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海》编纂讨论会上

　　罗竹风（1911-1996）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山东平度人。1931年起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1937年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胶东五支队秘书长、宣传部长，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山东大学军代表、教务长、教授，华东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等。是上海市第二、第三届政协常委，上海市第七、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为《汉语大词典》主编、《辞海》常务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之一、《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49—1976）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主编等。有文集《杂家和编辑》、《行云流水六十秋》。
致力于实际工作的语言学家
　　罗竹风为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整整奋斗了六十余个春秋。
　　1932年，他在“语联”的领导下，投身于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新文字运动，从事大众语研究，并在北京大学民众夜校讲授新文字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的二十二个县主持推行新文字，为广大群众学习文化、掌握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和语文学会、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的领导职务。在主持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和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工作期间，他领导开展了文字改革、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普通话等工作的立法、宣传、推广、应用，领导了语协配合政府部门工作开展的各项活动，有力地加强了全社会的用语规范，推动了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在主持语文学会工作期间，他积极组织学术讨论，支持开展学术争鸣，提高了语文学界的学术理论水平。
　　罗竹风是长期领导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他始终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在山东省胶东地区推行的新文字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语文革命，强调作为象形表意文字的汉字所具有的结构复杂、笔画繁多的特点，是造成汉字难识、难读、难记、难写的根本原因，推行新文字，是扫除人民群众学习文化最大障碍的需要；强调新文字是一种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话的拼音文字，具有与汉字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完全相反的简单、明了的特点，是专为方便人民群众学习文化而创制的有效工具。
　　他始终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文字改革是统一祖国语言的需要，强调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就是要在全社会推行使用简化汉字，以解决有些汉字笔画多、难书写的问题，推行使用汉语拼音，以解决多识、快识汉字的问题，推广运用普通话，以解决打破方言隔阂，建立民族共同语的问题。
　　他始终认为从汉语拼音过渡到拼音汉语是语言文字的发展方向，强调文字改革的目标，最终是要走世界文字拼音化的道路，最终是要由汉语拼音发展为拼音汉语；强调不能把汉语拼音仅仅当作只是为汉字注音的“拐棍”来使用，而是要对具有复音词连写功能的汉语拼音进行研究，使之成为由汉语拼音发展为拼音汉语的关键内容。
　　他始终坚持在实际工作中推行简化汉字、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强调贯彻语委和语协上下结合、形成合力的原则，是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强调贯彻深入持久、立足实际的原则，是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关键；强调贯彻齐抓共管、狠抓落实的原则，是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条件。
勇于探索的宗教学家
　　罗竹风为我国的宗教研究和实际工作不懈奋斗了四十余个春秋。
　　1953年，他担任华东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领导了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斗争，推进了基督教走“三自爱国运动”的道路，建立了爱国宗教组织，修整了灵隐寺和玉佛寺等宗教活动场所，出版了《圣经》等宗教专业书籍，全面地贯彻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58年，他担任《辞海》副主编，并兼任宗教学科主编。在领导整个学科的修订过程中，他注意排除“左”的干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修订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现行的宗教政策为指导，用客观的态度介绍必要的知识，既不能使宗教信仰者产生错觉，以为有反宗教的倾向，又不能使非宗教信仰者增加对宗教的向心力。他还逐一审阅了全部条目，为保证修订质量起了关键的作用。
　　1980年，他担任中国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和《宗教卷》主编。他明确提出，编写工作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核心，坚持内容的客观表述，努力把握好既反“左”又反右这个度。他提出全书的框架结构应当体现全方位、多角度的设计要求，条目设置应当覆盖宗教的全部领域，条目内容应当达到史论交错、全面阐述的学术要求。他注意落实从组织编写队伍、拟订所收条目、分学科编写样稿、组织样稿讨论，到全面铺开编写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他参加了重点条目、敏感条目的审稿工作，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意见，还亲自撰写〔宗教〕这一领头条目，对全面提高编写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1981年，他创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任名誉所长，组建上海市宗教学会，当选会长，全面领导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市宗教学会的理论研究工作，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宗教的研究。他强调对宗教的研究，必须以全面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克服对“鸦片”说的片面理解，必须以中国当代宗教为主要研究课题，着重回答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中国宗教的实际状况为依据，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研究新体系；强调对宗教工作的管理，必须在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按照宗教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引导，必须在推动宗教信仰者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强调对宗教学会的组建，必须体现五湖四海精神，宗教研究者、宗教工作者、宗教界学者都应成为学会开展宗教研究的基本力量。
