。估计电报一到县党部，当夜就会再来抓人。尚钺躲到一个远房妹妹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挑起水桶，妹妹拿着筐子装作去城外河边洗衣服出了城。送走尚钺后，妹妹装作洗完衣服挑水回家的样子，马上去通知了尚钺的爱人陈幼清。因为陈幼清也是地下党员，而且尚钺的家就是个秘密联络点。

     尚钺出城后一直跑到岳母家，在她家停了两天就听到了抓他的风声。后来在两个内弟的护送下出了河南边境，在湖北的花园车站上丁去汉口的车，后又换船去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一块鸡血石

     1942年，尚钺到云南大学工作，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先生相识并建立了共同斗争的情谊。1946年，闻先生要随西南联大回北平了，为了留作纪念，尚钺拿出自己保存的一块鸡血石，请闻先生刻印。闻先生用钟鼎文刻了“尚钺”二字，还以秀丽的草书刻了边款“卅五年四月时与健庵兄同刻昆明——多。”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开展民主运动极为不满，就利用联大回迁北平之时，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1946年7月11日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有人冒雨赶到尚钺家，告诉他李公朴于晚10点看电影回家的路上被枪杀了。

     次日清晨，尚钺和闻一多先生以及楚图南一同到医院去看望。闻先生抚摸着李公朴的遗体高喊：“公朴，你没有死！”大家都跟着痛哭起来。他们立即派人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省政府、军事机关强烈抗议特务、暴徒的法西斯罪行。15日，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闻先生发表了演讲，横眉怒对一群特务，高声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站出来!我们不怕死，有牺牲精神，我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话激励着大家的斗志，没想到，这竟成了他最后一次讲演了。下午，闻一多还与楚图南到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在会后回宿舍的路上被特务暗杀了。

     闻先生被刺的消息犹如晴天——声劈雷，尚钺来不及多想，就跟随报信的学生飞跑上了九十多级阶梯的高坡，直奔云大医院。闻先生的遗体停放在院子里，闻夫人悲痛欲绝。

     当时没有人出面办理手续。尚钺当即表示，自己完全负责，医院就把闻先生遗体安放好了。闻夫人因此事而心脏病复发，尚钺又帮助办好住院的手续。

     天黑之后，办完这一切正要离开，有个家伙上来问道：“你姓什么?”尚钺没有理睬他，许多进步学生把尚钺围在了中间。在同学们的护卫下，尚钺走出了云大的后门。为了确保尚钺等同志的安全，党组织通知尚钺离开昆明回上海，这才躲过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那块鸡血石成为尚钺对闻一多先生永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