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诗史》便是冯沅君与陆侃如所著，只是，当时却不知道这对夫妻曾在繁花似锦的青岛安居多年。这对伉俪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一起致力于文学研究，携手几十年，堪称佳话。
　　那日，漫步在初吐新芽的法国梧桐下，边走边拍，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青岛小鱼山的山脚下。
　　童年时，这里是个十字路口，每日放学回家，公交车都会经过路口的车站。车站后面是花岗岩砌成的矮墙，还有一排竹子，隐隐约约遮挡着一个院子，窥不见真容。
　　院子的门口，其实在路口拐弯处的山脚下，童年时屡屡走过，却未留意——想来，怕是青岛这样精致的院落太多，年幼时便习以为常的缘故。
　　这是鱼山路36号，斜对面便是梁实秋故居，向上走几十米便是旧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如今，这里是中国海洋大学校址所在地。院子门口挂着三个牌子，依次是“童第周故居”、“冯沅君与陆侃如故居”和“束星北故居”，还有简单的介绍。
　　当年的中学课本里，便有关于童第周的课文，这是我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之一；束星北是物理学家，是国内最早研究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
　　两位科学界名宿倒并非我此次寻访的对象，我的“目标”是一对学界伉俪——冯沅君与陆侃如，二位都是古文学研究专家。
　　看到这两个名字，我便忍不住忆起大学时光。那酷热的下午，一线线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射入图书馆，伴着一声声蝉鸣，逃课的我坐在地上，倚着书架看书。
　　彼时草草读过的《中国诗史》，便是冯沅君与陆侃如所著，只是，当时却不知道这对夫妻曾在繁花似锦的青岛安居多年。这对伉俪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一起致力于文学研究，携手几十年，堪称佳话。

 
山东大学内冯沅君、陆侃如雕像（图源网络）

　　冯沅君是昔时的“中国五大女作家”之一，另外四位是苏雪林、冰心、丁玲和凌叔华。与其他四人不同，冯沅君一生用于文学创作的时间极少，在1930年开始便潜心文学研究，淡泊终老。这也便是为何冯沅君少时成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原因。1949年后，冯沅君曾担任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大学副校长，也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
　　但在1922年到1929年间，冯沅君的“才女”之名满天下，文坛旧事中总少不得她的典故。最让人广为提及的是“一门三兄妹”——冯沅君的二哥便是哲学家冯友兰，三哥是地质学家冯景兰，兄妹三人当年相继考入北大，又相继成为一级教授，为教育界罕见。
　　她的一生，便是一道涓涓细流，写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的情事，潜心于文学史的蛛丝马迹，在1974年去世前，她留下遗嘱，说“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冯沅君文学奖，便从此而来，随之一同捐献的，是她与陆侃如一生的数万册藏书。
　　如今这院子，仅仅靠一排竹子，便似遮住了道路上的喧嚣，清静自得。五栋小楼比邻而立，各不相同，门口的五号楼便是冯沅君伉俪昔时的住所。
　　时值正午，依稀闻得到饭菜香味，这距离海边百余米的院落里，不复当年的学术气息，与青岛的众多名人故居一般，成了普通民居。令人欣慰的是，这几栋小楼保存极好，清静的小院里还栽满了花木，那散落一地的樱花花瓣绝美。我最爱靠里的那栋，阁楼外的三角墙面墙面有赭红色的装饰线条、土黄色的天然毛石，搭配着米黄色的墙面，十分精致。
　　一只极肥的猫趴在院子中间晒着太阳，不远处是一辆如今极少见的三轮摩托车，却漆成了红色，颇显怪异。因为天气好的缘故，几乎家家都在晒被子，院里还有两棵年头颇久的法国梧桐，树下生着鹅黄色的小花。
　　冯沅君与陆侃如便是在这院落内，一起任教、一起研究，恬静淡泊。
　　其实，少女时代的冯沅君，也曾激进。她的三本短篇集，第一本名叫《卷箷》，写于在北大求学期间，由鲁迅亲自编辑并办理出版，鲁迅说“卷箷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基调亦是明朗的；而第二本叫做《春痕》，颇觉沉郁；第三本叫《劫灰》，是其文学生涯的终结。其小说主题多集中于抨击封建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有浓郁的五四气息。她曾在《卷箷》里收录的《隔绝》中写道：“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她也曾写道：“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那叛逆与决绝，在书中随处可见，“我们相抱着向里面另寻实现绝对的爱的世界的行为是怎样悲壮神圣，我不怕，一点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艺术化的，天下最光荣的事，还有过于殉爱的使命吗？总而言之，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我总不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荒谬的。退一步说，纵然我们这行为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结果，我们头可断，不可负也不敢负这样的责任。”
　　而从《卷箷》到《春痕》，再到《劫灰》，三部集子的名字则似一个女性的青春与成长，由激昂到萌动，逐至黯淡。
　　我曾读过的，是中间的《春痕》，收在一本现代文学的集子里。之所以记得，是因为那是五十封信，为一女子寄给情人的，从求爱到定情，每封信里讲二三事，淡得只留痕迹，那痕迹，却是坚定的。
　　陆侃如于1922年考入北大，大一那年出版《屈原》一书，冯沅君是他的同班同学。1929年，二人在上海成婚，值得一提的是，冯沅君幼时曾有婚约，1923年，她坚决要求解除婚约，上演了她小说中的一幕。她与陆侃如相伴数十年的婚姻还是一场姐弟恋，她比陆侃如大三岁。1931年，二人合著六十万字的《中国诗史》，有人说，这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次年，他们又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同年夏天，二人一起赴法，就读于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双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们一起来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居住于鱼山路36号，冯沅君在这里创作了《古剧说汇》、《古元剧杂考三则》等，其中《古剧说汇》与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闪耀于戏曲史。而陆侃如则编写了《中国文学理论简史》，那期间他的学术论文，总在文末署上“写于青岛鱼山别墅”几字。
　　他们在这里居住了11年，直至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他们也跟赴济南。
　　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晚景凄凉。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使他们无法再安于书斋。1957年，二人双双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遭“拔白旗”，冯沅君更是拖着小脚每日去千佛山砸矿石。至文革时，陆侃如成了“死老虎”，冯沅君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屡屡遭批斗，唯一工作是扫学校的走廊和厕所。
　　联想他们此前的行为，这境遇就更显悲惨——早在五十年代初，他们就将所有积蓄共计两万元捐献，在当时可算巨款。可一片赤诚，却终不堪风雨。
　　我也曾读过他们1949年后的著作——相比三四十年代的高产高质，他们在1949年后的著作无论质与量，都大大下滑，还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比如“顺应潮流”，在每个章节的结尾都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话，以证明中国文艺按毛泽东思想发展前进。
　　1974年，冯沅君去世，时年75岁，三年后，陆侃如去世，时年也是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