　　1983年，他担任《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主编。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广大宗教徒能否在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发挥积极作用，一直是他力主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了从理论上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他明确提出研究和撰写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敢于突破禁区，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他明确要求全书的结论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对五百个实例的比较、分析和研究，作出系统的总结和科学的阐述，为制定党的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是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是研究中国当代宗教的奠基之作。
　　罗竹风是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他始终坚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出应当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不能用被断章取义了的意思不完整的“鸦片”说，作为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指导思想。
　　他始终坚持宗教的“五性”论，强调宗教的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国际性，是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对我国宗教的基本特征所作的科学概括，是一切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根本和基础。
　　他始终坚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保护宗教信仰、尊重宗教感情、开展宗教活动，是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一切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他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是宗教工作的精髓，提出在人民内部对宗教信仰者可以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即求爱国之大同，存信仰之小异，并最终以爱国主义作为团结的政治基础。
　　他始终坚持开展对中国当代宗教的研究，提出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用分析论证的方法，准确揭示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存在的原因、基础以及有所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党和政府制定宗教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他始终坚持宗教可以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提出在人民内部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能够达到“殊途同归”，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完全一致的根本利益，宗教的某些教义教规与社会道德有相通的内容和相同的约束力，并以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作为共同的落脚点。
倡导杂家的出版家
　　罗竹风在出版系统工作虽然只有二十余年，但是他在离开出版系统后仍然同出版工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57年，他担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在全力推进上海出版工作的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始终强调出版工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按照多出书、出好书、形成规模、形成优势的方针开展工作，必须以坚持质量第一、质量是图书的生命作为做好工作的座右铭。
　　他始终强调选题工作是出版社工作的基础，选题的品位和质量，是出版社工作思路、编辑思想的集中反映，是出版社专业定位、学术水准的显著标志。出书工作是完成选题内容的实践过程，是出版社全部工作的最终体现。
　　他始终强调图书应当反映正确的思想，传播科学的知识，凡是好的图书，往往总是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这是出版工作者必须追求的目标。图书应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富有较长的生命力，这是出版工作者必须把握的图书与报刊的性质区别。应当明确编辑是出版好书的关键，加强对编辑的培养和使用，这是出版系统各级领导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应当坚持图书的出版质量，切实履行严格的三审制和三校制，这是出版工作者必须承担的岗位责任。应当保持各出版社的专业特点，确立突出专长、强化优势、创建品牌、树立形象的办社思想，这是出版社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
　　他始终强调应当加强对图书的审查工作，要求出版局的相关处室，对出版社送来的样书，进行有重点的认真审读，对出书工作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作出言之有物的客观分析。同时要求对一些重要图书的审查，不能在成书以后，应当关口前移，从原稿阶段就及时介入，严格把好质量关。
　　在罗竹风的领导和出版系统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出版了一大批在全国极有影响的优秀图书。“文革”前的这一段成为上海出版工作最好的时期之一，而罗竹风思想解放、视野广阔、知识渊博、工作大胆、敢于负责、作风深入的人格魅力和个性特点，也给上海出版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罗竹风在全力推进上海出版工作的同时，还特别关心编辑人员的思想和工作状况，并为提高编辑的社会地位而大声疾呼，以致遭到了长期的迫害。
　　1962年5月，他在《文汇报》发表了《杂家》一文，指出编辑所从事的工作，既要求有宽广的知识面，是杂家，又要求杂中求专，是某个学科的行家，编辑工作很辛苦，而且要有奉献精神，所以希望领导能多重视编辑工作，多关心编辑疾苦。但是文章遭到了姚文元的错误批判，以后又在柯庆施、张春桥的支持下不断升温，无限上纲，直至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思想工作会议时使批判达到顶峰，于是在不容他分辩的情况下受到错误处理。但是出版界、知识界对罗竹风却更加钦佩和敬重。
　　“文革”以后，他虽然调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但仍对出版工作一往情深，又写下了《再谈“杂家”》、《三谈“杂家”》，对编辑是杂家、是通才进一步加以阐述，强调编辑应当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较高的审稿水平，相当的文字素养，出色的活动能力，只有同时具备了这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才称得上是好编辑。
