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校2022年春季学期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精耕细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之成为以质图强、争创一流的思维范式、发展方式、工作模式，推动全校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全力以赴做好“聚势谋远”的“后半篇文章”。强化精耕细作，是立足学校新发展阶段作出的战略判断，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由大到强”历史性转变的必由之路。为全方位、立体化推动全校上下树牢精耕细作的意识和态度，深入落实“精进、精细、精准”的要求，推动学校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宣传部、融媒体中心策划推出“精耕细作大家谈”专栏，发布部分师生医务员工对“精耕细作”的观点看法、经验分享、务实举措等，激励大家以精耕细作增实效，以争先进位求突破，以实干担当促发展，不断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文学院院长杜泽逊：从满足教学需要着手来带动学术研究和人才成长

“精耕细作”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指的是在农业上认真细致地耕作。我们平时搞研究要用参考书，比如字典，字典和字典之间比较同一个词条、同一个字，谁解释得准确、全面、到位，通过筛查和判断，一比较就看出来了，这些都需要时间、精力、动脑，必然周期要长、用功要多。从学校层面看，“精耕细作”体现在教学、科研、人才、管理等方方面面，没有一个角落不需要精耕细作。我们一直提倡的内涵式发展，落到实处就是“精耕细作”。

我认为，“精耕细作”首先要从满足教学需要着手来带动学术研究和人才成长。孔子说要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什么意思呢？是根据学生的基础不同、兴趣不同来提出不同的培养方向，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从尊重每个学生的意义上来讲，因材施教是更深入的平等。文学院现在有计划，把必修课压缩，由原来的大约20门压缩到6门，这6门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除这6门课程外的其他课程由学生根据兴趣来选，这就形成了一人一方案，根据一人一方案来统计每门课有多少人选修，哪怕一个人选修也要开课。我们现在规定多少人以上选修才能开课，这不够细致。我们的成才率，尤其是杰出人才成才率，有的时候一个班出了一个人才就已经很高兴了。我们开课为什么不可以人少一点呢？虽然可能这个课很专业、很偏门。季羡林先生曾经学吐火罗文，当时学这个的没几个人，要按我们的选课标准，可能就没法开课了。

为了适应教学，第一要增加有关专家，第二要让现有的专家研究得更深更细。我们的专家不能光答疑，培养面向未来的新文科背景下的人才，需要积极引导，使高水平的人往高处游，中水平的人往中处游。怎么样是高水平的？这个就需要老师艰苦治学，深入思考，还得有国际视野，这样才能积极引导学生。

那是先有人才后有学问，还是学问支撑人才呢？学问支撑人才。由教学培养人才，由“因材施教”这个抓手带动一切。

健全队伍、深入研究，要从本科教育入手，这是一个突破口。我们说要 “以本为本”，我认为这太正确了。什么叫“本”？就是根，所有的树，所有的木，所有的花都是从根上生出来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一发”就是本科教育。

我们进人主要是先满足教学需要，我们在上一届中层换届后盘点人才队伍，是65个在岗老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将近10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80多人。在这个情况下，必须先进人，而且必须精准进人，也就是说必须是你看得上的，业务上过硬、为人上过硬的人，看准了就抓紧进。这样我们将近4年就进了大约30多个教师，现在达到了82人（已退休教师未计算在内），刚刚跟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差不多。后期还要继续进人，但是也不能太突击进人，需要徐徐地进，以保证队伍建设的阶梯性，从而使队伍更加持久。

这支队伍要发展成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质量？还是要以教学和教材建设为抓手。

首先，我们开设了32门原典课。这项工作开始于2018年，也就是上一届中层换届之后。这32门原典课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已基本搬上了课堂，只有一两门课因特殊原因还没有开起来。不过在这三年多里，还有计划外的原典课搬上了讲台，那就是著名学者叶国良教授的“《仪礼》导读”，赵生群教授的“《左传》导读”，这样仍然不少于32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学科有32位教师在研究本学科的32部经典，那对学风会是什么影响？这32位教师在32部原典上拥有话语权，应是一个最直接的成果，就好比经济学家开设“《资本论》导读”，那他在《资本论》方面具有话语权，我们的学科会是什么水平？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又是什么水平？我们的学风又会朝哪里发展？新一轮“双一流”方案中，特别强调发展基础学科。基础学科指中文、历史、哲学、考古、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共8个学科，有的老师不同意这个分法，当然可以讨论，但基础学科例如数学、物理，肯定是公认的。历史证明基础学科领先是科学技术领先的根本条件，人文学科也是如此。中文学科32门原典课的开设毫无疑问是打牢基础、面向未来的切实举措。随之而来的，是32门原典导读课的讲义的形式，条件成熟了就要陆续出版，这套教材具有基础性与创新性、前沿性相统一的特点，可以说，站住原典阵地，就站住了人文学科的前沿阵地，也就站住了教材建设的优势地位。

其次，有计划地修订、再版已有的教材。山大中文学科在教材建设方面一直居于前沿。1957年，由当时的高教部审定、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起草人是北京大学游国恩、王瑶，山东大学冯沅君，复旦大学刘大杰，武汉大学刘绶松。武汉大学刘绶松属于现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部分的起草者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三所高校。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由教育部认定为高校文科教材，主编是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5人，他们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三所高校。由此可见，山东大学在中国文学史教材建设方面曾作过重大贡献，有特殊地位。考虑到中文学科属于基础学科，多年已经形成的教材，仍具有参考意义，于是我们规划了《高等学校中文一流学科参考教材》系列丛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第一批已经交山大出版社的有11部：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两史》，葛本仪《语言学概论》，曾繁仁《生态美学概论》，徐超《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冯浩菲《中国训诂学》，杨端志《训诂学》，路广正《训诂学通论》，姜宝昌《文字学教程》，吉发涵《中国古代文化纲目举要》。这批教材的再版重印，将为新教材建设提供重要参考，也是山东大学中文教材建设的重要基础。

再次，成立“中华三千年文学传统研究创新团队”，这个团队团结了一校三地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文献学的绝大部分老师，首先做一件事，就是集体分工撰写一部《中华三千年文学通史》，这部通史从商朝中期的甲骨文讲起，一直讲到当代网络文学，把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之前和之后的文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之后的文学，彻底打通血脉，真正弄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总结其发展规律，从而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样一些精辟论断，落实到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当中，落实到课堂上，落实到文学史研究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这部《三千年文学通史》已经制订了凡例，讨论确定了纲目，并邀请我们的专家撰写十几篇样稿，这些样稿还要反复打磨，真正成为样稿，然后再邀请校内及全国各大学的专家分工撰写，真正写出一部代表当代水平、面向未来的文学通史，一部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好教材。这项工作计划两年完成，非常艰巨。

我认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应该成为内涵式发展、重基础而面向未来的一个试点。我们不能成为平庸的、既看不出长处、也看不出短处的类型，这是不值得肯定的。人家认为我们还有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就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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