　　罗竹风提出的杂家，已经为社会所认同，是对编辑的一种美誉。
树立丰碑的辞书编纂家
　　罗竹风为繁荣我国的辞书编纂事业辛勤耕耘了近四十个春秋。
　　1957年，毛泽东主席把大型综合性工具书《辞海》1936年版的修订任务交给上海，罗竹风作为上海市出版局的主要领导，从一开始即参与其事，是最早的两位副主编之一。他参与组建了辞海编辑委员会和辞海编辑所，具体主持了修订编纂工作。他与编委会一起，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修订思想，概括了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正面性、知识性、稳定性的编写原则，确定了以字带词、普通词语和专科词语兼收的收词原则，制定了一系列释文编写的行文规范，为修订工作确立了十分具体的指导方针。他领导了选收词目、试写样稿、总结经验、推动编写等工作，为全面开展高水准的修订编纂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经过全体作者、编者七个春秋的共同努力，1965年终于出版了《辞海》(未定稿)，圆满完成了对1936年版的修订，并取得了全面的突破性的成果。
　　罗竹风在这七年间，自始至终参加了全书的修订工作，特别是1963年因“杂家事件”受到迫害，成为专职副主编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曾协助主编主持召开编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策修订工作中的一切重大问题。曾全力主持日常修订工作，在把握方向、确定原则、指导编纂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帮助解决了许多在编纂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在审阅稿件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是唯一从头至尾审阅了《辞海》全部条目的领导人，对提高全书质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8年，他继续担任《辞海》副主编，具体主持《辞海》1979年版的修订工作。他明确提出，修订工作必须依靠参加过此项工作的全体专家学者，必须以《未定稿》为基础，在政治上必须彻底否定“文革”极左的理论和路线，在科学文化技术上必须尽力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了尽快扫除修订工作中最大的思想障碍，他与主编夏征农共同商议，具体主持了由巢峰起草的《〈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意见》的工作，最后由夏征农审定拍板。文件大胆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系列极左提法，对指导实事求是的修订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始终坐镇修订工作第一线，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帮助解决了许多尖端而棘手的问题，并为《辞海》撰写了前言。《辞海》1979年版的公开出版，是结束中国辞书编纂落后面貌和开创新纪元的重要标志。
　　1980年，他任常务副主编，继续具体主持《辞海》1989年版的修订工作。他提出修订工作应当继续清除1979年版未及肃清的“左”的流毒和影响，力求反映最新的科学文化技术成果，努力做好补缺（完整学科体系）、纠错（消灭释文错误）、删滥（去除查考价值不大的条目）。这些意见是编委会对修订工作总要求的主要内容。1989年版与1979年版相比，观点更为正确，内容更为丰富。1993年，《辞海》1989年版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1979年，罗竹风担任特大型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主编。作为这一巨大工程的设计者、组织者、领导者，他部署了全书编纂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关于组织机构，他提出应当组建为编纂工作提供组织保障的工作委员会，提供学术支持的学术顾问委员会，提供质量保证的编辑委员会。关于词典性质，他提出应当是一部以汉语言专业工作者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提高性质的特大型语文工具书。关于词典规模，他提出应当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收词达到40万条左右，字数达到5000万字左右。关于词典质量，他强调必须是能够达到反映汉语言全貌，并对中华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科学全面总结的要求。关于编纂方针，他概括为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条目内容应当达到古今汉语兼容并蓄，应当注重对源流的探究。关于编纂原则，他提出必须达到收词谨严，准确把握历时性和共时性；释文应义项完备，词义确切；体例应整齐划一，切实起到统一规范的作用；装帧设计和插图应具有中国风格。关于资料工作，他强调这是保证词典质量的基础，词典的内容和观点，应当从丰富的资料中概括和提炼。
　　在《汉语大词典》千头万绪的编纂过程中，他主持召开过许多次编委会、审稿会和定稿会，具体研究决定了一切事关全书的大政方略，部署和领导了包括讨论词目、解剖样稿、总结经验、全面推广等所有关键环节的工作，并且不辞辛劳地深入集中审稿、定稿的第一线，悉心研究推敲稿件，解决存在的疑难杂症，始终抓住编写质量不放，始终抓住出书进度不放，并建立起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他还在承担编写任务的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间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处理和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有效地推进了整个编纂工作的健康发展。
　　1993年《汉语大词典》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权威工具书。1994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功大会，赞誉《汉语大词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结晶，是中国辞书出版史上的壮举。
　　1981年，罗竹风担任我国第一部规模最大的《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之一。为了落实对所收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体现词典质量的关键问题，他曾与廖盖隆、范源两位主编共同商议，制定了实事求是的编纂方针，即尊重历史，尊重客观，既不溢美，也不饰过，只用资料，反映观点，如实评价，无有偏颇，以此指导编纂工作。他还与两位主编一起，组织召开编委会、审稿会和定稿会，解剖稿件，研究问题，总结规律，形成措施，狠抓编纂质量，并帮助编辑部解决书稿中出现的疑难杂症。1993年《中国人名大词典》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罗竹风主持编纂的几部规模最大、在读者中最有影响的骨干型工具书，在我国辞书编纂史和出版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座巍峨的丰碑，同时也为我国辞书编纂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模式和经验。
具有鲁迅风的杂文家
　　罗竹风自三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六十余年笔耕不辍。
　　他始终坚持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的正确方向，大力发扬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的战斗精神。新中国成立前，为唤起民众、争取光明而呐喊，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素有“小鲁迅”之称；新中国成立后，为颂扬祖国、赞美时代而讴歌。
　　他始终坚持杂文作家的社会责任，努力从赞扬和暴露两个方面，为祖国的繁荣发展鼓劲呐喊，为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战斗不息。
　　他的杂文具有精悍、犀利、一针见血、富有哲理的风格特点，发挥了抑恶扬善、激浊扬清的战斗作用。
　　他的杂文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体现了杂文灵活生动、涉猎面广的个性特点。
　　他的杂文充分发挥了深邃的思想性和鲜明的论战性的效能，为引导人们、教育人们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弘扬正气、抵御歪风，为加强舆论宣传和监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具有鲁迅风的杂文家。
　　1987年，他担任上海市杂文学会会长。积极组织学会活动，引导开展歌颂与暴露、补台与拆台、主流与黑点、积极与消极、建设与扫除等一系列杂文思想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杂文的正确方向、时代要求、历史责任，推动了上海杂文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1996年，他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49-1976）主编。提出全书要着力反映整个历史时期杂文作品的主流和全貌，突出杂文作品的思想性和论战性，担负起针砭时弊，发扬正气，陶冶性情，振奋精神，关心人民甘苦，益于世道人心的历史责任。
　　罗竹风是上海杂文界的一杆旗，也是在全国具有影响的杂文家。
　　他始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就在于它能紧扣时代主题和直面世道人生，具有除旧布新的社会效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贡献。
　　他始终强调杂文的论战性，就在于它的说理和议论，具有压邪扶正的震撼作用，为加强舆论宣传和监督作贡献。
　　他始终强调杂文的多样性，就在于它的形式广泛和文风活跃，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贡献。
　　他始终强调加强杂文作家的社会责任，始终以抑恶扬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杂文的主基调。
繁荣上海
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人
　　罗竹风为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努力奋斗了四十个春秋。
　　1956年，他担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秘书长。具体负责组建了经济、历史两个研究所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及七个学会，创办了《学术月刊》杂志，制订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十年规划，为发展上海的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9年起，他先后担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和主席，领导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讨论和理论研究。
　　他主持开展了一系列肃清“文革”流毒的工作，积极组织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积极为“文革”前和“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上海学术界知名人士平反昭雪；积极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从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两个方面进行拨乱反正。
　　他积极倡导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作为理论研究的座右铭；积极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既不能将书本上的内容作为教条，也不能因为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就止步不前；积极组织“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在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干扰，突破禁区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要求社联的全部工作必须以贯彻“双百”方针为总原则；明确要求组织学术活动，必须营造活跃、宽松的学术氛围，开展学术讨论，必须体现自由、民主的学术精神，不断提高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水平。
　　他积极主张树立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努力为研究和解决新时期的新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明确要求开展学术活动，必须安排具有实际意义的内容，并且力求生动活泼。
　　他明确要求必须做好学会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努力开创上海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明确要求必须做好《学术月刊》、《民主与法制》、《社联通讯》等刊物的编纂工作，为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提供探索、争鸣、交流、繁荣的阵地。
　　罗竹风主持上海社联工作的十年，是学会工作迅速发展，不断繁荣的十年，是理论研究欣欣向荣，硕果累累的十年，是上海社联工作最好的时期之一。
　　罗竹风是发展和繁荣上海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人。
　　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停滞僵化和各种形式的“凡是”观点，坚决抵制因人为制造的偶像和权力干扰实际工作，坚决批驳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倾向，从既排除“左”又克服右两个方面，牢牢把握繁荣上海社会科学事业的正确方向。
　　他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科学研究无禁区，真理发展无止境，强调在学术研究上，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研究，决不把学术上的争论当作政治问题对待；提出内部讨论无禁区，对外宣传守纪律，强调内部讨论必须有宽松的气氛，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对外宣传必须守纪律，决不允许公开宣传不成熟的思想或理论。
　　他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必须是党的依靠力量的观点，提出对知识分子应当充分信任，积极依靠，放手使用，充分记取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视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歧视、排斥、改造、打击所造成的危害和教训。
　　罗竹风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是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优秀的领导干部，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他的革命精神，高尚人格，思想学说，道德风范，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选自《罗竹风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